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原罪 (2)
征服：男人愉悅的冒險遊戲
關於圈錢、暴利這些做法，實際上包括一大批卷進走私、房地產、股票的旋渦的地方民營企業，像福建的廈門遠華（賴昌星），新疆的德隆（唐萬新），天津的南德集團（牟其中）等。那麽，為什麽明知不可為，甚至已明顯感覺到了危險的情況下，這些企業還會鋌而走險、不斷去賭呢？就近觀察，我還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心理過程，其中也包括一些純屬男人的人性張揚過程。那時候，許多民營企業更具有江湖時期的一些特點。
在民營江湖時代，民營企業仿佛為匪為盜，或者像遊俠，因為我們在過去的舊體製內長期被限製，一旦突然離開以後，實際上有一種特別輕鬆和自由的快樂。江湖可以看做非正規組織，屬於朝廷和民間之間的邊緣性的一種結構；民營企業的人處於邊緣性的結構當中是自由的，這種自由的狀態下，人會選擇快意恩仇，並感受到很大的幸福，精神上會很愉悅，像俠客一樣。
在民營企業初期，雖然背負“原罪”的重壓，為什麽還會有這麽多人前仆後繼地折騰呢？一個是逃出原有的體製能獲得一種自由感，可以滿足人的征服；同時也有一種成就感，因為在江湖當中，我們都具有一種英雄氣，容易滋生英雄的審美，也獲得自己成為英雄的滿足感；再者，企業（公司）在江湖中也能獲得一種相當於行幫的認同感。這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種心理狀態。
荷爾蒙決定了男人都存有征服的，特別是經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過程中最感滿足的便是征服欲，這征服的對象當然有女人，但其實最大的樂趣是去征服外麵的世界。1994年初，萬通在西安要建一個“二十一世紀廣場”。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達到馬上要拆遷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館前吃麵，心想，吃完這碗麵條，你們的命運就改變了；我們倆小屁孩兒拿張支票一交，這一片所有人的命運就從此改變了。而這裏是西安最繁華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說，他原來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現在忽然間，我們倆以花錢拆遷的方式都成了這片土地的主宰，內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嗎？我們想要收購北影廠那段日子，每次從廠門口經過時也心想：“這麽牛×的地方我們今天就給辦了！”雖然最終沒收成，但回想起我們那段時間去北影廠，開會聽坐了一屋子的老老少少向我們匯報，很有感覺。
中紀委通報的貴州的嚴劍虹是貴州省委書記的夫人，當時兼著貴州國際信托董事長。我們去收購貴州國際信托時，她派一個老總，不跟我們在酒店談，把功權拉到郊區，黑燈瞎火的，說：“給香港賬戶打200萬。”回來以後我們思來想去覺得危險，就沒做。後來老太太被槍斃了，她那做省委書記的老公被雙規、撤職然後被抓，她兒子用贓款流亡海外。我去費城時了解到，她兒子用錢供養一個小演員，演員上完學找到工作，跟別人好了，離婚的時候還分走他一部分錢。贓款就這樣流失了，傻兒子完全衰了。
哈爾濱的防空地洞非常大，防空係統很好，我們曾想將它改建成地鐵。我去見副市長索常有，他是黑龍江大學的，當地人戲稱“黑幫”。我們公司有一個黑龍江大學的，通過“黑幫”找到索常有，等了好久才在他辦公室見麵。結果沒做成，後來索常有也被抓起來了。
男人很享受東奔西突的感覺，很像半夜急行軍時被前呼後擁著，感覺最好。
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別體會到沒有時間，沒有是非，沒有空間的俠的意境。我們在戈壁灘上，坐在牛屍骨架子上，手裏拿著刀片著牛心，旁邊熬著湯，熱氣泛起向天空散漫開去，我突然就感覺到自己和身邊的人很像金庸小說中的俠，好享受。俠一定是自由的，沒有身份，沒有時間，一切皆隨心性。心到人到，俠想殺一人，想救一人，全憑心性。俠一定是“胡作非為”的。
我們那時走了13個城市，到哪兒都不帶錢，哪兒都有兄弟，打個電話就有人送錢來，雖然錢都是借來的，但那種感覺很好。這個過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創造性，社會也滿足他的虛榮心。多數人欲罷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們做到10個億的時候，兄弟都散了，沒人來叫大哥了。現在我到外地都打的，習慣了，公司有車我都不坐。自由，沒有前呼後擁反而自由了。
可是，當我們從1996年開始賣資產還債，賣掉一個便失落一次。記得東北華聯的項目，1994年買的時候，7000萬談好了，一個官員非要我們多給800萬額外的錢，幫助他指定的一個小兄弟。功權過去和他談，官員把批文就壓在酒桌下，說你錢打來我給你。功權打電話回來說，“真他媽惡心。7000萬已經付了，怎麽辦，這800萬答應不答應？”我說，“你告訴他，我明天帶支票過去。”他就把批文給了我們。第二天我帶了一半，400萬，想著能省就省。那人火了，說我還能再發個文把它廢了。我和功權也火了，告訴拿到錢的那個人：“你告訴他狗日的，社會風氣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權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裏看到他小時候生活的環境，還有一個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老舅和牲口住在一起。晚上，我們對著殘垣斷壁喝了很多酒。心裏有一股悲涼感，一種委屈和義憤，感覺到命運太殘忍了。淩晨，天快亮回到酒店時，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們，說這事就不說了，過去了。
但他後來散布謠言說我們沒信譽。我很生氣，打了個比方，我說就像良家婦女走在黑胡同裏，碰上一個攔路強奸的，我無奈地認了。可他正要“辦”的時候，胡同口閃過一個身影，我喊了一嗓子，那人被抓起來了，是我沒信用還是他是壞人？很多人聽完這個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後很不高興，隔了兩年我們賣華聯的時候他就設法阻撓。我們找好了一個上海企業，合同都簽好了，還能賺些錢。但他組織了一個考察團到上海考察，回來說和上海人做生意沒底，不能賣給上海人，要賣給本地人。結果冒出來一個人，江湖上的，有幾個兄弟，是賣藥的，他要買，卻隻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錢。我們實在沒招，也煩了，就賣了。
賣的那天又是一個冬天，零下二十度，我們在餐館裏和那個老大喝酒。我們問他，對這麽難“伺候”的官兒，你怎麽辦批文啊？他說，“簡單啊，不辦，派兩人跟著他媳婦兒；還不辦，再派兩人跟他女兒。”後來果真辦得很快。我們卻損失了4000萬。
所以說賣的過程也很痛苦，花了我們幾年時間。一個男人從征服到承認失敗，虛榮心徹底掃地，每賣一次都是失敗，挖的坑都得後來找土（錢）填啊。
2000年前後德隆為了把自己的故事說圓，也為了證明道德的合理性、賭博的合理性，編了很多故事，即所謂“產業整合”。結果這個故事把他們自己騙了。
對男人來說，承認失敗、主動收縮的決心是很難下的。我們是比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後主動做出了收縮的決定，不是被動的。我們概括自己是短貸長投；無獨有偶，德隆後來把這叫做短融長投。
“原罪”引發的財務危機就是高負債、高暴利、高風險，結果隻能是“以老板為市場，以銀行為客戶，以籠絡為管理，以調賬為經營”。所以，民營企業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們的曆史相比，差了這麽一個自覺革命的坎兒。
我們也思考，為什麽當時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認失敗？其實是男人張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為一世英雄的虛榮心把事業的方向給誤導了。1997年我們開始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之所以吸取老莊的思想是適應環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協也要有個台階。偉大的人說要征服世界，但還有偉大的人說不爭即爭。其實，解決危機的唯一秘密就是犧牲。每次危機都有利益權衡，不敢犧牲就沒有勝利；中年男人要保持這種犧牲精神，堅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撐。
非常感謝的是2005年去世的王魯光，他告訴我要“守正出奇”，現在我辦公室牆上還掛著這幾個字。在最難熬的日子裏，這四個字提醒我不要老想著弄熱鬧事，要控製住基本麵。古法說奇正之術交相為用，一個人老是出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勝。我以這樣的心境看老莊，不看表麵強悍的書（如《四書》、《五經》），看終極強悍的書（如《老子》、《莊子》）。老莊其實是很強悍的，比如欲擒故縱、為而不有。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沒有老莊強悍。
了猶未了與不了了之
大約從1999年以後，陸陸續續有人開始談“原罪”的問題。一些言論最先是從民間和學術界發出的。民間和學術界之所以有人喋喋不休，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迅速成長，財富迅速膨脹，一些在社會發展當中相對失落的人、沒有在變革當中找到位置的人，以及弱勢群體，對於財富的正當性提出了意見。學術界的爭執無非是對這種民間生命、民間情緒的一種學術化的表達。這種表達有這麽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個是郎鹹平的觀點，他認為民營企業都是靠侵吞國有資產發展起來的，這是一種“原罪”；郎鹹平進而把一切不規範，包括在國外市場經濟成熟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政策失誤導致的問題都統統加在民營企業頭上，把“原罪”的概念無限擴大，引起社會上非常多的混亂。比如權錢交易，比如暴利、亂集資，這些東西學者研究得不多，但是從唐萬新、張海、牟其中、顧雛軍這些人不斷出事以後，就有很多學者認為民營企業的“原罪”表現為暴利和不斷地圈錢，在資本市場圈錢、在銀行圈錢、亂集資。
隨著反鬥爭的深入，更多的人把行賄受賄跟“原罪”掛上鉤。有人發現，每倒下去一個貪官，後麵就能找到一個民營企業，甚至也倒下一個民營企業。從胡長清開始，到成克傑，一直到現在的陳良宇、劉誌華，全都有這樣一個問題。於是，有很多人開始提到民營企業事實上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並把它歸結為“原罪”。
針對這種觀點，也有提出不同主張的，就是用曆史與法律的觀點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出一個解釋，最典型的，一個是張維迎，還有一個是楊鵬。張維迎認為對民營企業的所謂“原罪”問題應當曆史地看待，也要站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來看。他主張應該給予赦免，也就是說不應該繼續追究民營企業以前的這些事情，應自然地將它赦免，讓這個事情過去，然後大家就開始從某一個時段起，認真地開始發展經濟。他沒有更多理論上的解釋，隻是提出一個方法，就是赦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