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在矛盾中行進的明朝 (3)

間或於此之外，取錄一二，謂之充場儒士，是極少的。國子監生及府州縣學生，應鄉試中式的，謂之舉人。舉人應禮部試中式，又加之以殿試，則為進士。分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職修撰，第二三人授職編修。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都得考選庶吉士。庶吉士是儲才之地，本不限於進士。而自中葉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所以進士之重，為曆代所未有，其所試：則首場為四書五經義。次場則論、判及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鄉會試皆同。此亦是將唐時的明經進士，及宋以後經義、詞賦兩科，合而為一。所試太難，實際上無人能應。於是後來都偏重首場的四書文，其他不過敷衍而已。其四書文的格式：一、體用排偶；二、須代聖賢立言，謂之八股。初時還能發揮經義，後來則另成為一種文字，即使是不懂得經義的人，也會做的。應試之士，遂多不免於固陋了。

明朝的兵製，名為摹仿唐朝，實在亦是沿襲元朝的。其製：以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十二人為千戶所，一百十二人為百戶所。每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諸衛或分屬都司，或直屬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都司則都屬都督府。衛所的兵，平時都從事於屯田。有事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之兵用之。師還，則將上所佩印，兵各歸其衛所。於此點最和唐朝的府兵相像。而衛指揮使和千戶、百戶，大都世襲；都督、同知、僉事等，多用勳戚子孫，則是摹仿元朝的。元朝以異族入居中國，這許多人，多半是他本族，所以要倚為腹心。明朝則事體不同，而還沿襲著他，實在很為無謂。凡勳戚，總是所謂世祿之家。驕奢淫佚慣了，哪裏有什麽勇氣？明朝後來，軍政的，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其取兵之途有三：一為從征，二為歸附，都是開國時的兵，後來定入軍籍的。這亦是摹仿元朝。而明朝最壞的是謫發，便是所謂充軍。有罪的人，罰他去當兵，這已經不盡適宜，卻還有理可說。而一人從軍，則其子孫永隸軍籍。身死之後，便要行文到其本鄉去，發其繼承人來充軍，謂之句補。繼承人沒了，並且推及其他諸親屬，這實在是無理可說。而事實上弊竇又多。要算明朝第一秕政。

法律：明初定《大明律》，大致以《唐律》為本。又有《會典》，亦是摹仿《唐六典》的。中葉以後，則律與例並行。其刑法，亦和前代相同，惟充軍則出於五刑之外。

明代最精詳的，要算賦役之製。其製：有黃冊，以戶為主，備載其丁、糧之數。有魚鱗冊，以土田為主，詳載其地形地味，及其屬於何人。按黃冊以定賦役。據魚鱗冊以質土田之訟，其製本極精詳。後來兩種冊子都失實，官吏別有一本，據以征賦的冊子，謂之白冊。白冊亦是以田從戶的。其用意本和黃冊一樣。但自魚鱗冊壞後，田之所在不可知，就出現有田而不出賦役，無田反而出賦役的，其弊無從質正，而賦役之法始壞。明代的役法：係以一百十戶為一裏，分為十甲，推丁多之家十人為長，分戶為上中下三等以應役。役有“銀差”，有“力差”。中國財政，向來量入為出的，惟役法則量出為入。所以其輕重繁簡，並無一定。明朝中葉以後，用度繁多，都借此取之於民。謂之加派，就弄得民不聊生。

役法最壞的一點，還不在其所派的多少，而在一年中要派幾次，每次所派若幹，都無從預知。後來乃有“一條鞭”之法。總計一年的賦役，按照丁糧之數，均攤之於人民。此外更有不足，人民不再與聞。力役亦由官召募，人民乃少獲蘇息。惟其末年，又有所謂三餉，共加至一千六百七十萬，人民不堪負擔，卒至於亡國而後已。賦役而外，仍以鹽、茶為收入的大宗。明初，命商人納糧於邊，而給之以鹽，謂之開中鹽，而以茶易西番之馬。商人因運輸困難，就有自出資本，雇人到塞下屯墾的。不但糧儲豐滿，亦且邊地漸漸充實。國馬饒足，而西番的勢力，多少要減削幾分。真是個長駕遠馭之策。後來其法壞了，漸都改為征銀，於是商屯撤廢，沿邊穀價漸貴，而馬群也漸耗減了。茶鹽之外，雜稅還很多。大抵以都稅所或宣課司榷商貨，抽分場，局稅竹、木、柴薪，河泊所收魚稅，都不甚重要。惟鈔關之設，初所以收回紙幣，後遂相沿不廢，成為一種通過稅。在近代財政上，頗有關係。

第六、元明的學術思想和文藝

元明的學術思想，是承宋人之流的。在當時，占思想界重心的，自然還是理學。理學是起於北方的。然自南宋以後，轉盛行於南方，北方知道的很少。自元得趙複後，其說乃漸行於北。元時，許衡、姚樞等，都號為名儒，大抵是程朱一派。隻有一個吳澄，是想調和朱陸的。明初，也還是如此。到公元十五六世紀之間，王守仁出，而風氣才一變。

王守仁之說，是承陸九淵之緒，而又將他發揮光大的。所以後來的人，亦把他和九淵並稱，謂之陸王，和程朱相對待。守仁之說，以心之靈明為知。為人人所同具。無論如何昏蔽，不能沒有存在的。此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無不知是非之理。但這所謂知，並非如尋常人所謂知，專屬於知識方麵。“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其惡，自然就惡，知其善，自然就好。決非先知其惡，再立一個心去惡；先知其好，再立一個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惡之甚，自然萬不肯去做。所以說“知而不行，隻是未知”，所以說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隻要在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時時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這個便是致良知。如此，憑你在“事上磨煉”也好，“靜處體悟”也好。簡單直捷，一了百了。這真是理學中最後最透徹之說，幾經進化，然後悟出來的。

講理學的人，本來並沒有教人以空疏。但是人心不能無所偏重。重於內的，必輕於外。講理學的人，處處在自己身心上檢點，自然在學問和應事上，不免要拋荒些，就有迂闊和空疏之弊。程朱一派，注意於行為，雖然遷闊空疏，總還不失為謹願之士。王學注重於一心——在理學之中，王學亦稱為心學——聰明的人，就不免有猖狂妄行之弊。本來猖狂的人，也有依附進去的。其末流流弊就大著。於是社會上漸漸有厭棄心學，並有厭棄理學的傾向。但這所謂厭棄，並不是一概排斥，不過取其長，棄其短罷了。在明末，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先生，最可以為其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