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曾國藩的笨拙與精明(1)

曾國藩智商不高，天資平庸，左宗棠經常批評他“太笨”。然而，如果我們細細分析曾國藩的一生作為，卻會發現他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那麽，他是怎麽從笨拙到精明的呢？

智商不過中等

一

湘鄉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說是曾國藩在家讀書，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誦了多少遍還背不下來。一小偷本想等他睡之後偷竊，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他睡。小偷忍無可忍，跳出來大叫：“這種笨腦袋，讀什麽書？！”

這個笑話並非空穴來風。曾氏一族的天資並不出色。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歲，才勉強過關。曾國藩的幾個兄弟，雖然也都十年寒窗，卻沒有一個達到舉人的功名。曾國藩本人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前後考了七次，到二十三歲才考上秀才，而且還是個倒數第二名。比較他同時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歲的左宗棠，十四歲參加湘陰縣試，名列第一。李鴻章也是十七歲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啟超更是天資超邁，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

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國藩，屢屢不留情麵地批評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於兵機每苦鈍滯”。學生李鴻章也當麵說過他太“儒緩”。曾國藩自己也常說“吾生平短於才”，“秉質愚柔”，讀書做事，反應速度都很慢。

這並不完全是謙詞。

二

曾國藩的人生哲學很獨特，那就是尚“拙”。他說：“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這種人生哲學得自他獨特的人生經驗。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知道自己這輩子靠讀書發達無望，遂“發憤教督諸子”，對長子曾國藩更是毫不鬆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後，隻知道一味用蠻力，下笨功。曾國藩回憶說：

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複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

笨父親教笨兒子，真是夠難為他們的。

曾國藩能夠打通科舉這條路，靠的完全是“笨勁”。父親要求他，不讀懂上一句，不讀下一句。不讀完這本書，不摸下一本書。不完成一天的學習任務，絕不睡覺。他不懂什麽“技巧”，什麽“捷徑”，隻知道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這種“笨拙”的學習方式，在他身上培養起超乎常人的勤奮、吃苦、踏實精神。

積苦力學的經曆給了曾國藩獨特的啟示。他發現笨拙有笨拙的好處。笨拙的人沒有智力資本，因此比別人更虛心。笨拙的人從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擊能力特別強。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問題隻知硬鑽過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聰明的人不願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難繞著走，基礎打得鬆鬆垮垮。所以，“拙”看起來慢，其實卻是最快，因為這是紮紮實實的成功，不留遺弊。雖然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開竅之後，後麵的路就越來越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又高中進士。而那些早早進了學的同學，後來卻連舉人也沒出來一個。他總結自身經驗多次說，這得益於自己基礎打得好，所以“讀書立誌，須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鈍拙，那麽曾國藩就充分發揮鈍拙的長處。他一生做事從來不繞彎子，不走捷徑，總是按最笨拙、最踏實的方式去做。涓滴積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紮實徹底，一步一個腳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龍十八掌，表麵上簡單笨拙，實際上卻大氣厚重，所向披靡。這是曾國藩一生成功的秘訣，也是他常向別人談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歸序》中這樣說：

君子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迕，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及其成熟，則聖人之徒也。

那意思就是說，君子不走捷徑，不圖虛名。錙銖積累，艱難前進。君子成功也許比別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這正是曾國藩的自我寫照。他一生成功，得益於“笨拙”精神。

他創建湘軍，選拔將領，專挑不善言辭的“鄉氣”之人，蓋因其敦實淳樸，少浮滑之氣。他甚至討厭那些“善說話”的人：“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曆不喜用善說話之將。”他招士兵，也專要“樸實少心竅”的山民。因此湘軍作風與八旗綠營完全不同，徹底根絕了兵痞的油滑習氣。

曾國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國藩一生善打愚戰，笨戰，不善打巧戰。他打仗不貪小利，不求奇謀，踏踏實實，穩紮穩打。他說：“打仗要打個穩字。”他一生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他花極大心血去研究敵我雙方情況、戰鬥的部署、後勤供應、出現不利情況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個環節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決心。

湘軍作戰以“結硬寨、打呆仗”聞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動出擊，而是誘使敵人先來攻他，後發製人。太平軍雖然驍勇，遇到湘軍卻毫無辦法。太平軍最希望誘使湘軍野戰，但湘軍絕少野戰。曾國藩說：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

他行軍打仗數十年，除一開始幾次失手外，沒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於此。

湘軍主動攻城，也是用最笨的辦法，如同巨蟒纏人一樣，用一道一道的壕溝把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們攻城的時間，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月、兩月，而往往是一年、兩年，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挖壕溝。安慶、九江、天京，都是這樣打下來的。等戰爭結束，城牆外的地貌都被湘軍徹底改變了。

曾國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誠為本，以拙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說大話，不求虛名”，做事“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別人以巧以偽欺騙他，他卻仍然以誠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複無已時耳。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曾國藩說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緒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國藩，始則挖苦打擊終則以怨報德，曾國藩卻終生未還一手。李鴻章作為他的弟子，也時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國藩卻因為愛李之才，始終不改對李鴻章的關心、愛護、包容、提攜。李鴻章因此終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開口不離“我老師”三個字。正是因為這種質樸的為人處世方式，曾國藩一生朋友極多，麾下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指揮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楊一役”的最終勝利。

笨有笨的好處

一

曾國藩最有意義的“笨拙”，還是他的思維方式。正是“紮實徹底”的思維方式，使曾國藩避免了幾千年來“中國式思維”的局限和弱點。

中國式思維尚直覺，重體悟，善類比，卻輕邏輯。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緒常如天馬行空，不循規矩，任意跳躍，因此很容易跳過真理與謬誤之間那小小的一步距離。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這一學說的邏輯推導卻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覺類比之上。董仲舒說“人副天數”，就是說，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樣的。他的證據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髒；天有四時，而人有四肢；天有晝夜，故人有視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應。因此，上天打雷就是發怒，皇帝就應該趕緊祈禱。

他的反對者王充的邏輯同樣一塌糊塗。王充說：天沒有思想，因為天沒有眼睛，沒有嘴，“以天無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無口無目呢？王充說，我們摸不到天，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地，地沒嘴沒眼睛，而人們都說天地是夫婦關係，老婆沒嘴沒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沒有，“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論敵，但是他們的論證方式卻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邏輯的兒童式思維。

中國式思維的最大弱點是喜歡從整體上、宏觀上把握一切，卻缺乏嚴密細致的推理過程。在這種整體論的思維方式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萬物。總想找到一個竅門，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小蔥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徹底解決一切問題。比如，儒家學說就認為，一個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煉，則處理世間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非理性的。

顧準曾一再批評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他說：“中國有天才，而沒有科學上係統的步步前進，……中國人善於綜合，都是根據不足的綜合。……中國人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可是辯證法把中國人坑害苦了。……中國傳統沒有‘邏輯學’……因此，中國沒有精密科學。”

而西方思維的最大特別是重視實證、重視邏輯、重視差別。西方人從量化分析事物間的不同之處入手，沿著“現象→差別→差別的擴大→精確量化→創新”的思維路徑前進，因此能發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維，建立起嚴密的學術體係。

曾國藩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式思維不謀而合。這種思維方式因為其“笨拙踏實”，在中國人中達到了少有的嚴密程度。

曾國藩在鹹豐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記說：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簡要，曰綜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一席話道盡了曾國藩式思維的秘訣。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從正反兩方麵去看。反複琢磨，細細分析。而“正”、“反”這兩個方麵，他也要進行細分，把“正”麵再分兩麵，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負”麵也自有其正反。他把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個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點含混不清之處。這樣分析下去，對這件事物就會觀察得分外透徹。

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

正是通過這種“笨拙”的思維方式，曾國藩能精確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謬誤”之間那一步之距離。他說：

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份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室殊，親有殺（降等、減少，在這裏是等級的意思），賢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幾倍）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於義，其流為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

也就是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舍，就會過於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弊；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於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弊。

中國人重綜合而輕分析。曾國藩卻通過紮實徹底的思維實踐，發現了分析“差別”的重要性。他說：“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研乎至殊之分，無以調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說，如果不精心研究萬物之間的細微差別，就不會得出差別背後的統一規律。這段話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分量怎麽強調都不會過分。

曾國藩認為，自古以來，認識就有精有粗，行動就有實與不實，這恰恰是聖凡、大小之間的區別。所以他說，好的人才應該“多條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說，多一些邏輯性，少一些不著邊際的誇誇其談。

曾國藩說，自己“天分……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曾國藩一生經曆千難萬險，處理過無數大事，大體都很得當。其過人之處就是不怕費心費力，對事物進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對事物進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礎上，再找出要害，把握關鍵。每次處理完了之後，還要總結經驗教訓，以為下一次參考。曾國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笨拙之上，這樣的絞盡腦汁殫精竭慮之上。

確實，“笨”到極致就是“聰明”，“拙”到極點就成了“巧”。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不就是建立在最簡單的隻有“1”“0”兩個字的二進製基礎之上嗎？曾國藩並不比別人聰明，我們大部分今人也並不比他更笨。他隻是比別人更吃苦，更紮實，更無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腦。“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體會。

二

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一個是太容易下結論，另一個是太容易聽信別人的結論。曾國藩卻不是這樣。因為“笨”，曾國藩在一切知識麵前都十分謙虛，不敢稍有成見，不敢戴有色眼鏡去讀書。因為“笨”，曾國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別人的腦子，每本書都要認認真真，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所以他一生視野廣闊，無書不讀，無學不窺。

理學家多有學術潔癖。他們多以諸子之學為邪僻之說，不屑一顧。比如，曾國藩的好朋友羅澤南就堅決排斥佛、老及諸子之學，認為管、晏之學“卑陋”，楊、墨之學“淫邪”，都不利於世道人心，必滅之而後快。

曾國藩卻是一個雜家。他一生於書無所不讀，尤好諸子之書，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簡約博大，莊子的心靈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給了他極大的啟發。他推崇諸子皆豪傑之士，去孔子並不甚遠：“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除了傳統士大夫致力的經史，曾國藩對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牘之文”也很感興趣。在曾國藩眼裏，無處不是學問。因為懷抱經天緯地之誌向，所以他的眼光極為開闊。所謂“案牘之文”，也就是曆代“文件匯編”，內容當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國藩卻認為這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政治智慧，有誌於拯救中國社會，這樣的文章不可不讀。

曾國藩愛看地圖，研究地理。《曾國藩年譜》說曾國藩在工部任侍郎時，“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較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範圍極廣，認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這是他與當時諸多理學之士的明顯不同之處。

可以說，除了佛家外，曾國藩對他所能接觸到的所有書籍都有涉獵研究。事實上，對於佛家，他也並非沒有興趣。他曾經多次向趙烈文討教佛理，隻是因為兵火連天之中靜不下心，沒有深入下去。

除了書本之外，曾國藩還從自身生長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識。曾國藩雖然是三榜進士出身，卻終生對他那個沒讀過書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書中經常引用祖父的話來教育子弟。這位終生沒有出過湘鄉縣的鄉下老人確實也有一些來自泥土的不凡見解。他勸弟弟曾國荃在官場上不可逞一時之快時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雲：‘怕臨老打掃腳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至囑至囑！”曾國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別是功成之後，能迅速解散湘軍，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憂，就與祖父這種凡事要有長遠打算的教導有關。

翻開曾國藩家書，引用湖南鄉下俗語以及家鄉鄰裏故事處處可見。“昔祖父在時，每譏人家好積私產者為將敗之征，又常譏駝五爹開口便言水口，達六爹開口便言桂花樹，想諸弟亦熟聞之。”可見農村生活經驗構成了曾國藩智慧的重要基礎。

三

曾國藩身體稟賦極為一般，特別是眼睛。從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來越多地提到眼疾給他帶來的困擾：“目光昏花”，“無似”，“目光猶苦澀”，“目光昏花作疼，難於久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