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辛亥風暴中的搏擊(3)

從太原起義當晚到翌日推舉都督的整個過程來看，閻錫山的表現是不太積極甚至是消極的。其主要的問題，就是當八十五標一營苗文華等攻打新滿成的戰鬥開始後，才派人領取子彈，組織力量向撫署後麵的巡防馬隊進攻。比八十五標的起義晚了一步。似有等待觀望之嫌。因此，在以往一些論述山西辛亥革命的文章中，有的就把閻錫山參加同盟會，拉攏清山西當局高官等“投機取巧”的事情聯係起來，說他在太原辛亥起義中“按兵不動”，“首鼠兩端”，及至看到大局已定，方才有所行動，因此把他在選舉都督中的活動，說成是私下聯絡眾人，一心想當都督，通過非法手段，終於如願已償，所以，閻錫山“竊取了山西辛亥革命的果實”。這些說法若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人們完全可以理解，但它卻是在改革開放已經搞了好幾年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現的，並且這些說法並非個別，而且影響頗深，就是在今天，仍有不少人對此執肯定態度。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了。而這也正是影響到閻錫山研究的一個重要障礙。

不可否認，閻錫山後來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以來，在不少方麵是反動的，但這是後來的事情，而不能以此作為否定其在山西辛亥革命中所做的貢獻。就其在太原辛亥起義和推舉都督這個問題上而言，應當說，閻錫山是沒有錯誤的，既不存在所謂“首鼠兩端”的投機行為，也不存在什麽“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惡名。按照閻錫山等所製定的起義計劃，兩標新軍起義應是同時進行。但由於李執中的跳井、打撈，延誤了一些時間，而恰恰是在這中間，他竊聽到了撫署關於武昌消息和督練公所叫八十五、八十六標的電話。這雖然使他受到震動，有些遲疑，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保證起義的進行。因此，他不但派人告知標本部勿傳此電話，而且擔心著八十五標是否傳此電話。如果他存心搞政治投機，此時完全可以來個順水推舟，既達到了討好清山西當局的目的，又不暴露自己。然而他卻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而這個措施，顯然對起義的進行是有極為重要意義的，若是這個電話傳了出去，起碼要動搖軍心，那些原本對起義就不同意的中下級軍官，將會乘機作亂，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再則，盡管閻錫山知道八十五標已經起義後，才部署行動，晚了一步，但從時間上來看，姚以價率隊出發的時間是九月初八日晨四時，部隊於拂曉時方進入太原城內，攻打巡撫前衙的二營發起戰鬥，比攻打新滿城的一營要晚一些。而在初八日晨二時，閻錫山處理完李執中一事後，又對電話的問題予以處理，當聽到槍聲大作後，即行布置，其時間也就在天亮時分，所以，等待的時間並不很長。更重要的是，閻錫山的行動雖然遲了一些，但他按原計劃所執行的攻打撫署後門的任務，還是勝利完成了，接著又投入了支持攻打新滿城的戰鬥，並未影響整個起義計劃的進行。

至於對都督人選的醞釀及選舉，閻錫山召集張樹幟等人研究時，他首先推舉的是姚鴻發而非自薦。但他這一夥人卻把他作為了姚鴻發的候補，其它人也有的推薦他為都督人選。這說明閻錫山在革命黨人和其它軍政民代表中是有一定聲望和威信的，也是對他組織策劃發動太原起義積極表現的一種肯定和賞識。黃國梁與他是同樣軍職，人們所以認為黃不合適，其理由固不充分，卻從中可以看出人們對黃在起義過程中的表現並不太認可。退一步講，即使閻錫山極力自薦想爭當都督，也無可厚非。因為，他自日本返國後，就一直積極從事著開展兵運，掌握軍隊，準備時機成熟時起義的革命活動。當武昌起義後，形勢所迫時，又是他提出了提前起義的計劃，並且在起義中有著不俗的表現，因而，太原起義成功後，自薦都督，甚而采取一些必要手段爭當都督，也是合情合理的，自己鬥爭得來的果實，由自己來掌握，沒有什麽說不過去的，更不能冠以“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的罪名。而如果梁善濟的企圖得逞的話，倒是可以將此罪名戴在他的頭上的。

與此相關，在推薦誰當都督的問題上，從閻錫山對姚鴻發的推薦上，倒反映了他階級和思想上的局限性，以及一旦革命失敗對可能承擔風險的惶恐心理。其實這些問題，在其它革命黨人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此，用曆史的眼光來看，是不可苛責的。但是，就山西革命黨人和參加太原起義的中堅力量的總體狀況來看，他們對由誰來當都督的問題，還是比較認真的，其傾向是囑意於對革命有貢獻在起義中表現突出者的，這無形之中就孤立打擊了以梁善濟為首的立憲派。雖然還不能肯定地說他們對於革命成功後掌握軍政權力的重要意義有著清醒的認識，但是，他們對於革命成功後要由自己來掌權這一點上還是明確的。張樹幟上台的舉動，盡管有些“威逼”的味道，但卻明顯地透出他對梁善濟散發選票行為的強烈不滿。而這一戲劇性的場麵，也反映了革命黨人為保衛自己革命果實的堅決態度。正因為這樣，太原革命起義的成果，才掌握在了革命黨人之手，而不是像武昌起義後那樣，將勝利果實拱手讓給了黎元洪。

3、分兵三路，積極光複全省；采取霹靂手段，安定省城秩序

10月29日，也就是太原起義成功的當天，當選為都督的閻錫山並沒有沈醉於勝利之中，而是立即召集溫壽泉等重要同盟會員和起義有功人員開會，研究決定在原兩標新軍的基礎上成立了4個標，以張煌、苗文華、劉漢卿、張瑜分任一至四標標統。同時，將部隊分為東路、北路和南路三支，分別向娘子關、雁北和晉南挺進。

閻錫山等人隻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主要是一方麵為了擴充武裝力量，並與各地方起義力量相配合，光複全省；另一方麵則是為了防止當地清軍的反撲和阻堵清廷派來鎮壓起義的清軍。

按照這一決定，以姚以價為東路軍總司令，趙戴文為參謀長，率張煌第一標，於當日黃昏即乘正太路火車，由太原向娘子關進發。以便“視清廷對我行動，再作攻守之計”。閻錫山認為“山西在崇山峻嶺之中，對清廷影響尚小，最好是出兵直隸（今河北）正定，一方麵堵住山西的門戶，一方麵可斷絕平漢路的交通”。但他“自感力量不夠，又不敢輕作嚐試，於是僅先移一師進駐娘子關”（《山西文史精選》（1），第45頁）。雖然如此，但閻錫山出兵直隸的設想，卻不可不認為是其爾後組織“燕晉聯軍”的發端，及其徹底摧毀清廷統治的決心。

就在太原起義成功的第二天即10月30日，清廷下了罪己詔，準許革命黨人依法組黨。但閻錫山認為“此隻不過緩和革命，欺騙世人的手法，並非真心悔禍”（《閻錫山年譜》（一），第45頁），因而，他並未改變當初的決定，仍命令以張瑜為北路軍總司令，於11月1日，率部北上攻占雁門關並向大同進軍。不久，又命令以劉漢卿為南路軍總司令，率其第三標於11月19日，由太原進發南下河東，光複平陽、運城。

姚以價、張煌率領的東路軍，幾乎沒費什麽周折，便先後進駐娘子關、舊關和清原坪這三處重要關隘。舊關距娘子關15裏，它是晉冀之間的險要通道，鎮守舊關的是從平陽府調來的清太原鎮巡防隊的一哨部隊，哨官申洪吉知民軍來到，早已率部逃跑。其後，雖有清騎兵一隊進至關前，也被民軍的一陣槍聲，嚇得落荒而逃。距舊關約五六裏的要隘清原坪，因人煙稀少，交通不便，民軍進駐後，曾一度糧食供應困難，後來，也由張煌設法解決，並且還送來了一門小鋼炮，在舊關則配備了一門英國造九英尺長的火炮。這三處守軍，在姚以價、張煌的指揮下，修築工事，觀察敵情，嚴陣以待。後來，在清軍的大舉進攻中，娘子關一線能堅持數日，全賴於此。

北路軍的進攻，也還比較順利。當張瑜、張培梅率部向代縣和龍泉關進發時，以崞縣（今原平市）為中心的附近各縣同盟會員，正在積極準備起義。續桐溪、李嵩山還利用巧妙方式奪取了大同鎮總兵王德勝向雁門關運送到的200支槍支，並乘勢攻進山陰縣城，繼而又攻打應州。11月20日，閻錫山邀續桐溪來太原議事，決定成立忻代寧公團，由續桐溪任團長後，續即返回原籍，與弓富魁等積極活動，很快招募起一千餘人。11月23日忻代寧公團成立，續桐溪任團長，副團長康佩珩、參謀長趙三成，糧台道趙丕廉。同時任命了五台、定襄、崞縣、繁峙、寧武、靜樂、忻州等縣的分團團長。公團在招募農民參加部隊的同時，還動員陸軍小學堂的學生趙承綬、張德樞、宮寶衡、續培梅、續廷梅、王靖國、李伯平等擔任下級軍官及教練員。其後，張瑜與續桐溪、弓富魁等議定了兵分三路進兵大同，轉取歸化的部署。中路軍張瑜所部炮兵的猛烈炮火，嚇得代州城內的守軍棄城而逃；西路軍於11月27、28兩天連克寧武、陽方口兩城，東路的忻代寧公團左翼遊擊隊也於12月2日未發一槍即出茹越口，4日進抵懷仁。在這期間，11月30日，同盟會員李德懋、李國華、劉幹臣等人在大同領導了起義。駐宣化等處的清軍奉命前來鎮壓，12月4日抵達陽高縣。張瑜和忻代寧公團團長續桐溪聞訊後，決定由續率領公團馳援大同義軍。兩軍於12月5日分別從其駐地向大同進發，清軍中午到達，但不敢直入大同城，而駐於城東八裏的古城村。公團人馬下午在南門外則由大同軍政府都督李國華等迎入城內。兩軍從此開始了40多天的攻防戰。可以說，北路軍在當地起義軍的大力配合下，基本上光複了晉北地區，並且，在光複的過程中，迅速壯大了革命武裝。

南下河東的南路軍，一路可說是勢如破竹，但後來卻遇到了麻煩。還在南路軍出發之前，閻錫山為兵不血刃，和平解決光複問題，曾決定派太平縣（汾城）舉人董桂萼赴南路進行招撫，但未成功。劉漢卿率部前進，起初尚較順利，於11月29日通過晉南北部門戶韓信嶺後，12月2日進抵霍州，3日光複洪洞，5日晚抵達臨汾。當時駐紮臨汾的清太原總兵謝有功奉命帶一哨官兵前往風陵渡一帶視察黃河防務，以防陝西革命軍東渡入晉。趁此機會，平陽革命黨人侯少白、張維藩勸說清軍前路巡防幫統陳政詩與民軍議和，陳佯許之，閻錫山接電報後，即委陳為平陽知府，陳惶恐不敢接受，悄悄逃往絳州。所以，南路軍未發一槍便進駐臨汾。劉漢卿委任劉拱璧暫時署理平陽知府，並委派一些官員，對建立地方武裝，城防等事項進行了初步安排。之後，12月12日劉漢卿即揮師南下。這時，從臨汾跑出來的陳政詩到河東向謝有功匯報平陽情況。謝、陳決定率兵向平陽反撲。已進抵侯馬的南路軍，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在聞喜與侯馬間一個叫隘口的地方，阻止謝有功部隊，可是，當南軍趕至隘口時，隘口已為謝軍占據，劉漢卿組織部隊幾次強攻都未成功，南路軍大敗。劉漢卿及前隊排長蘇金石等均被謝有功殺害。餘部推舉李大魁為臨時管帶，繼續向南複仇，又未取勝，後來為保存力量，遂轉退至平陽城內。

南、北兩路軍的進擊，雖然未能完全實現所要達到的目的，但它卻沉重打擊了清軍勢力，瓦解了清朝的地方政權，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光複全省的革命。這個成就的取得，是全省各地革命黨人和廣大民眾艱苦奮鬥的結果，也是以閻錫山為首的山西軍政府為取得徹底摧毀清朝反動統治所做的進一步努力。

閻錫山與溫壽泉等人忙於部署防堵清軍和光複三晉，卻忽視了對光複後的省城太原的衛戍工作。因而，太原光複後，曾一度出現了嚴重的放火搶劫行為，致使省城秩序混亂不堪。雖說曆史上每遇大的變故，散兵遊勇、市井無賴、地痞流氓輒趁火打劫，燒殺搶掠，並非鮮見，而太原起義後的這次混亂卻來勢洶洶，非同一般。

參加燒搶的，主要是起義當天被打散了的巡防隊與陸軍巡警。據張樹幟回憶：10月29日下午一時，副都督溫壽泉率張樹幟、馬子喬看守藩庫，並未攜帶槍械兵士。“不料甫至藩庫，巡防隊勾串陸軍巡警數百人，已入庫搶掠。壽泉等止之不得，固下令有看守銀庫者，每兵賞銀一百，不聽；複下令每兵賞銀二百，仍不聽；再下令有能將搶掠者擊退，將庫銀全部賞給。士兵不服其令，舉槍即擊，壽泉等由間道回都督府，隨即到谘議局商辦善後事宜”（張樹幟：《山西辛亥日記》，《山西文史資料》第76、77合輯，第136頁）。與此同時，許多士兵還在商號和老百姓家裏出出進進，搶劫財物，有的士兵在廚房裏爐火上坐鐵鍋，熔化他們搶劫來的婦女銀首飾。大白天的劫掠竟如此肆無忌憚，而到晚上，發生的另一起變故，更發展為對市內商店和百姓的大規模瘋狂搶劫。

原來，起義的當天，農曆九月初八日，正是閻錫山29歲生辰，傍晚，他在自己寓所接受親友的道賀後，就去了八十六標二營即標本部寓所。這時，八十五標三營管帶熊國斌未奉命令，便帶著他的全營士兵，排列在二營西牆下，“假月影以掩其跡，意在暗刺都督，恢複清政府。伺都督旋營，該管帶以要事謁見，甫晤麵即出手槍，都督窺其詭謀，猝然伏地，幸未中彈，都督護兵立即槍斃該管帶”（張樹幟：《山西辛亥日記》，《山西文史資料》第76、77合輯，第136頁）。而閻錫山在其回憶錄中，則說：“就在這天晚上，我住在二標二營，一標三營管帶熊國斌忽然帶著他的全營兵來，一見我就說：‘我是來保護都督來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撫派，此來必然是乘我不備為陸巡撫報仇。我毫未遲疑地答複他說：‘好吧！你先命你的隊伍架槍集合，集合好後向我報告，我給他們講話’。當他再進來向我報告時，我就一槍將他擊斃，並向他部下宣布說‘熊國斌是要反革命，現已被我處決，你們讚成革命的架槍原地侯命，不讚成革命的自動回營。’結果有兩連留下，其餘潰散，結束了這一驚險的場麵”（《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引自《山西文史資料》第76、77合輯，第51頁）。無論哪種說法比較客觀，反正熊國斌行刺未成，閻錫山躲過一劫這是事實。然而，由於閻錫山對一標三營的處置欠妥，卻給已經開始的劫掠行徑火上澆油。因為這些潰散的士兵出來之後，也加入了搶劫的行列。於是，到了晚上，亂兵進而放火燒了藩庫，接著“錢商、銀號、票莊所在之街如麻市街、活牛市、通順巷、大中寺等處均遭放火搶劫”，城內火光衝天，槍聲不絕。大火中，軍裝庫也被搶掠焚燒，軍裝已失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