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白蝶標本 (1)

聽人叫穗子，我曉得回頭那年，我兩歲。

把下巴頦兒壓在桌沿兒，在無線電裏聽戲，我五歲，然後我就會了“唉”地一聲歎氣。

一天，我從外麵跑回家，一根辮子齊根給人剪了。“給誰剪掉了？”外婆問。我說：“革命小將！”我又說，“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對麵樓的和平鴿上（李叔叔隻有和平鴿一隻鴿蛋那麽大，要是那和平鴿下蛋的話），跳下來了。”

“你也去看了？難怪人家革命小將捉住你剪你小辮子！”外婆說。她拎著剩下的那根辮子，不知拿它怎麽辦。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見李叔叔給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來了。大家說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營養好，營養好’。大家都說自殺是‘活該’”。我從許許多多的腿看進去，看見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學大家那樣白白眼睛說，“活該”！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裏難過，這樣講個“活該”，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聽，我跟你講的這個故事裏，你再也不會聽見“李叔叔”了。

把門牙並緊，再拿舌尖去頂，嘴唇一放開，決了“自殺”來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講出這兩個字。那年我七歲。

外婆去世我八歲，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有時鄰居跑來偷看我爸，看他怎麽會自己和自己講一個小時的話。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講話，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雞蛋，求我到外麵去玩一會兒。鄰居們慢慢就習慣了，不來偷聽爸對著我這樣一團死靜的空氣講話了。

頭次跟韋誌遠談話是外婆去世後。他是老門房的兒子，老門房退休了，就從鄉下換來了這個韋誌遠。韋誌遠跟他爸一點兒都不像，從不站在院子當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電話！邱振掛號信！”韋誌遠總是跑到人家門口，用指頭彈彈門，人家門一開，他滿臉通紅地說：“電話電話！”

我心裏的秘密是韋誌遠的英俊。我絕不跟人家透露這個秘密，絕不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好看，我要讓大家覺得他醜。別人說他又呆又蠢又鬥雞眼，我就哼哼地冷笑。當然“哼哼”是不響的，隻在我心裏。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隻有你一個人看得見韋誌遠的模樣。

韋誌遠天天坐在他爸那個破板凳上看書。有人走進走出，他眼睛稍微從書上拎起一點兒，看看那些腳就曉得是誰走過了。有時看見一大串穿假解放軍黃膠鞋的腳“卟嗒卟嗒”地跑來了，隻隻腳都跑得冒煙，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來，落得很低，眼皮全關閉了。等那些冒黃煙的腳跑遠了，他趕快去看他們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軍裝的脊梁衝進誰家了，拖出誰來了。韋誌遠有數：誰給拖出去就沒回來了。

我走過去走過來，韋誌遠也是從我的腳認得我的。他認得我這雙鞋：底子翹在上麵，幫子給踩在下麵。有一天，韋誌遠看到我這雙滾蹄子鞋（外婆的話）站在他眼前，不動了。

“韋誌遠。”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說：“穗子，你爸給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沒拿，給賀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賀家一瓶。”

“韋誌遠你看什麽書？”我問他。

他說：“你媽也不給你做鞋？”他一麵看我的鞋，一麵把書的封麵亮給我看，書沒封麵。他看的書從來沒有封麵，封麵給剝幹淨了，連書脊背上的字也沒剩半個。書這下就成了沒名沒姓沒戶口的東西。在我們這裏住，連黃狗都有名有姓有戶口。朱阿姨反動，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賊似的，順牆根兒的黑影子溜，最後還是給人綁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樣遊街出風頭。沒名沒姓沒戶口就什麽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麽辦了。現在我們這裏“**”，大家都不看書了，書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這是什麽東西：資產階級還是封建主義，反黨還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員，就不會給打倒。誰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誰也不想拖我爸去關“牛棚”，大家拖的是寫劇本的邱振。韋誌遠去掉所有書的名字，書就不是它們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讀的這些不是書的玩意兒叫什麽玩意兒，該拿他怎麽辦，所以我們大家鬧革命，隻有韋誌遠安安穩穩讀他手裏誰也看不清叫不明的東西。

“唉，韋誌遠。”

我這樣很乖地叫他，讓他從我的“滾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紅方格褲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兩隻手上長著花花綠綠的凍瘡。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鍋巴閃閃發亮。然後他看到我再也長不齊的頭發，跟綁強盜一樣狠狠綁出兩個揪揪。我看見他眼睛像瞎子一樣軟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驢那樣長，鬥雞眼是鬥雞眼，不過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時候也鬥雞眼。

我沒話跟他說，他也沒話跟我說。

其實我天天都想跟他說：“韋誌遠，你等我長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渾身發熱就像突然過夏天了。他看見我笑的時候嘴裏缺兩個門牙。我曉得自己缺門牙是很有風度的。

這麽近了，我看得見他書上的字。全是戲文，還有“歹、歹、歹、大大大大、倉”。現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劃什麽了，他在劃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煙、咯咯笑都有板眼。韋誌遠的兩個手指頭還並著齊齊的，放在腿上。那條灰燈芯絨褲子有塊地方絨全禿了，被他手指頭劃板眼劃禿了。

我歎一口挺深的氣。

原來還有另一個人喜歡朱阿姨唱過的戲文。

這時一個小老頭進來，背一根繩子在肩膀上，繩子拴一個平板車。一會兒，小老頭出去，他平板車上會裝滿廢紙。我們這個地方永遠有許多廢紙，因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這裏。過去作家寫書、寫劇，現在寫認罪書、檢討書、檢舉書，所以寫出許多廢紙來。穿假軍裝的革命小將也一會兒來一趟，往貼滿紙的牆上再糊一層標語、大字報。我們這個作家大樓原先是紅磚的，現在一塊紅磚也看不見了，糊滿了紙。風一吹，整個樓“嚓啦啦啦”響；一下雨，滿樓亂淌墨汁，人不能從那下麵走，一走就滴一頭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將來了，前一批剛貼的大字報就成了廢紙。不管漿糊味有多新鮮，更新鮮的漿糊就刷上來了，等到這小老頭一來，誰的紙都是廢紙。他隻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雙腳一蹦，“噝啦啦啦！”

韋誌遠的爸老門房一般不準這小老頭進來。有時小老頭連人帶車都被攆出去很遠了，老門房還要跑著再攆一段路。韋誌遠就不一樣，誰進來他也不攆。賣醬油的、收購雞毛鴨毛的、補鍋釘鞋掌的、牙膏皮換糯米糖的，都可以邊走邊唱就進了這個作家協會大門。

小老頭很快就拉一車白花花的廢紙出來了。要不是這小老頭，我們大家早讓白花花的紙淹死了也靠不住。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子後麵去了。韋誌遠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邊。外婆說那是大躍進時蓋的豬圈，作家要自己養豬。豬給吃光了，就把豬圈蓋成了宿舍。

小老頭把拿不了的紙都堆在韋誌遠宿舍外麵，每一垛子紙上壓幾塊韋誌遠的煤餅，風吹不走。

我在同韋誌遠談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著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們這裏。她小孩的第三個爸爸是我們這兒的副主席。我們這兒剛鬧“**”時，他就被革命小將不知拖到哪兒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長辮子，省得大家給她剪。我那一回給爸爸帶到春節聯歡晚會上，一個又瘦又高的女人走過來，講話飛眉飛眼的，頭後麵有個大蜂窩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動了！她是名聲很響的朱依錦。她名聲太響了，所以我們這些鄰居從來見不到她的。她手裏夾著香煙，跟我想象的名演員一模一樣。她笑的時候露出長長的兩排牙齒，每顆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從來不洗的茶缸子裏麵的顏色。她跟男的講話，老要說：“哎喲，你氣死我了！”然後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臉上似的，大家看著她那條看不見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講話也那樣，先看看我說：“老邱你的千金啊，這麽嗲！哎喲，你氣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駕了雲霧，給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樣，認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麽舞著水袖走遠了，一雙腳大大的，走起來倒像完全沒有腳，乘船一樣。

下一個春節晚會我又見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東倒西歪地唱“貴妃醉酒”。那一段戲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

最後一次見朱阿姨，我在大門口看批鬥會。臨時搭的舞台太小，給批鬥的人隻好輪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樣，拚命往蹲在那裏等著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邊擠。一個男小將推我一把：“擠什麽，你？”

我還擠。看見一隊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隊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見朱阿姨在哪裏。人戴了這種白紙紮的高帽子怎麽都一模一樣了？

男小將一隻大手過來，提起我的棉衣後背，像我們逮蜻蜒那樣。我四隻腳懸起，使勁地亂刨空氣。

“就你搗亂！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來這一下，可算看見朱阿姨了！她在一頂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劉海兒，兩隻手都給墨塗得漆黑。她一隻黑手擱在夾肢窩下，另一隻黑手蹺在空中，夾一根煙。

“我你媽！”我對男小將喊起來。

朱阿姨一下抬頭，找到了我這條粗大的嗓門兒。

男小將把我一扔，說：“再罵！”

“我你奶奶！”我邊罵邊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讓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會兒，忽然笑起來。用那隻塗黑的手捂著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壞了。從此以後批鬥朱阿姨就單獨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還掛著一串破鞋子。全國的著名女演員挨鬥都要掛破鞋。大家說：“不做破鞋怎麽做女演員啊？”朱阿姨對再高的帽子都沒意見，就是不要掛破鞋，每次都哭啊鬧地給人從大門拖出去。每次朱阿姨給拖出去的時候，韋誌遠都從板凳上站起來，恭恭敬敬地站在凳子一邊，就像給朱阿姨讓座一樣。50歲的朱阿姨像個賴學女孩，屁股向後扯，身子又給人扯到前麵。韋誌遠就那樣站著，不知該幫誰。

朱阿姨出事是在昨天晚上，是她的廣東保姆講出來的。廣東保姆費了許多力氣才讓大家聽懂，朱依錦“食了毒藥”。朱阿姨一天到晚換保姆，一聽保姆告訴她鄰居家的醜事，她就把保姆辭掉。最後她到廣東找回一個保姆，大家再想聽她講朱阿姨的事也沒法子聽懂了。革命小將對廣東保姆說過許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廣東保姆好好地謝了他們說：“那你給我買火車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著朱阿姨。連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劃清界線，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什麽毒藥？”大家打聽。

“安——眠——藥！”保姆說，“一——百——粒！”

“哎喲！”有人說，“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臉一樣抹一把鼻涕眼淚說：“反正不演戲了，有一個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門給封了，保姆也就被強行解放了。她拎著包袱，從韋誌遠腳邊，邁著逃荒的步子從這個大門走出去了。

我到醫院看朱阿姨的時候，是晚上六點。醫院在開晚餐，滿樓都是搪瓷盆子的聲音。我不知朱阿姨的床號，隻好一層樓一層樓地找。問護士，護士反問我：“什麽病？”我說：“沒病，是自殺。”護士說：“我們醫院沒有自殺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