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尋找大爺(6)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爺的墳墓。她以為永垂史冊的抗日誌士的忠骨一定會受到善待，得到保護。想不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讓縣史辦的人麵麵相覷。戴眼鏡的書呆子竟說，我們隻搞文字工作，負責收集編撰有關的史料，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至於其他我們可管不了。我姐姐問：按照你的劃分，這類屬於經濟基礎範疇中的工作應該屬於哪個部門管？戴眼鏡的書呆子很認真地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說，大概，大概，大概應該屬於民政部門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優撫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沒找到於有慶的名字。也就是說，本縣的各個革命曆史時期的應該優撫的烈士中，根本就沒冇於有慶這個人！
我姐姐畢竟年輕，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她有點沉不住氣，用質問的口吻問人家：你們不是說他是抗日誌士嗎？不是說他永垂史冊嗎？他連你們縣民政局的這種小冊子都進不去，他怎麽永垂史冊？
優撫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質問的口吻，連同她那字正腔圓的純正的普通話。人家收起了開始時的熱情，公事公辦地反問道：誰承認他是抗日誌士了？誰說他永垂史冊了？
我姐姐理直氣壯地說：你們縣史辦的縣誌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哩！
優撫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縣史辦唄！幹嗎找我們？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轉身摔了優撫科的門，脾氣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還沒走出民政局的大門，優撫科的人就開始議論她：哼！想要烈屬待遇，還不好好說話。她以為她會上京話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沒找到二大爺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著沉重的疲勞的雙腿，心裏堵堵地難受。她有點想不通地問那個自始至終陪著她的宣傳組的人：你說，怎麽鬧了半天，他連個烈士也不箅，連個骨頭也找不著了呢？
那人想了想，說：這裏邊的環節挺多，也挺複雜的，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能搞得明白處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會神，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銷出句：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沒想到我姐姐會說出這等話來，就很特別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長。
我姐姐畢竟年輕，她還不知道察言觀色對一個人的重要，否則的話，她不會對那意味深長的一眼掉以輕心。
找不到二大爺的墳墓，我姐姐又心血**地開始找我們祖母的墳墓。
她站在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邊，出神地望著各種各樣從她身邊疾馳而過的車輛。速度很快的車子帶起的氣浪一次又一次地撲打著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這條本縣通往省城乃至全國各地的柏油路上，怎麽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墳遍地的景象。這是我們的祖母最後歸宿的地方，她被我們的大爺和我們的父親倉促地埋在這裏。現在，她的屍骨哪裏去了？她的靈魂哪裏去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些東西存在，我們祖母的靈魂豈不讓這些沒完沒了碾來碾去的汽車吵死煩死嗎？
她抬起手腕，看著手表上的秒針，心裏默數著來來往往的車輛。一分鍾後，她在38這個數字上餅。
這個數字令我的姐姐於明心悸。她似乎隱隱約約記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歲。
冥冥中，似乎永遠38歲的祖母正揚著尚且年輕的手，輕輕地呼喚她：明兒，明兒，明兒……
在家鄉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於明潸然淚下。
現在想來，導致我姐姐那麽不可思議地尋找大爺的熱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爺寫給我父親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親在金廈戰役中，被子彈將右大臂打了個貫通傷。當時因醫療條件的簡陋和醫護人員的魚目混珠，致使我父親的右臂被接錯了位。等打開了石膏我父親的傷臂見了天日後才發現，我父親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內翻動了。於是，內疚的醫護人員又為我父親做了些無濟於事的小的技術處理。這樣一拖拉，就將我父親治病養傷的過程搞得比較漫長。
這段日子，是我父親從1941年11月參加革命以來，在一個地方呆得最長的一段時間。大氣候是全國已經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戰役再也用不著南征北戰的大行動了；小氣候是我父親養傷這一段日子，是清閑的，同時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個傍晚，閑呆在病房的我父親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親接過這牛皮信袋寫給他的信，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是這是我父親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對收信的感覺是如此的陌生；二是我父親在心裏一個勁納悶，他想不出誰知道他在這個地方，誰會給他寫信！
其實，隻要他動手輕輕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另一個問題接著冒出來了，我父親那時還基本上處在對文化兩眼一抹黑的狀態中，他除了認識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別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我父親是個極愛麵子的人，他不願讓人知道他堂堂一個偵察大隊的副大隊長競是個連字都不識的文盲，尤其不願讓這裏的女醫護人員們知道。於是，我父親吊著個傷臂，帶著他的通信員，騎著快馬，星夜疾馳他的部隊。
半夜三更，隊部的書記被我父親從被窩罜拖起來，揉著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從一個叫下窪的村莊跑丟了的大爺寫來的。隻有薄薄的一頁宣紙，用毛筆寫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筆字使我父親不敢相信這是他同樣沒上過學的大哥所為，即便分手近十個年頭了，父親還是不相信大爺會在這方麵有什麽突飛猛進。不但我父親不相信，連隊部書記也不相信。他這時已經全醒了，把大爺的來信湊到油燈下仔細地看。他說，這毛筆字很有功力，不是有一般文化的人能寫出來的。
大爺的信寫得言簡意賅。他在信上告訴我父親，他還活著。那年失散後，他在離下窪不遠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隊伍，一支國民黨的隊伍，他就跟上隊伍走了，最終混到了個少校軍需官。他們的隊伍在江西幾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為拖兒帶女的不方便還有別的一些原因，現在滯留在九江。
這封總共才一頁紙的信，有半頁紙是訴苦和求援的。我大爺在信的最後，有點危言聳聽地告訴我父親“現在，我們一家老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請我父親火速寄些錢去，以解他們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爺的這封信，除了給我父親帶來驚喜外，還給我父親帶來了部分的不快。我父親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親兄弟失去聯係這麽多年，好不容易聯係上了，別的話先顧不上說，張口就要錢！好像兄弟間除了張口要錢就沒別的什麽值得客套的了！
大爺的這種重利輕義，使父親把那種不快很快就轉嫁到國民黨身上。父親充滿了階級色彩地想：好好的一個老實人，十年不到，就讓國民黨給帶壞了！
那天晚上，父親和隊部書記，湊在一蓋快沒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燈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給大爺回了一封信。
信是書記執筆寫的，用的是一支破鋼筆，同樣是一頁紙，紙上的字被書記寫得又大又醜。在信中，書記替我父親告訴我大爺：我手裏沒錢！我們實行的是供給製，是不發錢的，哪來的錢寄給你？
最後，又用解放軍的首長們慣用的口氣給我的大爺出了一個主意：“我建議你，帶著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在我父親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鄉是塊寶地，隻要冋家鄉，什麽困難都能克服，什麽問題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爺接到我父親的信會是怎樣一種心情，我們不得而知。有—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沒有接受我父親的建議，也就是說他沒有帶著老婆孩子回家鄉南於。不知是生我父親的氣還是根本就沒有接到那封信，從此，他斷絕了同家鄉一切人的聯係，包括我的父親。
我們剛剛有了消息的大爺，就這樣又變得杳無音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那封來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親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匯報給組織並上交給組織了。於是，組織掌握了我父親除了有一個當土匪的二哥還有了一個當過國民黨少校軍需官的大哥的情況。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親隻有24歲。因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戰，他的提升比較順利也比較地快。人們沒有什麽理由懷疑一個24歲的副團職軍官的遠大前程。
我父親那時也不懷疑，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他那時笑口常開，在晴朗的陽光下邊，他整齊潔白的牙齒閃著一種健康的光芒。
我父親在54歲離職休息的時候，隻是個副師職幹部。從這點上看，笑得過早不是什麽好事。笑到最後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親笑不到最後。
我的搞幹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親開玩笑說：爸，你們這類幹部隻適合戰爭環境。你們的忠誠和舍生忘死是我黨我軍一筆可貴的財富。但你們天生地不適合和平年代，因為和平年代需要別的東西，可惜這些東西你們恰恰不具備。
父親不服氣地爭辯說：你說說，你說說，我不具備和平年代的什麽東兩？！
大哥彈著手裏的煙灰，很當真地想了一會兒，笑著說——他笑的意味深長，說的也意味深長——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給組織的那封大爺的來信。”
我對1976年記憶上的深刻來自國事和家事。國事自不必說，家事卻說來話長。
1976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三四點鍾的時候，我從同學家滿心歡喜地回來，正碰上慌慌張張準備出門的父母。
母親一把拽住我說：於青！爸爸媽媽有事出去幾天，你好好呆在家裏，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聽出母親聲音裏的顫音，感覺到母親手上的顫抖。我有點害怕，追著問：媽，你們上哪？怎麽啦？母親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看見母親眼睛裏的絕望。
在等待父母囬來的漫長的日子裏，我想，父母出門時如此驚慌失措，會出什麽事呢？當時自問自答地設想了許多事情，但惟獨沒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殺。
我是從別人的嘴裏知道我姐姐的自殺的。那個時候，我對自殺特別恐怖。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殺這件事的本身。我想為什麽要自殺？在那個年代，我對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這個詞特別的熟悉，不光是我，那個年代的人沒有不對這個詞記憶深刻的。姐姐的自殺，首先給予我的是壓力，其次才是悲傷。有時，我甚至連悲傷都嚇得沒有了，隻剩下壓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別特別在意別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們臉上和眼裏的內容，稍有不對，馬上就會臉紅心跳。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身心的疲憊，因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為什麽會自殺？為什麽要自殺呢？
有一封來自父親家鄉的信，一封署名的檢舉信，將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劇拉開了序幕。
檢舉信是寫給省委的，檢舉的是我姐姐於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話，是我姐姐在找不著二大爺的屍骨的情況下發的那句牢騷：“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話是很要命的。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讓她“說清楚”。這種脫口而出的牢騷話如何說得清楚？何越是說不清楚，問題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難過。
幸虧姐姐有一幫子朋友，這幫子散落在省城各個領域的朋友相當有實力，在他們的努力下，姐姐好歹從檢舉信中逃了出來。
檢舉信的陰影還未從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風暴又殃及到她。我姐姐再一次被審査，這次的審查再沒有什麽人能幫上忙了。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離在一個什麽地方。那段隔離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過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將姐姐心中的什麽東西給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記日記的習慣，但那段日子姐姐卻突然中斷了她六幾年的習慣，日記本裏從那時開始，是大片大片的沉默。
姐姐出來的時候，已經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氣已經很涼很涼了，這種天氣非常適合姐姐當時的心境。據說，她經常站在窗前，望著窗外飄零的落葉，漂亮的臉上一派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