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曾國藩的執“迷”與覺悟(1)

有人說，曾國藩是一位相麵大師，甚至有一本流傳甚廣的相麵書《冰鑒》偽托曾國藩之名，賣得很好。

那麽，曾國藩是不是一個迷信的人呢？如果是，他為什麽會迷信呢？

執“迷”不悔

一

曾國藩留下的部分文字，似乎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說過：“餘生平不信鬼神怪異之說。”

他在家書中談及風水時說：“我平日最不信風水。”

他還曾表示不信八字算命之術：“八字以理推之，當不可信。若果可信，則天下每年隻生得四千三百二十人矣。”

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記載，卻證明他是一個相當“迷信”的人。

二

居京期間，曾國藩對風水曾經“姑妄信之”。

京官生涯中的曾國藩一方麵精研理學，另一方麵也熱心功名。為求官運亨通，對官場中一些陋風庸習也亦步亦趨。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陳升在口角之後一怒辭職。五天以後，朋友給他介紹了周某做跟班，曾國藩考查收用後，馬上將此人改名為“周升”。直到鹹豐八年，曾國藩日記中提及的五個仆人，還分別叫作“韓升”、“王福”、“何得”、“曾盛”、“曹榮”。可見他圖吉利講忌諱，與絕大多數官僚一般無二。

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閱讀這一階段日記，我們發現找房子這個事兒耗費了他許多的時間和精力。有幾次搬家是因為官越做越大，越來越講究體麵排場；而風水吉凶方麵的考慮則是另幾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為據說陽宅風水與官運息息相關。

道光二十年，進京不久的曾國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處院子後，卻聽人說這個屋子裏死過人：“此屋曾經住狄老輩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節。”雖然殉節乃是儒學倫理中的光榮之事，曾國藩卻因此打消了租這套房子的念頭。他在日記中說，“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節，……當時究非門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翰城）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胡同拜訪。王繼賢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謂餘現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間不可居住”，曾國藩因為“翰城善風水，言之成理，不免為所動搖”，問他怎麽辦。王氏掐算了一會兒，說兩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須於當月搬家。曾國藩因此心急火燎，坐臥不安，放下手中事務，數日東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訖無當意者，心則行坐不定。”最後，經“邀同翰城走繩匠胡同看風水”，終於選定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來。

風水之說宋代以後大興於民間社會。曾國藩生活的時代，普通人舉凡建房、裝修、構園、搬家、遷墳、嫁娶，與土地相關諸事，無不需要求助於風水理論。風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熱門職業，為了尋找一塊發家葬地，許多人家不惜讓屍親久厝，傾家蕩產。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對官位升遷又如此熱衷，曾國藩對於住宅風水自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不過，曾國藩京官期間窮心竭力精研理學，發誓“學做聖人”，並沒有多少餘力研究風水。另外，他的祖父星岡公（曾玉屏）雖然識字不多，卻頗有些高明的見識。曾國藩終生敬仰這位頗有主見的祖父。這位老人在村子裏以“三不信”聞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不信風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慣見僧道、風水、庸醫的騙人把戲，故以“三不信”授子孫。他“平日最惡人子欲求吉地久暴親柩”。因為星岡公的影響，也因為對風水吉凶之驗並無親身體驗，所以這一階段他對風水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談不上篤信。直到風水對他家的家運產生“影響”了，他才一度轉而真正相信了風水。

三

許多人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都是源於自身經驗。祖母之喪，使曾國藩對風水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曾國藩的祖母王太夫人以八十餘歲高齡去世。對於祖母的葬地，曾家發生了激烈爭論。祖父星岡公執意將老妻葬於自己很喜歡的木鬥衝，而其他人認為木鬥衝地方狹隘，且風水不佳，都不讚同。弟弟們還特意寫信到京，讓曾國藩勸說祖父。

曾國藩也不讚成祖父的主張。他知道祖父不信風水，因此另選角度來進行勸說。他說自己身為翰林，祖母也得以榮封，因此選擇墳地必須“麵前宏敞”，有足夠的地方樹立牌坊，而“木鬥衝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麵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但是性格強硬的祖父固執己見，毫不動搖。對風水本不那麽在意的曾國藩也就不再堅持，轉而寫信勸弟弟們聽祖父的話。服膺理學的他以“天理說”來說服弟弟們：

日前所開山向凶吉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為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風水吉凶之說，是“地理”；而孫子聽從爺爺的話，是“天理”。當“地理”與“天理”發生衝突時，作為程朱信徒，當然應該選擇後者，何況爺爺此時還在病中，怎麽能因為這個事惹他生氣。

巧合的是，就在祖母葬後不久，曾國藩家裏喜事連連：“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痹症亦愈，且驟升至二品。”祖父痊愈了，困擾曾國藩多時的風濕好了，且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這種好運仍然持續：家裏添了三個男丁，九弟曾國荃也進了學成了秀才。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本人升任實職侍郎。

以前雖然聽慣了風水發家的故事，但曾國藩對風水之說一直“存而不論”。但這次“親身經曆”，卻讓他確信風水對家運興衰有著直接的影響。道光二十九年，他在家信中對此事總結出了兩點：第一，很顯然，祖母葬地風水上佳，因此曾家家運才如此順風順水。“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鬥）衝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

第二，風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強求。幾個弟弟因認為此地風水不佳，差點和祖父衝突起來。而素來不信風水的祖父選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鬥）衝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

雖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萬萬不可更動。他囑咐幾個弟弟，祖母墳地“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墳地畢竟過於狹隘，“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誥封碑亭”是體製和家庭榮耀所關，不能不修。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來將祖父母分別安葬，將碑亭之類建於祖父墳前：

予意乃欲求堯階相一吉地，為祖父大人將來壽台，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為定。

經曆此事後，曾國藩對風水之說的迷信度大漲。鹹豐七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委軍回家，將父親葬於周壁衝。不過時間倉促，葬地未經充分選擇，葬後有風水師說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對這個葬地“實不放心”。雖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遺訓，但曾國藩卻在隨後一段時間裏，先後請過朱堯階、劉為章、杜茂才、許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師”為父親選擇另葬之地。無如千挑萬選後，還是沒挑到各方麵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國藩在家信中鬱悶地說，“吉壤難得，即僅圖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鹹豐八年曾國藩再次出山，離開家鄉時仍然為沒有為父親找到理想葬地而遺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實不放心。……餘於親在日，不克篤一日之孝養；親沒之後，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靈。”因此囑咐弟弟們再接再厲，甚至命曾國葆自學風水之說，必將父親遷葬於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風水之說，洪弟在家無事，可留心學習，為二親求一佳城，不必為子孫富貴功名，但求山環水抱，略有生氣，俾二親之體魄少安，即子孫之福蔭亦未始不在其中。……諸弟若能盡心竭力肩任此事，則餘寸心之疚可少釋耳。

可見他此時對風水之說，確是篤信非常了。

四

有人認為，作為“千古完人”、“理學宗師”，曾國藩如此熱衷風水，似乎不是什麽光彩的事。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談論風水鬼神，是理學家的本分之事。換句話說，“風水鬼神”是“理學”龐大體係之內的一個光明正大的分支。

與早期儒學“之外，存而不論”不同，理學家們偏偏愛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這樣的大命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學興起的原動力是為了與佛教抗衡。佛教理論宏闊奢華，特別是詳盡解釋了人死後何去何從這個大問題，吸引了大批信眾。儒教要想與之爭鋒，就要求衝破“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領域，建立一個可以解釋一切宇宙現象的理論體係。第二，儒家學說建立在宗法傳統之上，異常強調慎終追遠的意義，對祠堂裏的那塊冷豬肉特別當回事。孔子雖然敬鬼神而遠之，卻不敢直接否認鬼神的存在。否則，冷豬肉豈不是形同虛設？以光大孔子思想，彌補孔子之不足為己任，發誓要“格”通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理學家們，因此對“鬼、神”現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問題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爾、牛頓、愛因斯坦的肩膀上。而曾國藩隻能站在孔子和朱熹們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當然也很高明，不過中世紀以前的智慧與近代知識體係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朱熹以“格物致知”聞名，也就是說，提倡通過研究具體事物得出普遍真理。這聽起來是很現代的觀念，問題是他的操作思路實在太現代了。

且讓我們來看看他格物的一項成果。他說他通過研究生物頭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動物、植物的本質區別。他說：

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頭）橫生，草木頭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間有知者，不過隻通得一路，如烏之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他說，天圓地方。人的頭是圓的，像天。腳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間，頭頂天，腳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氣，有知識，識道理。而其他動物足雖向下，頭卻向前而不向天，所以隻接受了天地之偏氣，隻通得一路知識。比如烏鴉隻知道孝順（古人傳說烏鴉能反哺），獺隻會祭祀（獺喜歡將魚排列在岸上，古人以為是在祭祀），狗隻知道看家，牛隻知道種地。而草木就更完了，頭（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烏漆麻黑。

你看，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來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遠？怪不得王陽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場大病，什麽也沒格出來。

“天命”之說

一

曾國藩因祖母之喪對“風水說”產生的篤信並沒能一直持續下去。鹹豐八年曾國藩再度出山之後不久發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對風水之說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就在曾國藩再度出山之後不久，湘軍在三河戰役中遭遇慘敗。悍將李續賓部被全殲，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華也失蹤於亂軍之中。事後曾國藩極力搜尋，隻找回一具無頭之屍。

這是幾十年來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慘禍。極重手足之情的曾國藩悲痛欲絕。在接到曾國華失蹤之信的當日“萬感交集，徹夜不寐”。此後一連多日“心緒極惡”，“悲慟填膺，減食數日”，甚至“不能辦一事”。

離家以後，曾國藩一直因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國華的死訊後，他的第一判斷是風水所致。曾國華生前曾力主為父母改葬，因此曾國藩馬上寫信到家裏，要求盡快實施改葬：

如溫弟（曾國華字溫甫）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按理說這件事足以使曾國藩死心塌地迷信風水。但是靜下心來，曾國藩想起這一年四月他還家居湘鄉時發生的一件怪事。

當時曾國藩閑居家中，終日無事，聽說曾國荃家人請人來扶乩，也步行趕去湊熱鬧：“聞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視之。”

扶乩和算卦一樣，是舊時人們卜問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稱神靈附體，拿著一支筆，根據人們的提問，在沙盤上畫字，據說畫出的字句就是神靈的指示。

當時湘軍剛剛攻下九江，軍機頗順，曾國藩原以為可以順流東下，迅速消滅太平天國。不料扶乩的結果卻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閑字。”字謎“敗”字。餘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乩判曰：“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餘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為而雲然？乩又判曰：“為天下，即為曾宅言之。”

扶乩得到了一個非常不吉利“敗”字。曾國藩大驚，以為剛剛取得九江大勝，怎麽會出來一個“敗”字？乩又判說，這個“敗”字與九江之勝有關。曾國藩問，九江初克，運氣正好，“敗”字何指？乩又判到，這個“敗”字不但關係到天下大局，也關係到曾家自己的家運。

曾家人“又問仙何人何職位今欲何往”？也就是問降下這一預言的這是哪路神仙？“仙自稱名為彭某人，河南固始人，生時官都司，死於鹹豐年固始之難。現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赴任路過雲雲。”仙人自稱叫彭某某，是河南固始人，生前是鹹豐年間的一個都司，死於戰亂，剛被上天任命為雲南大理府城隍神，在赴任途中路過湖南，所以下來降言。

當時曾國藩聽了之後，雖然“凜然神悚”，然終不解其故。也就隻好將神仙的預言置於半信半疑之間。

直到曾國華喪後，曾國藩才恍然大悟此“敗”字何指：

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符，豈非數皆前定耶？

多年之後，和趙烈文談起此事，曾國藩還認為此事足以證明鬼神確實存在：

其效驗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載知之，則世俗所雲冥中諸神，造兵死冊籍等語，非為荒唐之說矣。

這件事使曾國藩相信，冥冥之中，“風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相比風水之說在理學內部的聚訟不已，對“天”及“天命”的崇拜卻是儒家毫無爭議的世界觀基礎。早自殷周時代，人們就相信天是有意誌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孔子卻信天命。他五次三番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倫語·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倫語·堯曰》）

所謂“命由前定”，天之崇高偉大，就在於天命的說一不二不可動搖。神仙半年前就預告了曾國華之死，足見天命有其定數，人力的巧計營救對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麽作用的。

因為六弟之喪，曾國藩對“風水”與“天命”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次深入思考。他從頭回顧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來的興衰曆史，總結出家運中的這樣一個規律，即鹹豐年之後，每當大得意之後，必有大失意相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