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剿夷與撫夷 (2)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了，英國遂派第二次的使節來華，其目的大致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了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白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的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著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須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第三、鴉片貿易之禍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麽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隻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加增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品。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乃獎勵種植，統製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

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加增。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1821年）輸入尚隻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萬箱，值價約一千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出，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般紳士，覺得禁煙絕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麵加重關稅，一麵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黃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聲疾呼的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折上了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的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尚隻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別人，所以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裏，要禁煙應從廣州下手。惟獨兩湖總督林則徐完全讚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加嚴禁止，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煙禁。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雖然以先沒有辦過“夷務”，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我國士大夫階級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複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幹涉，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間英國人絕不願意我們實行禁煙呢？

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兩方麵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第四、商業戰爭和殖民戰爭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一個星期的考慮和布置，他就動手了。他諭告外國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出賣的鴉片“盡數繳官”；第二，出具甘結，聲明以後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出，甘願“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官僚，到任之初，總要出個告示，大講什麽禮義廉恥，實在還不是要價？價錢講好了，買賣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的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圍起來，把行裏的中國人都撤出，然後禁止一切的出入。換句話說，林則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國人的監牢，並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當時在十三行裏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aptainCharlesElliot）在內。他們在裏麵當然要受相當的苦，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糧食還是有的，外人預貯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濟。義律原想妥協，但是林則徐堅持他的兩種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麵隻有兩隻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隻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由他以商業監督的資格給各商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為大英帝國的鴉片。

義律共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箱，共計二百數十萬斤，實一網打盡。這是林文忠的勝利，道光帝也高興極了。他批林的奏折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煙，他們想林這一次發大財了。林在虎門海灘挑成兩個池子，“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撤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灰煮之，煙灰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可嗅。潮退，啟放涵洞，隨浪入海，然後刷滌池底，不留涓滴。共曆二十三日，全數殆盡銷毀，逐日皆有文武官員監視。”外人之來觀者，詳記其事，深讚欽差大臣之坦然無私。

義律當時把繳煙的經過詳細報告英國政府以後，靜待政府的訓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並且朝廷調他去做兩江總督，他可是不去。他說：已到的鴉片，既已銷毀，但是以後還可以來。他要徹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結，以後不作鴉片買賣。這個義律不答應，於是雙方又起衝突了。林自覺極有把握，他說，英國的戰鬥力亦不過如此，英國人“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門的炮台都重修過，虎門口他又拿很大的鐵鏈封鎖起來。他又想外國人必須有茶葉、大黃，他禁止茶葉、大黃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間，廣東水師與英國二隻小兵船有好幾次的衝突，林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是樂觀的。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以後，就派全權代表懿律（AdmiralGeorgeElliot）率領海陸軍隊來華。這時英國的外相是巴麥尊（Lord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國主義者。他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並且要求一掃舊日所有的通商限製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天到廣東洋麵。

倘若英國深知中國的國情，懿律應該在廣州與林則徐決勝負，因為林是主戰派的領袖。但英國人的策略並不在此，懿律在廣東，並不進攻，僅宣布封鎖海口。中國人的解釋是英國怕林則徐。封鎖以後，懿律北上，派兵占領定海。定海並無軍備，中國人覺得這是不武之勝。以後義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艦隊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後，清廷憤懣極了。道光下令調陝、甘、雲、貴、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國腳慌手忙。上麵要調兵，下麵就請餉。道光帝最怕花錢，於是對林則徐的信任就減少了。7月22日他的上諭罵林則徐道：“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是時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隸總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國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調查英備，覺得英人的船堅炮利遠在中國之上。他國的汽船，“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他們的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隻須移轉磨盤，炮即隨其所向”。回想中國的設備，他覺得可笑極了。

山海關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強蒸洗備用”。所謂大海及長江的天險已為外人所據，“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他決計撫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