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盛而不強的兩宋 (4)

宋學的巨子，當推周、程、張、朱。周子名敦頤，道州人。著有《太極圖說》和《通書》。其大意，以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因其一動一靜，而生五種物質，是為五行，再以此為原質，組成萬物。人亦是萬物之一，所以其性五端皆具。但其所受之質，不能無所偏勝，所以人之性，亦不能無所偏。當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張子名載，陝西郿縣橫渠鎮人。他把宇宙萬物，看成一匯。物的成毀，就是氣的聚散。由聚而散，為氣的消極作用，是為鬼。由散而聚，為氣的積極作用，是為神。所以鬼神就在萬物的本身，而幽明隻是一理。氣是一種物質。各種物質相互之間，本有其好惡迎拒的。人亦氣所組成，所以對於他物，亦有其好惡迎拒，此為物欲的根原。此等好惡，不必都能合理。所以張子分性為氣質之性和義理之性，而說人當變化其氣質。周、張二子所發明的，都是很精妙的一元論。

二程所發明，則較近於實行方麵。二程是弟兄。洛陽人，大程名顥，小程名頤，大程主“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小程則又提出格物，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名熹。他原籍婺源，而居於閩，所以周、程、張、朱之學，亦稱為濂、洛、關、閩。朱子之學，是承小程之緒的。他讀書極博，製行極謹嚴。對於宋代諸家之說，都有所批評，而能折衷去取，所以稱為宋學的集大成。但同時有金溪陸九淵，以朱子即物窮理之說為支離。他說心為物欲所蔽，則物理無從格起，所以主張先發人本心之明。大抵陸子之說，是為天分高，能直探本原的人說法的。朱子之說，則為天分平常，須積漸而致的人說法的。然正惟天分高，然後逐事檢點不慮其忘卻本原；亦惟天分平常，必先使他心有所主。所以清代的章學誠說朱陸是千古不能無的同異，亦是千古不可無的同異。以上所說，是宋學中最重要的幾個人。

此外在北宋時，還有邵雍，則其學主於術數。南宋時，張栻、呂祖謙和朱熹，同稱乾淳三先生。祖謙喜講史學。永嘉的陳傅良、葉適，永康的陳亮，都受其影響。其說較近於事功。講宋學的人，不認為正宗。然實亦互相出入。宋學家反對釋氏。他們說“釋氏本心，吾徒本天”。而他們所謂天，就是理，所以其學稱為理學，尊信其說的人，以為其說直接孔、孟；而孔、孟之道，則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下來的，所以又稱為道學。後來的考據家，則謂宋學的根原，是《先天》、《太極》兩圖；而此兩圖，都是出於宋初華山道士陳摶的，所以說宋學實出道家。又有因宋儒好談心性，以為實是釋氏變相的。然後一時代的學問，對於前一時代的學問，雖加反對，勢不能不攝取其精華；而學問的淵源，和其後來的發展、成就，也並無多大的關係，往往有其源是一，其流則判然為兩的。所以此等說，都無足計較。宋學總不失為一種獨立而有特色的學術。

清代的漢學家，對於宋學，排斥頗力。其實考據之學的根源，亦是從宋代來的。宋儒中如著《困學紀聞》的王應麟，著《日鈔》的黃震，都是對於考據很有工夫的。所以宋朝人對於史學，亦很有成績。自唐以後，正史必出於合眾纂修，已成通例。隻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歐陽修所獨撰，《新唐書》為修及宋祁所合撰。雖出兩人之手，亦去獨撰的不遠。司馬光修《資治通鑒》，自戰國迄於五代，為編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綱目，雖其編纂不如《通鑒》的完善，而其體例，則確較《通鑒》為優。袁樞又因《通鑒》而作《紀事本末》，為史書開一新體。馬端臨因《通典》而作《文獻通考》。其事實的搜輯，實較《通典》為備，而門類的分析，亦較詳。鄭樵包括曆代的史書而作《通誌》，雖其編纂未善。然論其體例，確亦能囊括古今，刪除重複的。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點。此外宋朝人對於當代的史料，搜輯之富，亦為他時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證和金石之學，亦始自宋人。

唐朝雖為古文創作時代，其實當時通行的仍是駢文。至於宋朝，則古文大盛。如歐陽修、王安石、三蘇父子、曾鞏等，都為極有名的作家。宋朝人的駢文，亦生動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雖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滯的不同。詩亦於唐人之外別開新徑。唐人善寫景，宋人則善言情。比較起來，自然是唐詩含蓄而有餘味。然而宋人亦可謂能開拓詩的境界，有許多在唐代不入詩的事物，至此都做入詩中了。詞則宋代尤推獨絕，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學家是講究道理，不注重詞華的。所以禪家的語錄，宋學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時平民文學，甚為發達。說話之業甚盛。後來筆之於書，就是所謂平話體的小說了。

印刷術的發達，是推動宋代文化的巨輪。古代的文字，書之於簡牘。要特別保存得長久的，則刻之於金石。不論金石和簡犢，總是供人觀覽，而非以為摹拓之用的。漢魏的《石經》，還是如此。但是後來漸有摹拓之事。摹拓既興，則刻之於木，自較刻之於石，為簡易而省費。據明代陸深所著的《河汾燕間錄》，說隋文帝開皇十年（公元590年）敕天下廢像遺經，悉令雕板。這是我國印刷術見於記載之始。然當隋、唐之世，印刷之事，還不盛行。所以其時的書，還多是抄本，得書尚覺艱難。至公元908年，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才請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為官家刻書之始。此後官刻和私人為流傳而刻，書賈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

宋以後的書籍，傳於世的，遠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術發達之賜。活字板是宋代畢昇所創，事在仁宗慶曆中（公元1041至1048年）其時字以泥製。到明代，無錫華氏才改用銅製。

第八、宋的製度和社會

宋代的兵製和北宋以前學校選舉之製，此前已講過。今再補述其餘的製度如下：

宋代的製度，都是沿襲唐代的。其取之於民的，共分五項：一、為公田之賦。二、為民田之賦，這都是田稅。三、為丁口之賦，是身稅。四、為城郭之賦，是宅稅和地稅。五、為雜變之賦，亦謂之沿納，是唐行兩稅之後，複於兩稅之外，折取他物，而後遂變為常賦的。凡此種種，其取之都用兩稅之法，於夏、秋分兩次交納。宋代病民的，不在於稅而在於役。自王安石行青苗法後，元祐複行科差，紹聖再變為雇役。自後差雇兩法並行。因欲行簽差之法，必須調查人民的資產。其中責令人民自行填報的，謂之“手實”。由官派人查軋的，則謂之“推排”。賣買田產時，將物力簿同時改正的，則謂之“推割”。諸法都難得公平，又難於得實，總是厲民之政。在中國法律上，官和人民交易，亦同人民和人民交易一樣，謂之“和”。所以和糴及和買，本應確守私法上的原則。然而其後，都有短給和遲給的，甚或竟不給錢，而所糴所買，遂變為賦稅。這亦是厲民之政。

兩稅以外的賦稅，都起於唐中葉以後。因其時藩鎮擅土，中央的收入減少，不得不求之於此。宋代養兵太多，遂沿而未改。其中最重要的是鹽稅。其法起於唐之劉晏。借民製鹽，而免其搖役，謂之灶戶，亦稱亭戶。在劉晏時，還是行就場征稅之法。一稅之後，任其所之。後來漸變為官賣，又或招商承買，則謂之通商。茶法，亦起於唐中葉之後。製茶的人，謂之園戶。歲輸定額的茶，以代賦稅。其餘悉數由官收買。官買茶的價錢，都是先給的，謂之“本錢”。於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的蘄口，設立榷貨務六處。除淮南十三場外，其餘的茶，都運到這六榷貨務，由官發賣。酒：州郡都置務官釀。縣、鎮、鄉、閭，則聽民釀而收其稅。坑冶：官辦的置監、冶、場、務等機關，民辦的，則按一定分數，“中賣”於官。商稅，起於唐代的藩鎮，而宋因之。州縣各置收稅的機關，名之為務。稅分過稅和住稅兩種。過稅取百分之二，住稅取百分之三。所稅的物品和其稅額，各處並不一律。照例都應得榜示出來，然而實際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後，能否確實遵守，就很難言之了。這實在也是厲民之政，和清代的厘金無異。宋代還有一種借官賣以省漕運的辦法，是為“入邊”和“入中”。

其法：令商人入芻粟於邊，或入現錢及金帛於京師榷貨務。官給以鈔，令其到指定的地方，支取貨物。其初隻解池的鹽，用此辦法，為陝西沿邊之備。後來東南茶鹽和榷貨務的緡錢，都許商人指射，謂之三說。更益以犀、象、香藥，則謂之四說。在實物經濟時代，運輸貨物，本是件最困難的事。如此，既省行政上的麻煩，又省轉運時的弊竇，本是個好法子。但官吏和商人，通同作弊，把商人所入的芻粟，高抬其價，謂之“虛估”，而官物遂不免虛耗。

又且入芻粟的土人，並不會做鹽茶等賣買，得鈔都是賣給商人或京師的交引鋪，他們都要抑勒鈔價，實際入芻粟的並無利益，群情遂不踴躍，邊備仍不充實。後來乃令商人專以現錢買茶，官亦以現錢買芻粟。於是茶不為邊備所需，而通商之議起。通商之議既起，乃停給茶戶本錢，但計向者所得的息錢，取之茶戶，而聽其與商人賣買。到蔡京出來，又變茶法。由官製長引、短引，賣給商人。商人有此引的，即許其向茶戶買茶。如此，便隻是一種買茶的許可證了。後來淮浙之鹽，亦用此法，為後世所沿襲。南渡之後，地方削小，而費用增廣。鹽茶等利，較北宋都有所增加。又有所謂經總製錢、板帳錢等。係將各種雜稅，或某種賦稅上增取之數，以及其他不正當的收入，湊起來的。其厲民更甚。

宋代的人民是很為困苦的。因為唐中葉以後，武人擅土，苛稅繁興，又好用其親信做地方官或稅收官吏之故。宋興，此等苛稅，多所捐除，然而仍不能盡。至於豪強兼並，則自天寶以來，本未有抑強扶弱的政令；加以長期的擾亂，自然更為利害了。所以宋代的平民，其受剝削特甚。當時民間借貸，自春徂秋，出息逾倍。而且各種東西，都可以取去抵債。折算之間，窮人自然格外吃虧了。當時司馬光上疏，訴說農民的疾苦，曾有這幾句話：

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

可謂哀切極了。王安石所以要推行青苗法，其主意，就是為防止民間的高利貸。然而以官吏辦借貸之事，總是無以善其後的。所以其法亦不能行。在宋代，得人民自助之意，可以補助行政的，有兩件事：其一、是社倉。社倉之法，創於朱子。其以社為範圍，俾人民易受其益，而且易於感覺興味，便於管理監督，和義倉之法同。而在平時可兼營借貸，則又得青苗法之意。其一、是義役。義役是南宋時起於處州的鬆陽縣的。因為役事不能分割，所以負擔不得平均。乃由眾出田穀，以助應役之家。此兩法若能推行盡利，確於人民很有益處，而惜乎其都未能。南渡之後，兩浙腴田，多落勢家之手，收租很重。末年，賈似道當國，乃把賤價強買為官田，即以私租為稅額。田主固然破家者眾，而私租額重而納輕，官租額重而納重，農民的受害更深。南宋亡後，雖其厲民之政，亦成過去。然而江南田租之重，則迄未嚐改。明太祖下平江。惡其民為張士誠守，又即以私租為官賦。江南田賦之重，就甲於天下。後來雖屢經減削，直到現在，重於他處，還是倍蓰不止。兼並之為禍，可以謂之烈了。

宋代士大夫的風氣，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講究氣節的。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來，嗜利全軀的一個反動，而亦和其學術有關係。宋朝人的議論，是喜歡徹底的，亦是偏於理論的。所以論事則好為高遠之談，論人則每作誅心之論。這固然也有好處，然而容易失之迂闊，亦容易流於過刻。而好名而激於意氣，則又容易流為黨爭。自遼人強盛以來，而金，而元，相繼興起，宋人迭受外力的壓迫，其心理亦易流於偏狹。所以當國事緊急之時，激烈的人，往往發為“隻論是非，不論利害”、“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議論。這固然足以表示正義，而且也是民族性應有的表現。然而不察事勢，好為高論，有時亦足以僨事。而此等風氣既成之後，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實置國家之利害於不顧，則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