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導讀(2)

1944年3月19日，奧威爾寫信給其經紀人利奧納德?摩爾，告知對方《動物農場》已經寫完，再過幾天即可將打印稿寄過去。奧威爾認為高蘭茲不可能出版這本批評斯大林的小說，但不妨試著問問看，並建議摩爾聯係另外兩家出版社。這三家出版社先後拒絕了奧威爾的新作，第四家出版商——喬納森?凱普出版公司——起初口頭答應出版這部小說，但在谘詢過主管新聞審查的信息部之後又變卦了。利奧納德?摩爾又詢問了其他幾家出版社，也都得到掃興的答案。除了紐約的日晷出版社（DialPress）——該社誤以為《動物農場》是給兒童看的故事書，解釋說“動物的故事在美國是賣不掉的”——以外，包括著名詩人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在內的其他出版商和編輯的理由都是相同的：出版《動物農場》會冒犯英國的盟友蘇聯。

這些出版商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畢竟1944年正是蘇聯在歐洲戰場上大展神威的時候。這一年的1月27日，被德軍封鎖872天的列寧格勒終於解圍，蘇聯紅軍自此對納粹德國發起猛烈的反撲。在奧威爾尋求出版《動物農場》這段時間，蘇聯先是在5月解放了克裏米亞，又在6月22日徹底擊潰了德國的中央集團軍。與此同時，由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波蘭等國家的部隊組成的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發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海上登陸戰，經過兩個多月的浴血奮戰，在8月25日解放了淪陷四年多的巴黎。眼看反法西斯戰爭就要取得勝利，英國的知識界當然不願意得罪蘇聯這個強大的盟友。

當然也不是所有出版商都具有這種可惡的自我審查意識，沒有放棄努力的奧威爾在8月29日寫信給利奧納德?摩爾，說他剛見過弗裏德裏克?約翰?瓦爾伯格，後者是塞克爾和瓦爾伯格出版公司的合夥人，同意在1945年3月出版《動物農場》，並給奧威爾開出100英鎊的預付金，其中50英鎊會在聖誕節前後就給奧威爾。摩爾在10月與塞克爾和瓦爾伯格出版公司正式簽署了合同，但由於該公司規模很小，備用的紙張不夠，所以《動物農場》一直拖到1945年8月才出版。

這時二戰已經結束，在納粹這個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再次陷入了相互的猜忌與提防，橫穿歐洲大陸的冷戰鐵幕隨即拉開。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裏，出版前屢遭抵製的《動物農場》突然間變得備受歡迎，首印4500冊很快賣光，出版方在11月加印了10000冊。等到1950年奧威爾去世時，這本書在英國賣掉了大約25500冊：考慮到戰後英國紙張緊缺的因素，這個銷量算得上是相當可觀了。更大的成功來自美國，哈爾克特出版公司在1946年推出了《動物農場》，到1950年賣出了將近60萬冊。

《動物農場》給喬治?奧威爾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聲望，但此前窮困拮據的他隻又活了四年多，在寫出第二部曠世巨著《1984》之後不久，便因肺動脈出血而溘然長逝。奧威爾去世後沒幾年，北約和華約相繼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世界之間的敵意越來越深；得益於這種意識形態對立，奧威爾的《動物農場》和《1984》變成了西方國家攻擊蘇聯政權的思想武器，數十年間暢銷不絕。不過話又說回來，同樣被當成思想武器的文學作品有很多，但像《動物農場》和《1984》這樣擁有巨大影響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這當然是由於奧威爾這兩部作品本身具有極高的文學水準。它們在冷戰結束之後依然受到世界各地讀者的追捧，便毫無疑問地證明了這一點。按照奧威爾研究專家約翰?羅登（JohnRodden）的說法，《動物農場》和《1984》總共被翻譯成62種語言，銷量超過5000萬冊，這使得奧威爾的公眾聲譽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作家。如果以作品對社會的影響作為標準，人們完全可以斷言，喬治?奧威爾是20世紀以來最偉大的作家。但不幸的是，他很可能也是遭受最多誤解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觀點。

冷戰期間，《動物農場》和《1984》在鐵幕的西邊廣受歡迎，但在鐵幕的東邊卻遭到封殺，其實雙方都誤會了喬治?奧威爾：資本主義國家認為反對極權主義的他是社會主義的敵人，而社會主義國家則認為反對蘇聯和斯大林的他是資本主義的朋友。其實奧威爾是不折不扣的社會主義者，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為了正確地理解他的政治觀點，簡單地了解他的生平是很有必要的。

1903年6月25日，喬治?奧威爾出生在印度的比哈爾邦。他的曾祖查爾斯?布萊爾是家境富裕的鄉間貴族，在牙買加擁有奴隸種植園，並娶了某個伯爵的女兒為妻。但後來由於家道中落，他的父親理查德?布萊爾隻能在印度內務部的鴉片局充任普通的職員。翌年奧威爾被他的母親依達?瑪貝爾?布萊爾帶回英國。

由於家境貧寒，奧威爾的小學是在一所普通的寄宿學校念的。1916年，他在某項全國性的曆史知識競賽中取得第二名的佳績，從而獲得了就讀伊頓公學的獎學金。伊頓的學生通常會在畢業後到大學進修，但奧威爾學習成績太差，不太可能申請到獎學金，而他的父母又負擔不起大學的學費，所以他決定到印度去當警察，並如願以償地通過了資格考試。

1922年10月，奧威爾乘坐輪船經蘇伊士運河和錫蘭，來到當時隸屬印度的緬甸。他選擇到緬甸當警察，是因為他外婆和幾個親戚生活在緬甸孟邦首府毛淡棉。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第九章，奧威爾回憶了他在緬甸當警察的歲月：“據我所知，幾乎所有在印度的英國官員都有感到良心不安的時候。例外的人也是有的，但他們從事的是一些有用的工作，不管英國人在不在印度都需要有人來做的事情，比如說森林管理員、醫生或者工程師。但我是警察，也就是說，我就是統治的機器。此外，在警察局你能更加仔細地看到大英帝國肮髒的一麵……緬甸人並不認可我們的執法，被我們關進監獄的小偷不會認為他是罪有應得，他會認為他自己受到了外國殖民者的迫害。”當了五年警察之後，他清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決定“不再成為統治的一部分”，於是在1927年辭掉職務離開緬甸。

隨後幾年他過著窮困潦倒的日子，先是在巴黎生活了兩年，然後又回到英國。在此期間他當過家庭老師，也在學校教過書，他幹過書店老板的助手，也為幾家雜誌撰寫文章，總之是混跡於社會的底層。這段時期也是他的文學生涯的起點，從1930年到1935年，他發表了《緬甸歲月》、《牧師的女兒》和《讓葉蘭飄揚》等三部小說，以及許多散文、書評，還有記錄社會邊緣人群生活的《巴黎倫敦落魄記》。奧威爾這些早期作品，誠如約翰?羅西（JohnRossi）和約翰?羅登在《喬治?奧威爾劍橋指南》中指出的，充滿了對窮苦人民的同情，作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不公平現象感到很憤怒，但是並沒有係統的政治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