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尖銳對立的20天 (3)
《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決策，大張旗鼓地宣傳和堅定不移地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掀起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
《人民日報》這篇評論員文章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胡喬木主持下起草的，發表前曾送鄧小平審閱。
1978年3月28日，鄧小平在與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談話時，曾這樣指出：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我看了，寫得好，說明了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有些地方還要改一下，同當前按勞分配中存在的實際問題聯係起來。
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個原則，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
政治態度也要看，但要講清楚，政治態度好主要應該表現在為社會主義勞動得好，做出貢獻大。處理分配問題如果主要不是看勞動，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總之，隻能是按勞，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資格。
鄧小平的談話清楚表明，《人民日報》發表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是經過他審閱的。
另外，這篇文章也曾送當時主管經濟的中央副主席審閱。至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如前所述，是經胡耀邦親自審定的。
汪東興質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顯然，他把鄧小平、、胡耀邦視為另一個“中央”了！
18日：張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緊接著，1978年5月18日上午，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召見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以及熊複、王殊。
1966年“文革”之初，當陶鑄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時，熊複曾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就被打倒。1975年，熊複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8年，熊複在主席著作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工作。此時，熊複剛剛被任命為《紅旗》雜誌新總編，已於前一天到《紅旗》雜誌編輯部上任。
王殊則是剛剛離任的《紅旗》雜誌總編輯。據王殊告訴筆者，他長期擔任駐外大使，就連“文革”期間也隻回國一年多，所以他對國內的情況很不熟悉，而《紅旗》雜誌又是中央理論刊物，擔負著指導全黨理論工作的重任，他深感力不從心。
正因為王殊對國內情況不熟悉，所以他最初對那篇中央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的“兩個凡是”，並沒有迅速看出方向性的錯誤。接著，對於圍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錯綜複雜的鬥爭，他也沒有像楊西光、胡績偉、華楠這三報負責人以及新華社社長曾濤那樣旗幟鮮明。
王殊認為，自己不適宜於再當《紅旗》雜誌總編輯。於是，他給中央主席華國鋒寫了信，要求回到外交界工作。但是，華國鋒沒有同意。這可能由於華國鋒注意到王殊對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態度，跟楊西光等有所不同。華國鋒當然不希望《紅旗》雜誌也批“兩個凡是”。
王殊卻是真心誠意希望離開宣傳部門，所以不得不又給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寫了同樣內容的信。
鄧小平倒是爽快地同意了王殊的請求。這樣，王殊調離《紅旗》雜誌，擔任外交部副部長。
王殊的繼任者熊複，是中國新聞界資深的“老人”。
汪東興召集他們開會，為的是就熊複接替王殊出任《紅旗》雜誌總編輯談一些意見。
在談了新舊總編交接問題之後，接著，汪東興說道：“理論問題要特別慎重。《人民日報》就很不慎重。特別是講實踐標準和按勞分配兩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黨內外引起議論紛紛。（對這兩篇文章，事先）我們都沒有看過。這是哪個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勞分配這樣大的問題，牽涉到黨的政策，怎麽能不送審呢？實踐標準一文很不好，矛頭是對著的。（我們）要捍衛思想。”
汪東興特別囑咐張平化道：“平化同誌你要把關。”
既然汪東興要張平化“把關”，當天下午，張平化便急急邀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代表團團長們到釣魚台賓館開會。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於1978年4月22日起在北京召開。開幕這天，主管科學、教育的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會議開了20多天，在5月16日閉幕。各代表團正準備“打道回衙”。就在這時，張平化緊急召開代表團團長會議，是因為代表團的團長們，要麽是各省市的文教書記，要麽是宣傳部部長。張平化想趁他們回去之前，就“真理標準”的宣傳問題跟他們打個招呼，把汪東興的意見轉告他們。
張平化的話，不像汪東興那樣直露。他先是很“客觀”地說：“《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我聽到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一種是很好，一種是很壞。我看了一遍，還沒有摸透；至少證明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來看一看。小範圍內可以發表不同意見，比如在省、市、區黨委領導班子內。”
接著，張平化對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側擊”：“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發表了，就成了定論了。今後不管《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發出的稿子，隻要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議論，並希望向中宣部反映。說過，不論從哪裏來，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態不要隨風倒，應該按真理辦事；是真理就堅持，不是就不要堅持；態度要鮮明，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什麽事情向中宣部打電話、捎口信，都可以。”
張平化要求代表團團長們回去之後，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匯報。張平化拱著雙手說：“拜托！拜托！”張平化這番話，實際上就是向全國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們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表態要小心，要用“鼻子嗅一嗅”。汪東興和張平化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批評，很快就傳開來了。於是，謠言蜂起。
有人說：“《人民日報》犯了嚴重錯誤，中央已經派工作組進駐了！”
更有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給抓起來了！”
19日：熊複說《紅旗》要“慎重”
5月19日這天，新任總編輯熊複在《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施政演說”。
熊複接替王殊，出任《紅旗》雜誌第三任總編輯。
熊複筆名傅容、茹純。1915年，熊複生於四川鄰水，四川大學肄業，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翌年加入中國。1938年熊複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此後，在重慶出任《新華日報》編輯部主任、總編輯。《新華日報》是當時唯一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報紙，具有廣泛的影響。
1949年後，熊複曆任中央宣傳部秘書長，中央對外聯絡部秘書長、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文革”開始後，吳冷西被撤去新華社社長之職，熊複於1966年7月受命接替吳冷西，出任新華社社長。但是，他隻短暫地擔任了半年新華社社長，便被“文革”狂潮卷入水底。
粉碎“四人幫”之後，在重新恢複中央宣傳部時，熊複出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從1978年5月中旬起，熊複在《紅旗》雜誌總編輯這個崗位上工作了9年多，直至1987年8月卸任。
熊複在他到任後的“施政演說”中，傳達了汪東興的講話精神，說道：“汪副主席很關心《紅旗》雜誌的工作，要我在理論方麵很好把關，有什麽問題多向中宣部平化同誌請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報告。”
熊複也談到了自己對於《紅旗》雜誌辦刊方針的見解：“《紅旗》雜誌的任務是完整地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地準確地宣傳思想，捍衛思想，同各種離開思想的傾向作鬥爭。”
熊複提醒大家：“理論問題要慎重，這點特別要注意。在理論問題上，是捍衛的思想、路線呢，還是沒有捍衛，這個問題是要很好考慮的。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有些什麽傾向，（尤其是）離開思想的傾向。”
熊複所說的“理論問題要慎重”，是汪東興已經幾次強調了的話題。
其實，不光是汪東興這樣強調，華國鋒也指示說，“《紅旗》雜誌不要表態”。
《紅旗》雜誌是中央兩報一刊中的“一刊”，是中央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舉足輕重。熊複遵照華國鋒和汪東興的指示，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保持沉默，不表態……
後來，熊複曾就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坦言：
1978年5月，我剛剛調到《紅旗》雜誌社任總編輯。當時，理論界正在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我的錯誤就在於從1978年7月到11月期間，共5期《紅旗》沒有參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就是實際上執行了當時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同誌對黨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這個問題上，《紅旗》雜誌的錯誤就是我的錯誤。
當時，自己為什麽會忠實地執行這種“禁令”呢？自己的思想根源在哪裏呢？究其因，第一是“**”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帶有個人迷信性質，也就是有所謂“凡是”思想。盡管“**”中自己受到很大衝擊，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還是相信的話，對“**”叫做“三七開”、“三個正確對待”。這些都是從對他老人家的個人迷信中來的。第二是自己長期脫離實際。在“**”中，自己接受審查，整整9年靠邊站，又是住“牛棚”，又是下放“五七幹校”，邊受勞動改造，邊受群眾專政，同一切社會關係都斷絕了往來。1975年7月，經鄧小平同誌向推薦，讓我參加了《選集》的編輯工作，自己又一頭埋進了這項工作。第五卷出版後，又整天埋頭於第六卷、第七卷的準備工作。在這幾年裏可以說是不問世事。第三是有奴隸主義思想。幾十年裏，在中央機關做文字工作，寫什麽和怎樣寫，總是執行領導意圖，按領導要求去做。盡管也愛提意見，愛出主意，有時還愛爭論，最終還是執行，這已成為習慣。
從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發表，到5月19日，不過短短8天時間，卻已經在高層引起了高度的重視：華國鋒和汪東興、胡耀邦都對這篇文章表態。
終於，雙方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展開了交鋒……
29日：華國鋒強調“團結”和“紀律”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從1978年4月27日開始的，一直開到6月6日。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
會議開始時，由韋國清作了題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的主題報告。
會議期間，便曾發生了“用詞之爭”。
這是因為韋國清的報告標題用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有人認為必須改為“在新的曆史時期”。為什麽要改呢？理由是華國鋒提的是“在新的曆史時期”，必須跟中央的口徑——也就是跟華國鋒的口徑——保持一致。
這些人認為：“的話，不能改；華主席的話，也不能改。”也就是說，不僅要對搞“兩個凡是”，而且要對華國鋒搞“兩個凡是”！
另外，還對韋國清報告中的一句“我軍是無產階級性質”提出疑義，理由是“沒有這樣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