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再見，原配的世界(5)
炊煙的升起、茅舍的誕生，孕育了人燕廝磨的俗習，如今卻閉門謝客，這算不算背信棄義和嚴重毀約呢？
是人類不忠，還是人在背叛自己？背叛自己的童年和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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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最近一次邂逅，是初春的郊野，稀稀拉拉，像幾粒黑柳葉，隨電線一起飄忽……在我眼裏，那影子是憂傷、茫然的，是失魂落魄的。
世界究竟怎麽了？
它不會懂。它所能做的，隻有修改自己。
它要修纂上萬年的家族遺傳，改變棲息習性，學會風餐露宿……並用千百年的光陰去調教子嗣，將骨子裏與人為鄰的基因一點點剔除、滌淨，恢複遠古的流浪，恢複它在猿祖裹樹葉、住山洞那會兒的天性。
嗚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燕士俱歡顏。
11、女織
去雁聲遙人語絕，誰家素機織新雪。
——（唐）施肩吾《秋夜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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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生活圖景，一語概之：女織男耕。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孟郊《織婦辭》）
田夫蠶妾、牛郎織女，乃最典型的人生單元，亦是最完美的衣食組合與溫飽設計，堪稱天意。
“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
華夏先民的棲息史，五千年的村野炊煙，就這麽飄飄嫋嫋，在“鋤禾日當午”的揮汗和“唧唧複唧唧”的織聲中，走到了20世紀。
恐怕誰也沒想到，突然，它像滴空了水的漏鍾，停了。
這個樸素的生活方程、貌似永恒的家務公式，邏輯解散了，使命結束了。
城市，徹底步入男不耕女不織的“大脫產”時代。鄉村，耕雖依舊，織卻消匿。這是技術飛躍和社會分工之果，無可非議。
我想說說“女織”，從人生美學的角度。
對“女織”的蒸發，我略感惋惜。我指的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她，我看重的是“織”的情感內容和性別審美。拋開古織，說個我們熟悉的情景吧——
當一位女性在為戀人、丈夫、孩子織一件毛衣、圍巾或襪子時，她用手指和棒針、用密密麻麻的經緯和幾個月聚精會神——所完成的僅僅是一個物嗎？
當然不，這更像一場無聲的抒情。她用溫婉和柔韌，用細膩和漫長，用遐想和勞累，實現了一樁女性獨有的心願。每一針、每一環，都是一記筆畫、一個字母，她把所有心思都織了進去，融入這件最貼身的東西裏去了。
這比花要美，比甜言蜜語動聽，比珠寶首飾貴重。
為此，她的手可能會磨繭，但她不在乎，心裏甜。
我記得年少時，中國女人的懷裏都有一團毛線，須臾不離，像抱著嬰兒。即便在我青春時，這個情景仍隨處可見。那會兒，機器造羊毛衫已鋪天蓋地，但她們仍不放棄這事業，當時雜誌也紛紛開辟“針織”版，印象中《八小時之外》《黃金時代》等，每期都有大量插頁和彩圖。
那是個不嫌“慢”的時代。
那是個用手工抒情的時代。
那個時代的女人，都會留下一枚標誌：食指和中指的上部略顯糙厚。
她們是美麗聰慧的女人，多情而勤奮的女人，懂得“織”的元素和成分，懂得“親手”的含義，懂得用“繁瑣”“辛苦”構造一件貼身之物意味著什麽。她們享受這個過程，感動別人，也感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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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時候，“男耕女織”一詞，讓我想起的並非勞動分工，而是“相濡以沫”“其樂融融”“夫唱婦隨”“琴瑟相伴”之類的溫暖與忠誠……我被一股天然的伴侶之美所熏染、所感動。
一梭一縷一寸癡，絲絲編就陽春意。如果說，上天派給男性的差事是果腹，那女人的角色則是暖身。除了生育，“織”即成了古代女子最大的事業。乃社會事業、生計事業，亦是婚姻事業、情感事業。
織的背後，你總隱約看到那個字：情。
無論春染梢頭的豆蔻、賢妻良母的人婦，還是離愁黯景的癡妾、發婚姻牢騷的怨女，手中都有一情感道具：飛梭、織機或繡針。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劄劄弄機杼。”
“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良人在萬裏，誰與共成匹。”
而在《孔雀東南飛》中，有一段自白：“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這是一個普通少女的成長簡曆和才藝檔案。蠶、織、裁、縫、繡乃天下女子的技能必修課，即便家境優渥，鳳嬌名媛，頂多免去蠶紡之苦，繡針之靈則不可少。換言之，即削弱體力勞動，深化腦力勞動。
我不以為此乃封建糟粕或性別壓迫，我覺得這是人生美學，乃女性的主動選擇和天賦所賜，乃女性靈魂之閃光。
織的衣、納的襪、繡的巾，可浸的是情、是意、是對生活的憧憬和幸福感。密密麻麻的線腳、纖巧靈盈的遊走，織就的是女子的美和美德。
所以，以織品傳情遞意，作媒介和信物，即成了女子專利，成了流傳幾千年的紅顏技巧。直至80年代末，我在鄉下還遇見過那種瑰麗的手繡鞋墊，按說，鞋墊這種深藏不露的東西，即使滿載鴛鴦牡丹，又有何用呢？
當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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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女子一生總該織點什麽，否則有遺憾。
不為別的，就因她是妻子、是母親，一個男人、一個孩子，身上若無一件由家中女性親手完成的衣物，至少遜了一份溫馨。對敏感的體質來說，靈魂會覺微涼罷。
過去常用一詞誇讚女子：心靈手巧。
現代女性心靈綽餘，手卻未必巧了。
逢搬家或整理櫥櫃，總會翻出幾件舊時的毛衣，皆母親所為。每次太太都讚歎：織得真好，像工藝品！雖穿的機會少，可總舍不得扔。我知道，這些東西再難複製了。母親很聰明，兒時總變著花樣給我們兄弟添毛衣，每年的流行款和圖案，隻要大街上有，她瞅幾眼就會了。
母親這輩子織了多少件衣物？數不清，至少幾百件吧。
母親年齡大了，眼花了，織得便少了。幾年前，春節回家，母親說，這是她最後一件毛線活了，留給孫子們。第二年春節，母親卻還在織，她說再織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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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母織的故事，曾讓我淚流滿麵。也是我作此文的動力之一。
這是2006年一則新聞：《骨癌媽媽臨終為兒子織好25歲前所有毛褲》。
吉林白山一位家境貧寒、以烙煎餅為生的母親，得知自己患絕症後，15個月裏與死神賽跑，終於為9歲的兒子織完了25歲前需要的所有毛褲。
看著那幅照片，一個小小的孩子守著遺像，床上一排排長短不一的毛褲，我流淚了。
也許，這位母親想的是，等兒子25歲時，就能穿上另一個女人織的衣物了罷？
12、丟失的腳步
這樣的城市非常乏味，它顯示的是技術能量，沒有靈魂。
——皮埃爾·卡藍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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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街上的晨跑者，那些蹦蹦跳跳上學的孩子，哪兒去了呢？
那些笑逐顏開、邊走邊聊的早班人，那些黃昏時的遛彎族，那些按時回家的自行車鈴響……那些用腳步生活的人，怎麽都不見了呢？
小，即美好。這是30年前經濟學家舒馬赫的一冊書名。我越來越支持這句話。
大，正讓城市削掉雙足，腳步日漸枯萎。我們腿腳的使用率已低於人體其他部位，它甚至很少被放置到地麵上——我說的不是地板。“有足而不用，與無足等耳。”一個天天乘車踏板、周旋於電梯者，與輪椅上的人差不多。
街頭，叮叮當當的釘鞋掌聲消失了。
我們不再有磨壞的鞋子。我甚至想收藏一架那種補鞋機，它快成古董了吧？就像鄉下的磨盤和犁具。
點與點之間的遙遠，讓我們望而卻步，不得不折疊起雙足，換之以輪胎和軌道。
現代人的日常身份，不再是“行人”，而是“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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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已套上了第六個大呼啦圈，且環距越來越大。
沒人再敢把城市當棋枰、視自己為棋子了。城市的態勢隻能用漣漪來形容，且是巨石“撲通”激起的那種。麵對急劇的放擴，沒人敢吹噓熟悉每一條波紋了，連的士司機都像片警那樣，專挑熟悉的“片”跑。每逢趕急，我從不敢搭私車去機場，看錯一個路標，前程就毀了。
“大”編織的迷宮、複雜和詭秘，無端製造的浪費與周折，讓一切“準時”的承諾都變得可疑、艱巨，近乎說謊。
由於太大，任何人都隻能消費極小一部分，無法從整體上參與它、擁有它。
這是一盤誰也下不完的棋。人隻能在上麵流浪，胡亂移動。某種意義上，已無真正的“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無邊無際、日夜更新的城市，所有人都變成了它的陌生客，幾月不出門，即陷入“異地”的恍惚和迷失。
記得購房時，關於地點，我有個願望：能一句話說清我究竟住哪，並讓朋友憑這句話找到我。後發現，這想法太了！除非你住在天下皆知的某個地標旁，以正常購買力，這簡直癡人說夢。我曾給一個土著朋友發短信，說明來我家的駕車路線，盡管言簡意賅，還是耗了五十多字。
據說，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訪問了幾座中國城市後，感歎：“它們太大了，每一次進入我都忍不住發抖。”
在無界的大麵前，腳力是渺小的，所有的腿都會恐懼、自卑、抽搐。
由於“腳”和“曆程”之間的邏輯弛散了，“人生腳步”一詞，正喪失其象征性。城市無法用腳來丈量，人生也不再用腳來記錄。我的辦公室同事，人均每日乘車三小時，那是一種天天出差的感覺。一家夥惡狠狠道：“天天仨小時！他媽的，練書法我早成了大師，下圍棋我早晉了八段……”
是的，我們最有效的生命時間，虛擲在了路上。
而且，這是純物理、純機械的“趕路”，絕無精神活動和審美可能：堵、擠、搶、搡、刮擦、焦灼、噪音、汙染……整個一皺眉和罵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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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深以為——
美好的地方一定是養腳的地方。詩意的城市應該是漫步的城市。
我對“散步”一詞有著本能偏愛，多年前逛書店，一眼瞅見封皮上有“散步”的兩冊：宗白華《美學散步》，盧梭《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二話不說捧回家，果然好書，極好的書。
我熱愛散步的人生，信任散步的產物。好的靈感、音符、情愫，就像螞蚱藏在你的途中，會突然於草叢中躍出。
什麽情況下，漫步會成為城市的主題？人會心甘情願地安步當車呢？
除城不能太大、任意兩點間不能太遠，還有兩條：
一、沿途空間應有舒適性和愉悅感，有魅力，不乏味；
二、人的生活節奏相對舒緩，不焦灼，不拚急。
後者屬時代心境，最難化解，不多贅，隻說空間。
一個城市是否對腳友好，是否對漫步發出了真摯邀請，看人行道即一目了然。人行道在道路係統中的地位，直接反映出對腳的態度。而普遍現狀是：人行道的待遇太差了，較之寬闊的車道，它要麽被忽略不計，要麽被嚴重冷落和邊緣化，甚至被侮辱。不僅人行道受車道欺負，行人在車輛前也被迫禮讓、退避、服從。
在一座美好之城裏，道路係統應在細節上處處體現對行人的體恤，人行道應享有特殊的榮譽和尊嚴。
那天，我要到馬路對麵去，一個外地來的朋友正拚命揮手，可附近既無天橋亦無路口，我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跨越幾十米天塹，最後招了輛車，到一橋底再繞回來，跋涉了幾公裏，才和朋友握上手，真可謂咫尺天涯。
丹尼貝爾說：城市不僅是一個地方，更是一種心理狀態，一種生活方式的象征。
選擇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種生活。
規劃一座城市，就是設計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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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笠翁”李漁最懂得“步”和“行”的關係。《閑情偶寄》裏有一篇專門論行，他對沉湎車馬者的建議是——
“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為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步為歡，有時安車而待步，有時安步以當車。”
他的時代全是木牛流馬的環保車，故隻從美學上衡量廢足的損失，若換了現在，無馬可策、無轡可馭，唯有屁股冒煙的汽車，這位綠色享樂者恐該氣急敗壞了。
雖發掘出很多足樂，但顯然，他對沿途空間企求太高：山水之勝，花柳之妍，負薪之高士……也就是說，行步之趣須魅力風物相伴，須有好玩的故事和興奮點。心曠神怡，方舉目皆景，否則即純粹累足之苦。
柳永有過一篇《望海潮》，寫宋朝杭州市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
讀罷，我真有股衝動，恨不得即刻動身，奔赴那座偉大的城池。
那樣的戶外，你想不挪步都難，會覺得呆屋裏是犯罪，走得太急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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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長安街乃京城最偉大的街。我曾嚐試在這條偉大的街上散步，發現唯深夜可忍，白天隻適於車，不適於行。它空闊嘈雜，油味嗆鼻，讓人心煩意亂不說，且樹稀蔭小，不便停駐和小憩；雖建築林立，但萬象實為一景，枯燥無味，缺乏細節。而且，其筆直和寬幅也決定了它隻適於遊行和閱兵，不支持個體散漫和自由。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雅各布斯說出了一重要觀點：城市要飽滿，要豐富，須保證“大多數街段要短，也就是說，在街上很容易拐彎”。
在北京，真正對漫步發出邀請的是胡同。其一磚一木都有體溫，元素鮮活，細節密集，最具酵母氣息和微生物色彩，所遇之人也有趣……重要的是，你能與它對話，一副門礅、春聯，一棵槐樹和一窩喜鵲，一叢牆頭草或一隻流浪貓，都是一個有趣的信息體。而長安街，你就沒法交流，它根本不打算和你平等。那些威風凜凜的建築體，陰鬱僵冷，拒絕握手，拒絕攀談，隻接受瞻仰、服從。
琉璃廠、大柵欄，本為京城最活躍的市井，但整飭葺新後，野性和生趣沒了，故事與傳奇沒了，民間性和平易感沒了，店主與顧客的多樣性也沒了……總之，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沒了，甚至比不上潘家園和報國寺的地攤，後者更有張力和彈性，更有潛伏的江湖能量。偶爾，我也會串串琉璃廠，但權當憑吊了，腦子裏裝的滿是王世襄、張中行筆下的舊影，畫餅充饑罷了。
胡同街區的枯萎、市井活性的夭折、“步行街”的出世，皆意味著漫步文化漸行漸遠。
當走路成為一件乏味的體力活，興致即衰了。人行道的物理性能再好，也隻能滿足運動一下筋骨，寂寞而出，索然而歸。在廣州、廈門和泉州的老城，我邂逅一些殘破的舊騎樓，它們身處繁華，臨街倚鋪，探出一溜簷廊來，銜連幾百米，可遮風蔽雨擋曬。據說該設計曾風靡於南洋，和古廊橋相似，它處處體現對行人的召喚與體貼，可謂關懷備至，非常溫馨。
北方的林蔭道、風雨亭，南方的騎樓、廊橋，都是漫步文化的產物。
或許車馬稀少之故，祖先在建築上極其嗬護行人和散客。現代場館則相反，重車輛重利潤，停車位、停車場，設施服務皆一流，但一個過路人休想從建築中得到任何免費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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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提一下自行車。
在我眼裏，這是一種偉大而可愛的發明。它是馬匹被取消後、人類腳力獲得的最大補償和撫慰，也是我能接受城市適度放大的原因。仔細看，你會發現自行車很有美感，它轉化人的能量，像一雙有魔力的鞋子，且清潔可親，不像汽車那樣冷血和暴躁。我寧願把它視為原始“腳步”的升級版和時尚版，它與人體組合出了一種新的“腳步”。
事實上，自行車所受的冷遇和奚落，與行走相差無幾。
當一個城市開始歧視起腳和自行車來，它已毫無美感。
當一個城市無法用腳和自行車來丈量，它已失去道德。
“這樣的城市非常乏味，它顯示的是技術能量，沒有靈魂。”皮埃爾·卡藍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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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雙足一塊有力量的落點吧。
腳，是要用來走路的。否則，從到精神皆有“失足”感。
那年，崔永元拉一幫人去搞“新長征”，紅旗飄飄，走了趟物非人非的老路。我所在的央視欄目做了期紀錄片，講這群好事者如何折磨自己，如何痛並快樂著。我還發明了個詞：“精神足療”。在我看來，小崔的紅旗實為幌子，不過是一幫廢足已久、萎靡不振的現代人——做了次“足底按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