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孔子和他所處的時代 (3)

孔子最大的抱負雖在政治，但他最大的成就卻在教育。在我國教育史上，他是好幾方麵的開創者。這幾方麵，任取其一也足以使他受後世的“馨香屍祝”。

第一，在孔子以前，教育是貴族的專利，師儒是貴族的寄生者。孔子首先提倡“有教無類”，這就是說，不分貴賤貧富，一律施教。他自己說過，從具“束脩”（十吊臘肉）來做贄見禮的起，他沒有不加以訓誨的。這件事看來很平常，在當時實是一大革命。這是學術平民化的造端，這是“布衣卿相”的局麵的引子。至於他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的活動，這也是後來戰國“遊說”風氣的創始。

第二，孔子以個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幫的人才，他的門下成了至少魯國人才的總匯；他自衛返魯後，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時，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這樣一個知識的領袖不獨沒有前例，在後世也是罕見的。傳說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這雖然近乎誇張，但他的大弟子中有名氏可考的已有77人，其中事跡見於記載的共二十五人。現在僅計他自己所列舉跟他在陳蔡之間捱餓的弟子：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治見長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遊、子夏。這些人當中顏淵最聰明，最好學，最為孔子所歎賞，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廢疾早死，無所表現；其餘都是一時的俊傑。閔子騫曾被季氏召為費宰而堅決辭卻。仲弓做過季氏家宰。宰我受過哀公的谘詢，在政府裏當是有職的。子貢、冉有皆先孔子歸魯。子貢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吳人、一次和齊人折衝，都不辱命。

冉有做過季氏的家宰，於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前），當齊人大舉侵魯，魯當局守著不抵抗主義的時候，激動季氏出兵。冉有並且用茅陷陣，大敗齊軍。子路為季氏主持“墮三都”及他後來留仕在衛，死孔悝之難，前麵均已表過。前481年，小邾（魯的南鄰之一）的一位大夫挾邑投奔魯國，要子路作保證，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衛國來求子路，說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國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話，你當不以為辱吧？”子路答道：“假如魯國和小邾開戰，我不問因由，死在敵人的城下也可以。現在依從一個叛臣的話，便是認他為義，我可不能。”子遊做過魯國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裏，聽得民間一片弦歌聲，因此和他開過“割雞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過晉大夫魏成子（即後日魏文侯）的老師。因為孔子弟子多是當時的聞人，他們又多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的信念，憑他們的宣揚，孔子便在上層社會裏永遠傳下很大的聲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藝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係統的道德學說和縝密的人生理想教訓生徒。他的教訓，經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記載下來叫做《論語》的，是我國第一部語錄。

孔門傳授的技藝，不外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學習的《禮》、《樂》、《詩》、《書》。其中《禮》和《詩》尤其是孔子所常講、弟子所必修的。

所謂“禮”有兩方麵，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和儀節；二是貴族的冠、婚、喪、祭等典禮。當時所謂儒者就是靠襄助這些典禮，傳授這些儀文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們所學習的“禮”當然包括這兩方麵。“禮”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每一種禮節原要表示一種感情。感情乃是“禮之本”。無本的禮，隻是虛偽，那是孔子所深惡的。他把禮之本看得比禮文還重。他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又說：“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這原是對於講究排場拘牽儀式的魯人的一劑對症藥。可惜他的弟子和後來的儒家很少領略到。

當孔子時，各種儀節和典禮大約已有現成的“秩序單”。這些“秩序單”，經過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陸續增改，便成為現在的《儀禮》。

《詩》三百餘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實用的。平常貴族交際上的辭令要引詩做裝飾，朝廷享宴外賓時，照例要選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作歡迎辭，這叫做“賦詩”。來賓也得另選一首或一章回敬，這叫做“答賦”。主賓間的情意、願望、懇求，甚至譏刺，每“斷章取義”地借詩句來隱示。在這種當兒，詩篇生疏的人便會出醜。故此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因為任何貴官都有招待外賓或出使外國的機會，所以詩的熟習成為貴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詩當然也以他的應對功用為主。詩中含有訓誨意味的句子，當時每被引為道德的教條。這一方麵孔子也沒有忽略。但他更進一步。他教人讀詩要從本來沒有訓誨意味的描寫，體會出人生的道理。這便是他所謂“興於詩”。例如詩文：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為絢兮。

意思原是說一個生來美好的女子，可施裝飾。子貢問這裏有什麽啟示，孔子答道：“繪畫要在有了素白的質地之後。”子貢跟著問：“然則禮要在（真情）後嗎？”孔子便大加讚賞，說他有談詩的資格。

詩和樂在當時是分不開的。《詩》三百篇都是樂章。而正宗的音樂不外這三百篇的曲調；除了射禦和舞以外，音樂是貴族教育最重要的項目。一切典禮裏都有音樂。而他們平常閑居也不離琴瑟。孔子本來是個音樂家，雖然他在這方麵的成就完全被他的“聖德”所掩。再沒有別的什麽比音樂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齊聽了韶樂曾經“三月不知肉味”。這種享受他當然不肯外傳他的弟子們。他的教程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講音樂和前人不同處在他特別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確信音樂不獨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並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為盡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有兩種主張：第一，音樂要平民化。他的門人子遊做武城宰，便弄到滿邑都是弦歌之聲。第二，音樂要受國家統製，低劣的音樂要被禁絕。當時鄭國的音樂最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他晚年曾將《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件事。他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各是詩中的一個門類，依著音樂的性質而分別的。經孔子修正過的樂曲，可惜現在無從擬想了。

後世所謂儒家的“六藝”，除了以前提到的《禮》、《樂》、《詩》和《周易》外，還有《書》和《春秋》。是時《周易》一書，除了卦爻辭外，又增添了象傳。那是解釋卦爻辭之文，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的，韓宣子聘魯時已經看見。卦爻辭或象傳中含有勸誡意味的話，孔子偶然也引來教訓弟子。但孔門的科目裏並沒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談的。《書》，大部分是西周的檔案，其內容或為戰爭時的誓師辭，或為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之詞，或為周王對臣下的告諭，或是王室大典禮的記錄；另一小部分則是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語的。這類文件據說在孔子時有一百多篇，現在隻剩二十八篇。《書》中訓誨的話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學者引用。它是孔門的讀本之一，雖然遠不及《詩》的重要。

《春秋》本來是魯國史官的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大約因為它每年必標舉四時，所以簡稱《春秋》。它的內容可以現存的第一年為代表：（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像這樣的史記，列國都有的，大約魯國的特別遠久，特別全備。這些史記並不完全依事直敘。因為有些醜事，例如魯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敘。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記錯，來寄托褒貶的意思，或維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晉靈公明明是被趙穿弑了的，但晉太史董狐卻因為趙穿的兄弟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便記道“趙盾弑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應晉文公的喚召去參加踐土之會，而現傳的《春秋》卻記道：“天王狩於河陽。”傳說孔子曾采用與這兩例一路的“書法”，將魯史記中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為現存的《春秋經》。這一段所包括的時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稱其為春秋時代。《春秋經》之始於隱公不知何故，也許魯史本來如此。它終於哀公十四年，傳說是因為是年叔孫氏子出獵獲麟；據說麟是預兆明王出現的祥獸，現在“明王不興”而麟被獵獲，孔子感覺道窮，因此含淚絕筆雲。

總結孔子和六藝的關係：《詩》、《書》，他隻沿用作教本，而時或加以新的解釋或引申。《易》，他不過偶爾征引。《禮》，他加以重新估價，並且在小節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禮用麻，時禮用絲，孔子從眾，因為當時用絲價廉；又古禮臣拜君於堂下，時禮拜於堂上，孔子從古禮，因為他覺得時禮近於放肆。至於《樂》和《春秋》，他雖加過修改，到底他紹述的成分多而創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學術上他果真是僅隻述古的人嗎？至少就道德的教說而論，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問子貢：“你以為我是多多的學習而把所得牢記的麽？”子貢答道：“是的，難道不對嗎？”孔子說：“不，我一以貫之。”他認定所有的道德規律中有一條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羅其他的。這種認識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發明。孔子的一貫之道，據他的高足弟子曾參的了解而他所沒有否認的便是“忠恕”，而“忠恕”隻是一種態度——“仁”的積極和消極兩方麵。“恕”便是他所謂人人可以終身奉行的一個字，意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的廣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的狹義是盡自己對他人的責任，甚至不顧任何的犧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奪。”這種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說“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孔子從衛歸魯，至遲當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為增加軍賦的事谘訪孔子。此時孔子已儼然一個國老，公卿不時存問，饋遺，國政也有資格過問。哀公十四年齊大夫陳恒弑君，孔子便齋戒沐浴，然後上朝，請求討伐。和陳一丘之貉之三桓，雖能遏阻魯國的義師，卻不能遏阻孔子的義言。

和孔子的聲望同時增加的是他的門徒，和門徒所帶來“束脩”之類。此時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當上一個退職的司寇：行則有車代步，衣則“緇衣（配以）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食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合時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陳絕糧時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樣的晚福他並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年四月（即“夏曆”二月），他臥病七日而死，享壽七十四歲。

孔子死後，其弟子把他葬在魯都城北泗水邊，並且為他服喪三年，然後灑淚分手。諸弟子和別的魯人依孔子塚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為“孔裏”。塚前的空地，成了魯儒舉行鄉飲、鄉射等典禮的場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辟為他的廟堂，內藏他的衣冠、琴、車、書籍和禮器，孔門的儒者繼續在其中學習禮樂。此後曆盡四百年的興亡和兵革，這廟堂裏未曾歇過弦歌聲。

孔子死後六年而越滅吳，又七十年而晉國三分，戰國時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