第21章 國民黨新右派的領袖 (5)

1．對蘇聯態度的前後變化

蔣介石早年並不反蘇，1921年3月28日，蔣介石致孫中山的信函中曾表示國民黨應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這是蔣介石最早對和蘇聯的表態。1923年8月5日，蔣介石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文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一之同誌，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蘇俄與中國關係之密切，非他可比。”蔣介石後來接受了孫中山的委任，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俄考察。

蔣介石去蘇俄訪問期間，在與蘇共領導人員的會談中及在遞交蘇方的各種文件中，都有許多對蘇共、的溢美之辭，希望蘇聯能對中國革命在軍事、政治上有所幫助。

11月26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蔣介石在會上發言說，“我們認為，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國”，“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國的革命政黨國民黨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共產國際代表著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還擔負領導革命運動的任務”。

這次訪蘇，蘇聯在經濟、軍事、政治等很多方麵都給蔣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蘇聯軍隊建製中的編製和黨代表製度等，蔣介石十分讚賞，當他回國主政黃埔軍校時，黃埔學生軍、黨軍的建製、黨代表製度以及對軍隊政治工作的強調，都具有明顯的蘇聯模式的色彩。

在異國他鄉受到極為隆重的歡迎和接待，蔣介石感到無比風光。盡管訪問期間，日程緊張，事務繁忙，但蔣還是逢場必到，而且總是熱情洋溢。

但蔣的出訪絕不僅僅是純粹的禮節行為，更多的是一次政治活動，一次請求援助的被動外交活動。孫中山委派蔣介石率團訪蘇，主要目的是尋求蘇俄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和支持，特別希望能在蘇俄的援助下實施在中國西北和北方地區的軍事計劃，孫希望在蒙古南部建立一支軍事力量，從而威脅北洋軍閥勢力所在的直隸和北京。但，蘇俄對蒙古地區一向有企圖，不想讓孫中山在此處發展軍事力量，故蘇方遲遲不予答複，這使蔣介石十分惱火。

11月27日，托洛斯基會見孫逸仙博士考察團時，建議“國民黨應立即堅決果斷改變其政治方向。現在應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軍事活動減少到最低限度。”“孫中山與國民黨要盡快放棄軍事冒險，集中精力去做中國的政治工作”。明確否定了孫中山的軍事計劃，這使得蔣介石對蘇俄一直心存芥蒂。

1923年12月，蔣介石訪蘇歸來後，對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開始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回國後，向孫中山呈遞一份《遊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至今未公開發表過。但他從不重視這次訪蘇結果和其他言論上可以看出蔣介石對蘇俄是不滿意的。

在黃埔軍校，蔣根據自己對蘇俄的考察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主張以蘇俄紅軍為榜樣來組織培訓軍隊，在軍校和軍隊中建立黨代表製度和政治工作製度，注重對軍隊和軍校學員進行政治教育。他說：“軍隊設黨代表製度，在中國是由我一個人提出來的，黨代表這個製度，是仿效蘇俄赤軍的辦法”。此外他還努力與派到軍校工作的顧問們處理好關係。

軍校剛剛開辦時，根據當時的形勢，顧問們提出改革教學方法和教學課程時，蔣對此“幾乎無條件采納”，特別是對首席顧問加倫處處表示信任和尊重。他多次請政治總顧問鮑羅廷到軍校講課、演說。

蔣的用心良苦，精心策劃同樣贏得蘇聯方麵的欣慰和重用，反應頗為樂觀。蘇聯方麵認為：蔣是同中國人緊密合作的左派；蔣介石讚同和學習列寧建設紅軍的經驗，聘請蘇聯顧問，建立黨代表製度和政治工作製度等；蔣介石尊重共產國際代表，並友好相處；孫中山是蔣介石的政治導師，蔣介石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三大政策。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及廣東區委的一些同誌主張在軍事上側重於扶植黃埔，在策略上采取“黃埔中心主義”，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地位，使黃埔能夠迅速發展起來”。

從國民黨一大召開至中山艦事件發生的一段時間內，蔣介石曾在多種場合強調學俄聯俄的重要性。他在對黃埔軍校入伍生訓話時指出，我們的三民主義和都是為無產階級奮鬥以求生存的，民主主義的最後一步就是。俄國成功的原因就在於俄國重在紀律，組織嚴密。他們的黨員明白主義，都有決心犧牲個人的自由，來救全人類的自由的決心，所以他們成功得那麽快。他說，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的辦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黨員的責任。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非仿效他們不可。

這一階段，蔣介石積極參加了統一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在平定商團叛亂中初露頭角，後在兩次東征和平叛劉楊叛亂過程中，一直擔任總指揮，領導革命軍取得勝利。客觀上，為自己塑造了一個革命英雄的新形象，贏得了廣東民眾，蘇聯顧問和中國的信任，毫無疑問，蔣介石成了一個革命派的典型。

其實，一直到中山艦事件發生為止，蘇聯都是蔣介石完全意義上的後台，而蔣介石也刻意塑造出極“左”形象，騙取豐厚的政治和軍事援助，逐步地攀登權力頂峰。然而廖案後的政局既是蔣、汪合作的局麵，也在蘇聯和汪蔣之間製造了新的權力角逐的客觀背景。1926年2月底，原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在一次宴會上的致詞中指出，廣東的統一有三位元勳，第一汪精衛，第二蔣介石，第三李濟深。這對於蔣介石來說，既是榮譽，又是羞辱，在外人看來，前者居多；在蔣本人看來，應該是後者為主。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最高領導的確立，是以資曆為起點，以蘇聯和中國的全力支持為基本條件的。在與國民黨右派保守勢力作政治鬥爭和對全局的支配權以及對廣東反動勢力進行討伐的過程中，蔣介石、蘇聯顧問以及中國是利益相關的，三者之間關係是妥協的，然而一旦這樣的共同敵人消失或不再是主要矛盾時，國民黨各種勢力就會重新分化整合。這客觀上就需要在蔣、汪之間重新分配蘇聯在華的權力資源。這意味著在蔣、蘇之間必然發生突破原來權力均衡，打亂原有製約秩序的事件，中山艦事件可算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2．對態度的變化過程

關於與合作，蔣介石也是經曆一個態度轉變的過程。蔣介石說：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真正革命的同誌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促進本黨的革命精神，所以總理就下這個大決心，不為眾論所動搖。並且總理曾說，如果國民黨的黨員，反對，我便要自己去加入。

在聯共方麵，張國燾曾有過這樣的評價，蔣主持黃埔軍校初期，色彩是相當紅的，由具有黨籍的學生們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也獲得他的支持。

在扶助農工方麵，他派黃埔軍校的學員任省港大罷工糾察隊教官，派兵保護受到敵人襲擊的工人糾察隊。在東征中，他允許政治部派員到各地開展群眾運動，並撥出一部分槍械武裝農會與農軍，他同意在抄得的逆款10萬元中拿出兩萬元作開展黨務工作和工農活動的經費。

在反對國民黨右派方麵，他稱戴季陶是“以尊重總理適以侮總理”，“是總理的不肖之徒”，“吾儕當鳴鼓而攻之”。對西山會議派攻擊的行為，他非常“憤怒”，譴責為“誣總理，誣本黨”，說國共合作“自改組迄今，成績俱在”，並以東征軍總指揮的名義警告他們，要他們反省。1925年2月底，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企圖在廣州舉行反革命示威遊行，蔣在汕頭得知後“連夜嚴電阻止”，回到廣州即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使得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垂頭喪氣”。

1925年8月，蔣的革命言行正好獲取與汪精衛、許崇智一道被授權處理廖仲愷遇刺案的政治、軍事和警察權。利用此機會，他驅逐與廖案有嫌的許崇智，吞並粵軍，一躍而成為廣東最大的軍事實力派。國民黨對蔣介石“左”派行為的最大政治回報體現在其二大上，國民黨二大開幕後，蔣以“東征英雄”的身份從前線回廣州出席大會。1926年1月6日下午，蔣代表軍事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在大會上，蔣以248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有效票249票）。1月22日，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又推舉蔣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2月1日，軍事委員會任命蔣為國民革命軍總監。蔣終於進入國民黨核心機構，這就替他排除異己，奪取國民黨的更大權力鋪平了道路。

蔣介石的這些行為同樣取得了中國的擁護，然而，蔣介石絕不是一味地慷慨激情，虛懷若穀。他的所作所為是有底限的，即一切以不能損害他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說得具體一點就是的一切行動必須經過蔣介石的點頭同意、允許才可。不經同意，而妄自行動，或行動過火，蔣介石都是要有所表示的。

國共合作伊始，蔣介石視為“寄生”，“不懷好意”，且對國民黨一大中不少黨員的行為“甚感憤慨”和“憂心忡忡”。認為挾俄之旗幟，自重身價，本黨人員盲從，心理迷惘，如此下去，恐怕不能完成國父所托。

國民黨二大以前，蔣雖然不敢公開，可對的限製活動一刻也未停止。首先是禁止在軍隊中擔任幹部職務。他查悉陳賡是員，便在學生花名冊裏在陳的名字下作“此人是C·P，不能帶兵”的記號。其次是縱容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的行為。據蘇俄軍事顧問回憶：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猖狂地反對統一戰線，破壞國共關係，一團二營黨代表李之龍挺身而出與之鬥爭，蔣立刻將李調離戰鬥部隊，到黃埔軍校當教官，以示懲罰。

東征軍抵潮汕時，蔣的羽翼漸豐，因而把對的監視由暗中轉為公開。先是誘使交出名單，接著又以“保證黃埔軍校的統一”為名，要退出國民黨。此兩計行不通，他又提出所謂“調和黨爭辦法”，規定的活動須公開化，國民黨黨員加入必須經過校黨部批準。但此路仍不通，他隻得另辟新徑。

國民黨二大後，蔣的政治態度朝右的方向急轉，導致中山艦事件的發生。1925年和1926年初，廣東的革命形勢如火如荼，各種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參加省港大罷工的二十幾萬工人中，有三千多人的武裝糾察隊。全省以海陸豐為中心有60多萬農會會員，農民自衛軍有3萬餘人，主辦的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裏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政治覺悟、訓練有素的進步青年。國民革命軍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員擔任。國民黨二大選出的中央執委、監委中，占7人，左派占7人，右派占15人。國民黨中常委、各部部長、各部秘書長中均有員任職。

國民黨二大給蔣帶來的顯赫聲譽並未使他感到高興，相反，在左派和人以及蘇聯顧問對廣東局勢十分樂觀時，蔣卻整日悶悶不樂，經常痛斥部下，連1月20日國民黨二大閉幕式也借口“心悶足痛”而避不出席。1月26日，“足痛”的蔣突然登上白雲山巔，騁懷回眺，亦不能稍解鬱悶，感歎如何可才能弛責釋負，達隱居之目的。與張靜江說到本黨現象與個人處境時，不禁感慨係之。顯然，蔣苦悶和傷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國民黨二大被的空氣籠罩以及國民黨二大後的黨務、政治、軍事等陷於被動。蔣思考再三，最後決定“積極進行，衝破難關”，“負起責任”，與、國民黨左派“奮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