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流變 (1)

選擇就是“放棄”，自由就是“枷鎖”。

——馮侖

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小到大，給社會經濟注入了巨大活力，為市場改革和文明進步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培養出無數新一代的建設者。民營經濟豐富多彩的創業故事、波瀾壯闊的人生畫卷，既是民營企業的驕傲，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進步的真實寫照。

小倒爺與大企業家

民營企業從代際的劃分上看，這28年來可以說已經經曆了三代了。

第一代是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時期可以稱之為“前公司時代”。當時社會上做生意的主要特征就是個體戶＋官倒，個體戶又叫倒爺，基本上都是做簡單的貿易，或者是開個餐館、釘個鞋子、賣個衣服（最典型的是廣州高弟街）。大的就是官倒，倒鋼材、倒批文、倒汽車。他們以壟斷的方式從事貿易。我最近也去過朝鮮，朝鮮剛剛開放，現在也是這樣，全是做小買賣的個體戶和少數特牛的官倒。

那時參與個體經濟活動的絕大多數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勞改釋放犯、政策落實了沒事幹的人和大批返城知識青年。這些人是被社會拋棄的邊緣人，為了生存，於是就自己去想辦法。自我生存的一個重要辦法就是做生意了，能做的生意，就是上麵講的小買賣。當時申領的營業執照都是個體經營性質，因為當時沒有公司法規，所以很少成立民間公司，而且私人還不能成立公司，隻能夠叫做個體經營者、個體戶。

另外一部分人就是所謂的公子，或者叫做“幹部子女”。幹部子女成立公司，但是他們成立的也不是私人公司，表麵上是國家公司，實際上個人從中撈取了巨大好處。他們的公司主要從事倒買倒賣，叫官倒公司。

所以，80年代主要是兩類人參與所謂市場經濟的活動，從事類似於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動：一類是個體戶，另外一類就是幹部子女。前者是社會的邊緣人口，後者卻是社會核心的領導者的親屬，也正因為他們的牟利傾向，在客觀上推動了經濟形態向市場的轉移。我記得1985年到武漢帶職下放的時候，我在經委做事情，碰到很多所謂的幹部子女，他們都在當地控製著一些公司，倒賣，做生意。

這個階段應該說是非常原始的市場經濟階段，民間的商業活動更像是跑江湖，所以這個時代也可以叫做“江湖時代”，而不是公司時代。個體戶做生意，行為方式多依循江湖規則。

江湖是什麽意思呢？江湖就是指社會的邊緣地帶，“江湖”一詞最初就是指一個城市裏麵的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屬於那種四六不靠沒人管的地方。所以古人有處江湖之遠、居廟堂之高的說法，所謂江湖之遠就是遠離體製的地方。所以江湖就指遠離體製、屬於規範的管理和不規範的地方之邊緣地帶，人群身份也比較雜亂。整個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這一段，所有的買賣人大概的心態和所處的位置都屬於一個江湖狀態。

江湖形態對做生意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它會形成一種江湖道義，促使你扮演一種好的角色，它會推動人往好的方向走，變成一種俠、一種聖、一種英雄。你要變成俠、變成英雄，江湖道義的道德標準與做生意的要求是吻合的。比如“重然諾”，就是答應的事要辦；“明恩仇”，就是有仇必報；“救急難”，就是別人有困難得要救助。在江湖上的這些品質對做生意來說有利於形成一個很好的生意文化。

另一方麵，江湖當中也有一些負麵的東西，一些人墮落之後就變成了匪、入了盜、成了賊，掠奪、不穩定、殘忍、殘暴。在民營企業的江湖時代，往往會聽說一些不幸的故事。

“傻子”年廣久

在被鄧小平點名後，年廣久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隻會寫五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指“同意”）的小販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在隨後的十多年裏，每逢改革風雲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之跌宕搖擺。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三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國家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1989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汙、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看不懂按會計製度製作的規範的賬本，於是企業裏的財務自是一本糊塗賬。他說過：我隻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奸汙過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個，是12個。他後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一點他的名，一個月後他就被宣布無罪釋放。

年廣久結婚四次。1987年，50歲的他同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第四次成親，演出了一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在當時，他的婚姻成為人們鄙視暴發戶的一個公證。年廣久有了錢後，很希望鄰裏鄉親社會公眾另眼看他。他想通過仗義疏財換取社會對他的尊重。在兒子上中學時，經班主任介紹，他準備給學校捐一筆獎學金，當學校就此進行討論時，許多老師提出異議：給優秀學生頒發“傻子”獎學金，這不是往學校臉上抹黑嗎？

年廣久一直習慣於家庭作坊式的勞作，一直到50多歲，他都打著赤膊親自上陣，在燒得通紅的大鐵鍋前炒瓜子。當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

1998年，中國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南風窗》記者多方尋訪，總算在蕪湖市再次找到61歲的年廣久，他們用下列文字描述這位當年的“中國第一商販”：他有些蓬亂的頭發明顯留著倉促起床的痕跡，一身藏藍色的西裝也不見平整挺括，被煙熏得發黃的手上留著長長的指甲，一顆碩大的金戒指在幹瘦的手指上顯得分外惹眼，瘦削的臉上透著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廣久對自己的評價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而許多跟他有過往來的人則說他：小事精刁，大事糊塗。

2007年6月我見到年廣久，和他聊了一會兒，仔細打量著這個個體戶的活化石，完全印證了媒體對他的描寫。

民營企業的第二代我稱之為“公司時代”，實際上就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1年。所謂公司時代，就是自打有了《公司法》以後，所有的創業和經營活動是以公司形式展開的。這時個體戶已經不吃香，由於民間注冊公司越來越容易，所以大家都是以公司的形態開始做生意。而之前個體戶、萬元戶都是以個人和家庭為單位開展經營的。

90年代初，有一個浪潮叫做全民經商，人們紛紛下海辦公司，於是開啟了“公司時代”。公司時代企業的經營範圍擴大了很多，業務形態既包括傳統的簡單服務業，又包括大規模的內貿外貿，甚至個別的走私。有炒房地產的，有做期貨股票的，有做製造業的，也有從事其他的經營活動的。由於進入公司時代以後，經營的業務範圍越來越寬，市場化的要素也越來越多，比如土地也變成了市場化的生產要素，還有其他領域，包括有價證券、銀行也越來越商業化，金融業也在慢慢開放。

這時，參與市場經濟的人發生了很大變化。前麵提到的兩種人當中的個體戶還存在，實際上現在數量還很多，但大家已經不重視他們，因為他們在經濟當中的分量越來越輕。再大的個體戶，也不頂你一個公司，一個公司盈利可能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而多數個體戶基本上隻是維持個人生活，不能夠積累財富、快速發展。

幹部子弟這時也不太吃香了，官倒已經沒了，為什麽沒了呢？因為現在所有的政府壟斷資源越來越少，大部分資源已經市場化了；權力以及權力擁有者的親屬也沒有太大優勢了，加上做生意也越來越需要創業精神、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這些東西很多幹部子女是不具備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幹部子女就變成了第一階段殘留下來的一些富人，有錢了，但無緣成為企業家。在公司時代很少看見幹部子女了。

這個階段出來經商的主要就是下海的機關幹部，鄉村能人、大學生、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學歸來的人，這部分成為整個公司時代企業經營者的主體。這些人更懂得政策，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學習能力、競爭意識更強，風險承擔的意識也更強。所以，公司時代迅速淘汰了個體戶和官倒公司，同時也催生出一大批成規模、上水平的好公司。

吳曉波在研究當代企業史時寫過這樣一段故事：“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他於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