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權謀夾縫中生存的東漢 (3)

海道的貿易，則盛於交廣一帶。西洋史上，說在漢代日南、交趾之地，是東西洋貿易中樞。案《史記·貨殖列傳》說：“番禺為珠璣、玳瑁、果、布之湊。”番禺，便是現在廣東的首府。這些，都是後來通商的商品。然在廣州的貿易，也很發達了。《漢書·地理誌》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徐聞、合浦，都是現在廣東的縣。其餘國名，不可悉考。而黃支，或雲即西印度的建誌補羅。若然，則中、印的交通，在陸路雖然阻塞，而在海道，又久有使譯往還了。又《山海經》一書，昔人視為荒唐之言。據近來的研究，則其中確實含有古代的外國地理。此書所載山川之名，皆及其所祀之神，大約是方士之書。其兼載海外諸國，則因當時方士，都喜入海求神仙，所以有此紀錄。雖所記不太真確，然實非子虛烏有之談。據近來的研究，《山海經》所載的扶桑，便是現在的庫頁島。三神山指日本，君子國指朝鮮，白民係在朝鮮境內的蝦夷，黑齒則黑龍江以南的魚皮韃子。又有背明國，則在今堪察加半島至白令海峽之間。果然則古代對東北，航線所至，也不可謂之近了。

交通既啟，彼此的文明，自然有互相灌輸的。《漢書·西域傳》說：當時的西域人，本來不大打製鐵，鐵器的製造，都是中國人教他們的。這件事，於西域的開發，大有關係。在中國一方麵，則葡萄、苜蓿、安石榴等，都自外國輸入。又木棉來自南洋，後世稱為吉貝或古貝，在古時則稱為橦。《蜀都賦》“布有橦華”，就是此物。《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珠璣、玳瑁、果、布”之布，也想必就是棉織品了。此等物，於中國的工業，也頗有關係。至於佛教的輸入，則其關係之大，更無待於言了。

第六、佛教和道教

在中國社會上，向來儒、釋、道並稱為三教。儒本是一種學術，因在上者中竭力提倡，信從者眾多，才略帶宗教的權威。道則是方士的變相，後來雖摹仿佛教，實非其本來麵目。二者都可說是中國所固有，隻有佛教是外來的。

佛教的輸入，據《魏書·釋老誌》，可分為三期：一、匈奴渾邪王之降，中國得其金人，為佛教流通之漸。二、哀帝元壽元年，即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問群臣。傅毅以佛對。於是遣郎中蔡愔和秦景憲使西域，帶著兩個和尚和佛教的經典東來。建寺於洛陽，名之為白馬。案金人乃西域人所奉祀的天神，不必定是佛像。博士弟子，從一外國使者口受經典，也沒有什麽關係。帝王遣使迎奉，歸而建寺，其關係卻重大了。所以向來都說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而楚王英乃明帝之兄。《後漢書》已說其為浮屠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詔天下死罪，皆人縑贖，英亦遣使奉縑詣國相。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日，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當明帝時，楚王業已如此信奉，其輸入，必遠在明帝以前。

梁啟超《佛教之初輸入》，考得明帝夢見金人之說，出於王浮的《老子化胡經》，浮乃一妖妄道士，其說殊不足信。然則佛教之輸入，恐尚較耶穌紀元時為早。大約中國和西域有交通之後，佛教隨時有輸入的可能。但在現在，還沒有正確的史實可考。這時候，輸入的佛教，大約連小乘都夠不上。所以和當時所謂黃老者，關係很密。黃老，本亦是一種學術之稱。指黃帝、老子而言，即九流中道家之學。但此時的黃老，則並非如此。《後漢書·陳湣王寵傳》說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冀非幸，罪至不道。而魏愔則奏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此所謂黃老君，正是楚王英所奉的黃老。又《桓帝紀》：延熹九年，祠黃老於濯龍宮。而《襄楷傳》載楷上書桓帝，說“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則桓帝亦是二者並奉的。再看《皇甫嵩傳》，說張角奉祠黃老道。《三國誌·張魯傳注》引《典略》，說張修之法，略與張角同。又說張修使人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則此時所謂黃老，其內容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黃老為什麽會變成一種迷信，而且和浮屠發生關係呢？原來張角、張修之徒，本是方士的流亞。所謂方士，起源甚早。當戰國時，齊威、宣，燕昭王，已經迷信他。後來秦始皇、漢武帝，迷信更甚。方士的宗旨，在求長生，而其說則托之黃帝。這個讀《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誌》可見。不死本是人之所欲，所以“世主皆甘心焉”。然而天下事真隻是真，假隻是假。求三神山、煉奇藥，安有效驗可睹？到後來，漢武帝也明白了，喟然而歎曰：“世安有神仙。”至此，《史記》所謂“怪迂之士”、“阿諛苟合”之技，就無所用之了，乃一轉而蠱惑愚民，這是後來張角、張修等一派。其餘波，則蔓衍於諸侯王之間，楚王和陳王所信奉的，大約就是他了。秦皇、漢武的求神仙，勞費很大，斷不是諸侯之國，所能供給得起的；人民更不必論了。於是將尋三神山、築宮館、煉奇藥等事，一概置諸不提，而專致力於祠祭。在民間，則並此而不必，而所求者，不過五鬥米。神仙家，《漢誌》本和醫經經方，同列於方技。不死之藥，雖是騙人，醫學大概是有些懂得的，於是更加上一個符水治病。當社會騷擾，人心不安定之時，其誘惑之力，自然“匪夷所思”了。

佛教初輸入時，或隻輸入其儀式，而未曾輸入其教義；或更與西域別種宗教夾雜，迷信的色彩很深。所以兩者的混合，很容易。

然則為什麽要拉著一個老子呢？這大約是因黃帝而波及的。黃帝這個人，在曆史上，是個很大的偶像。不論什麽事，都依托他。然而黃帝是沒有書的，依托之既久，或者因宗教的儀式上，須有辭以資諷誦；或者在教義上，須有古人之言，以資附會。因黃老兩字，向來連稱；而黃老之學，向來算作一家言的，勸迷信黃帝的人，誦習《老子》，他一定易於領受。這是張修所以使人誦習《五千文》的理由。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所誦者，恐亦不外乎此。“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當初因黃帝而及老子，意雖但在於利用其辭，以資諷誦，但習之久，難保自己亦要受其感化。

況且至魏晉之際，玄學盛行，《老子》變為社會上的流行品。所謂方士，雖然有一派像葛洪等，依然專心於修煉、符咒、服食，不講哲理；又有一派如孫恩等，專事煽惑愚民，不談學問。然而總有一派和士大夫接近，要想略借哲理，以自文飾的。其所依附，自然仍以《老子》為最便。於是所謂老子，遂漸漸地取得兩種資格：一是九流中道家之學的巨子；一是所謂儒、釋、道三教中道教的教主。然而其在南方，不過是一個古代的哲學家，教主的資格，還不十分完滿。直到公元四世紀中，魏太武帝因崔浩之言，把寇謙之迎接到洛陽，請他升壇作法，替他布告天下，然後所謂道教，真個成為一種宗教，而與儒、釋鼎足而三了。這怕是秦漢時的方士，始料未及的。

第七、兩漢的社會

漢承秦之後，秦代則是緊接著戰國的。戰國時代，封建的勢力，破壞未盡，而商業資本，又已抬頭。在漢時，還是繼續著這個趨勢。

《史記·平準書》上，說漢武帝時的富庶，是：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而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絀恥辱焉。

富庶如此，宜乎人人自樂其生了。然而又說：“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果真家給人足，誰能兼並人？又誰願受人的兼並？可見當時的富庶，隻是財富總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漢代的人，提起當時的民生來，都是疾首蹙額。

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懸而待決，於是釀成了新莽時的變亂。莽末亂後，地權或可暫時平均。因為有許多大地主，業已喪失其土地了。然而經濟的組織不改，總是轉瞬便要回複故態的。所以仲長統的《昌言》上又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可見土地和資本，都為少數人所占有了。我們觀此，才知道後漢末年的大亂，政治而外，別有其深刻的原因。

漢去封建之世近，加以經濟上的不平等，所以奴婢之數極多，有官有私。官奴婢是犯罪沒入的，私奴婢則因貧而賣買。當時兩者之數皆甚多，卓王孫、程鄭，都是以此起家的。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童手指千”，則比千乘之家。甚而政府亦因以為利，如晃錯勸文帝募民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以拜爵。武帝募民入奴，得以終身複，為郎者增秩。又遣官治郡國算緡之獄，得民奴婢以千萬數。前後漢之間，天下大亂，人民窮困，奴婢之數，更因之而增多。光武帝一朝，用極嚴的命令去免除。然而奴婢的原因不除去，究能收效幾何，也是很可疑惑的。

因去封建之世近，所以宗法和階級的思想，很為濃厚。大概漢代家庭中，父權很重。在倫理上，則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觀念。漢儒說孔子“誌在《春秋》，行在《孝經》”，在諸經之傳中，對於《孝經》和《論語》，特別看重，就是這個道理。在政治上，則對於地方官吏，還沿襲封建時代對於諸侯的觀念。服官州郡的，稱其官署為本朝。長官死，僚屬都為之持服。曹操、張超的爭執，在我們看來，不過是軍閥的相爭；而臧洪因袁紹不肯救張超，至於舉兵相抗，終以身殉，當時的人，都同聲稱為義士。然而漢朝人也有漢朝人的好處。因其去古近，所以有封建時代之士，一種慷慨之風。和後世的人，惟利是視，全都化成漢人所謂商賈者不同。漢代之士，讓爵讓產的極多，這便是封建時代，輕財仗義的美德。其人大抵重名而輕利，好為奇節高行。

後漢時代的黨錮，便是因此釀成的。至於武士，尤有慷慨殉國之風。司馬相如說：當時北邊的武士，“聞烽舉燧燔”，都“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這或許是激勵巴蜀人過當的話，然而當時的武士，奮不顧身的氣概，確是有的。我們隻要看前漢的李廣，恂恂得士，終身無他嗜好，隻以較射赴敵為樂，到垂老，還慷慨，願身當單於。其孫李陵，更能“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司馬遷說他有“國士之風”，真不愧啊。他手下的士卒五千，能以步行絕漠，亦是從古所無之事。這都由於這些“荊楚勇士，奇材劍客”，素質佳良而然。可見當時不論南北人民，都有尚武的風氣，所以後漢時，班超能以三十六人，立功絕域。一個英雄的顯名，總借無數無名英雄的襯托。我們觀於漢代的往事，真不能不神往了。

因武士的風氣還在，所以遊俠也特盛。遊俠，大約是封建時代的“士”。封建製度破壞後，士之性質近乎文的則為儒，近乎武的則為俠。孔子設教，大約是就儒之社會，加以感化，墨子設教，則就俠的徒黨，加以改良。所以古人以儒墨並稱，亦以儒俠對舉。墨者的教義，是舍身救世，以自苦為極的。這種教義，固然很好，然而決非大多數人所能行。所以距墨子稍遠，而其風即衰息。《遊俠列傳》所謂俠者，則“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以赴士之阨困；既己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仍回複其武士的氣概。然而生活總是最緊要的問題。此等武士，在生產上，總是落伍的，既已連群結黨，成為一種勢力，自不免要借此以謀生活。於是就有司馬遷所謂“盜蹠之居民間者”。仁俠之風漸衰，政治上就不免要加以懲艾；人民對他，亦不免有惡感。而後起的俠者，就不免漸漸地軟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