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時代的疾病——精神訪談錄(5)

答：我覺得前半句很對。曆史關乎記憶，更關乎身份、坐標和走向。拒絕遺忘，做一個有記憶和身世感的人，非常非常重要。它打通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否則我們就是“橫空出世”的一代，屬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視野裏隻有樹葉、不見森林，隻滯留在當代截麵上，像時間的棄兒，像個白癡，也確有淪為白癡的危險。這是很可憐、很危險的。

而他的後半句，我認為是個假說，或者說反應過度。現在的曆史是粗糙得要命，不存在太仔細引發的問題。

由於正史一直為權力掌控，禁區和天窗太多，所以，指桑罵槐、含沙射影的江湖野誌、鬼怪小說才開始洶湧。通常提曆史，我們馬上想到史書，其實應加上民間所有的竹簡和紙片才夠。古人比今人有才情，有著旺盛而詭異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就是被“文字獄”給逼的，都使勁往旮旯裏走，就有了極致。沒這種逼迫，說不定沒有《聊齋》《西遊記》《紅樓夢》。

如今，在記錄和還原曆史上，無論內容還是手段、工具都大大豐富了。

內容上，除了對官方檔案一如既往的窺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民間紀事、個體記憶的珍貴和重要，這是對的，曆史不僅是政治史、鬥爭史、製度史，還是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靈史。傳統史書多用斷代，以朝代和權力周期為單元，基本屬政治編年史，這種史學價值觀，政治資源比例過大，尤其用在教育上，我覺得值得商榷，它會讓孩子的政治思維和權力性格過度發育，應有別的思路和線索加入進來，比如文化、自然、經濟、民生、習俗、藝術等視角。我一直有個觀點：政治功能太突出的時代，絕不是個好時代。我不希望未來社會仍由堅硬的政治來主導和引領，更不希望未來的孩子過分倚重政治、仰望政治，他們應有天真一點的生活理想和日常內容。政治是天真的最大敵人，中國人的政治肌肉已過於發達，鬥爭哲學嚴重過剩，消耗了這個民族太大的體力，浪費了太多感情和心智。當然，我指的不是現在這一代孩子，他們的任務其實很重，因為昨天的曆史還沒結束，要搬開和移走的東西還很多，過早和過度的天真反而無法實現天真。

除了內容開始豐富，在搜覓和儲存曆史的方式上，伴隨網絡、紀錄片和“口述體”的興起，人們對記憶的安置空間、傳播途徑和安全係數都充滿信心。但最重要的一點別忽略：人。人是曆史最重要的載體，是活的檔案。早在上世紀末，學界就大聲疾呼“搶救曆史”，趁很多長者古稀之年抓緊留下一些東西。近年“口述學”“口述回憶錄”“口述電視片”興起，目標人群即重要事件的見證人和信息掌握者。呼聲是發出了，可惜回音微弱，很多被期待者選擇了緘默，然後無聲地遠去。

很多曆史即這樣被帶走了。

8、知情權：沒準備好就收到的上帝禮物

問：尋求真相和全貌不僅是史家的興趣，它對時代進步、對人類文明如此重要，那麽，除了民間探秘和機遇性的獲得，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政府該做什麽？西方是怎麽做的？

答：公共信息的透明，曆史真相的公開，不僅重要，而且神聖。

說它重要，因為人類要想糾錯，須先知錯，先清楚發生了什麽，究竟怎麽回事，某事件的來龍去脈，某政策的討論、投票和出籠細節。稱其神聖，是因為公開事實，這涉及人的一項神聖權利：知情權。既然人民是曆史創造者，是曆史主人，那主人總要了解自家的事吧，再也不能回避主人啊。

“知情權”的提出和司法確認，我覺得是件很偉大的事。

“知情權”作為一個特定概念，最早提出者是美聯社一位編輯，叫肯特·庫珀，1945年初他在一篇文章中呼籲，公民應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原話是：“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在一個國家乃至世界上便無政治自由可言。”其實，再往前追溯，“知情”的重要性早早就被留意到了，美國第4任總統、《權利法案》起草人詹姆斯·麥迪遜在1822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民治政府如不為大眾洞開知情之門，或知情之途付諸闕如，終將以醜聞收場，或以悲劇告終。知情將永遠支配不知情，當家做主之民眾必須以知情賦予的力量武裝自己。”

信息自由對於民主的意義，在歐洲被重視得更早。瑞典於1776七六年即頒布《信息自由法》，是第一個通過這類法律的國家。迄今，全世界約有80多個國家有類似法律。近年中國也出台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所以我說，“知情權”是開啟曆史之門的一把最現代、最先進的鑰匙，而且是一把法律鑰匙，意義重大。

但在任何國家，知情權對政府信息的訴求，都對權力構成了挑戰，兩者堪稱天敵。有個例子，英國實施《信息自由法》很晚，一直拖到了2000年，剛一問世，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希瑟·布魯克就獲得了英國議員申報開支的信息，在媒體公開後，輿論嘩然，導致下議院議長及一些議員辭職。即便在人權成就頗高的美國，信息公開的司法實踐也不順利，在肯特·庫珀提出“知情權”概念後，經公眾和新聞界十多年努力，美國的《信息自由法》才於1966年正式頒布，之後也走得磕磕絆絆，動輒會遇到“國家尊嚴”“政務機密”“公共安全”的搪塞和各種限製條例的阻撓，尤其“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對信息流通的戒備和防範尤為嚴重。在克林頓和小布什執政時期，多次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公開含“冷戰”檔案在內的眾多本該按期解密的文件，使其塵封至今。正鑒於這樣的背景，奧巴馬就職第二天即發布了一份備忘錄，稱“《信息自由法》應以一個明確的觀念為前提：隻要存在疑慮，即須公之於眾”。政府信息公開化遂成了奧巴馬的施政宣言之一，為此他承諾建立“國家解密中心”，通過改變密級規則，使聯邦政府的秘密大幅減少。但承諾歸承諾，除情報部門的反對，奧巴馬本人的態度也開始曖昧，不久前在美軍虐俘照片一事上，他就趨於保守，甚至下令阻撓。

在所謂的“國家安全”和“知情權”之間找到平衡，不是件容易的事。知情權的司法確立隻是起點，接下來的關鍵是由這部法你能獲取什麽，就像我們到圖書館去借資料，可對方告訴你這不能借那不能借，限製太多，一切形同虛設。這場博弈的艱難和耗時，一點不亞於最初的立法追求。而在我們這邊，讓權力妥協的難度就更大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頒布，從製度象征性上看，是個巨大進步，但就實體而言，它涉及的範圍顯小，文本有不少含混和模糊，限製較多，所以幾年來，實踐的主體多為地方政府部門，公民主動申請且成功的個案並不多。比如深圳、遼寧、河北等地都有公民申請公開地方政府的公務開支和招待費，多被以“沒有先例”為由拒絕。

公眾沒那個信心，權力沒那個習慣，都沒準備好。

9、道德：一個最讓人傷心的詞

問：什麽是道德？您怎麽看當下的道德狀況和道德環境？

答：在我看來，道德就是人們試圖規避人性弱點的一種契約、一種共識、一種集體文化的選擇，它是保障良好生活秩序、追求共同體利益的一種力量。

當代中國，道德恰恰是最讓人傷心的一個詞。中國迎來了道德最弱化、被懷疑程度最深的淵穀時期。道德不是無條件的，不像天性一樣自行運轉、須臾不離。它猶如蘑菇的繁殖，對空間、溫度和壤情要求甚嚴。一般說來，道德的被調動、被激活，它的蓬蓬勃勃，需要兩種酵母——

一種是消極的，即“怕”，即心靈敬畏。人由於敬畏而聽從道德的暗示和指引，明顯的即宗教禁忌，教義裏告訴你不能這樣那樣，應如何如何。但中國沒有本土宗教資源，外來者又麵臨水土不服、能量流失、實體異化、政治阻撓等問題，再加上唯物論的教唆，更鑄就了中國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而民俗禁忌和鄉村規約，權威性不夠，統治力弱，一遇“移風易俗”即潰敗了。

另一種是積極的，即“愛”。愛能滋養人的精神體質，讓人內心有光，持有並依循道德。但愛在當代遇到了大麻煩，因為愛是滋生的，屬於變量，心是愛的孵化器和子宮，它不像宗教那樣借外界的精神權威予以輔佐，有人說愛是本能，但別忘了，人除了愛的本能，還有其他本能，包括自私和邪惡。那麽，究竟哪種本能占上風且穩定地釋放行為能量呢？取決於環境！愛需要餌料，需要召喚，需要外部空間與之呼應、彼此印證，愛不可能一直孤獨而執著地存在，愛的敵人太多了，環境隨時可動搖它、否決它。一個原本天真爛漫、性格活潑的孩子為何在大學校園裏自殺了？在很多犯罪者陳述中，我們都可聽到他對生存空間和遊戲規則的否定，像馬加爵，他曾經是有愛的，但環境不支持甚至傷害這種愛，於是他就放棄了，棄之若敝屣，毫無眷戀。

無疑，“愛”在當代遇到了空前危機。危機的特征之一，就是我們內心熱愛世界、熱愛生活、熱愛人群的依據和理由正在減少。越來越多的自殺現象即說明這點。10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依據不足的熱愛生活》，即表達了這種擔憂，現在看，“依據”被削減得更嚴重了。愛，最初往往不需要理由，但後來就需要底氣和薪柴了，需要邏輯的支持和理性的維係。我想，在這些“依據”中，重要的應有這麽幾項：社會肌體的健康（包括製度的完善、權力的清潔、法律的有效和公正），遊戲規則和競爭機製的公正（包括社會資源和收入分配的合理、人生機會的平等、命運能量的均衡），人際間的和諧與民間信任文化，乃至良好的自然生態等。如此，我們才有理由深愛這個時代。當環境一團糟：官商勾結，權力尋租，執法不公，投機者致富，騙子得逞，潛規則代替規則，惡霸橫行，正義缺席，人人自危，到處是黑色和灰色……一個人還能在“熱愛生活”的位置上挺立多久？除非他是個塑像，或被催眠了。

你看報紙電視廣播天天提醒什麽？如何防騙！我們的手機每天收到多少垃圾短信？造假證的小廣告哪兒沒有？這個時代誰在暴富？官員，騙子，投機者，黑心者！人人都是受害者或潛在受害者，懷疑大於信任，從恨貪官奸商到妒羨對方……當堅硬的事實和所有跡象聯合起來，共同蠶食、粉碎你內心那點溫柔、純真和幻想——愛也就沒空間了，體內沒有，體外也沒有，更無法實現循環和回收。在“愛”這一點上，你找不到夥伴和組織，找不到聲援者和拉拉隊，怎麽辦？

我做新聞，每逢個體悲劇發生，比如雲南馬加爵案、上海楊佳案、北科大學生搶銀行案……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一部電視劇的名字：《我本善良》。我都在想，一個人心中愛的能量是怎樣一點點流失，然後向對立麵惡性轉化的？在善良出走之前，在愛的儲蓄將盡、被宣布貶值前，我們這個生存共同體有多少事可做——應該做、必須做——而沒做啊！

10、《感動中國》：低效的道德動員

問：在很多國家，都沒發生過諸如“感動德國”“感動俄羅斯”“感動美國”這樣的道德評選，今天我看到《感動中國》又在投票了，您怎麽看？

答：《感動中國》的理念和邏輯沿襲了傳統的表彰文化，但它在技術上有突破和改進。它用了“感動”一詞，這個詞相對溫和、平民化、人性化，不“左”；但後麵的詞又出了問題，“中國”，這麽大的詞，和960萬平方公裏一樣大，又露出了“我代表人民”的政治自負和高端姿態，又“左”回去了。未經授權，你怎麽能覆蓋那麽多人頭呢？怎麽能租用那麽多同胞的感情呢？

這檔節目我參與過，有一屆曾邀我為人物短片寫評語，所以我認真打量過它。從技術角度講，這是個不錯的欄目，尤其它的早期，還相對純粹。但即便節目是成功的，於社會也是個悲哀，因為道德的收視率和知名度越高，越證明中國處於道德最貧困之時。弘揚道德即讓道德陷入尷尬，當一個時代需要大張旗鼓地托舉道德、把有限的道德個案視若民族瑰寶的時候，也就很可憐了，先不說對不對，而是可憐。許多很尋常的小事，比如伺候老人、勤工儉學照顧妹妹、欠債還錢，竟然驚動了國家……人物本身沒錯，值得尊重，但那個表彰錯了，它把一件樸素的事詮釋錯了、注解錯了，把正常給隆重地異常了。這說明什麽？說明道德已成我們最稀缺、最緊俏的資源。在歐美和澳洲，每個人都會去做義工、做慈善，一生去做，沒有誰悄悄統計你、拍攝你、事後表彰你，因為做好事是信仰驅動和自我選擇，你本來就是心靈和精神的受益者，你已得到了該得到的。除了上帝留意你，沒人留意，更何況也沒有這種由國家宣傳機器擔綱的表彰係統。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樣化，咱們相反，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會心髒。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幾乎把家底都捐了，也沒人表彰他，甚至議論都很少，因為他做的事每個人都在做，區別隻是數目。為什麽我們需要事跡教育呢？沒別的東西，窮啊，就靠它了。一個中國人做好事，若這件事始終被埋沒，甚至被誤解的話，那他就會做價值重估，想這樣做值不值當。記得我小時候，小學幾年級吧，就幹過一件事，先把一枚硬幣偷偷扔地上，然後當夥伴的麵撿起來，從而完成一次眾目睽睽下的“拾金不昧”，攢積分評三好學生啊。

另外，道德評獎本身也是滑稽的，對道德你怎麽能評價它的量級呢？怎麽能分出大小呢？純粹的道德一定是樸素的，默默無聞的，是拒絕這樣一個價值評估體係的。近年來，各地效仿央視，紛紛出台“感動城市”（城市有級別，推手有級別，事跡也隨之有了級別），很多大中小學還搞起了“道德銀行”“道德檔案”“道德學曆”……其實都在印證一個眼前的悲劇，即道德的大潰敗、大缺失，情急之下，各種失態和變形的動作就出籠了。

假如你問我央視這台秀是不是完全錯了、毫無意義，我覺得不是，它終究會被淘汰，但不是現在，時機不對。其實它算“應運而生”，它和中國現實是匹配的，除了符號意義，它也有部分積極的社會意義。在一個沒有信仰和宗教傳統的國家，怎麽才能締結道德資源呢？有限的道德資源又怎麽流通？我們有個現成的工具：權力表彰！古代帝王用，鄉紳社會用，1949年後用得更頻繁更順手。中國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賴一種強大的社會示範和榜樣力量了，比如拾金不昧、欠債還錢，除了表彰，我們沒別的手段以證明你是對的、你這樣做生活會答謝你、命運會回報你，當眾人都在好奇地觀望做好人的結果時，表彰的出場，尤其權力做推手的表彰就顯得極重要，它既能回答和命運道路相關的疑問，更激勵你的今後、策動周圍的效仿……尤其實用主義的當下，這種演示更加有效，比如一個人入選了《感動中國》，按世俗遊戲原理，這個人的生活將就此改變，作為道德明星，他會贏得很多社會回報：知名度、羨慕和尊重、職業機遇、地方政府的眷顧和優待，甚有委員代表之類的頭銜……若不出意外，他可享受幾十年有形無形的“不平凡”——這就給社會輸送一個信息：好人不白做！好人有好報！好人一生平安！這些民間俚語和口頭禪才真正顯示了因果力量。別小看這些句子，幾千年來，它們可是深受迷信的命運公式，若公式失靈、大麵積不成立了，大家就會集體投靠另一方，沿反向邏輯滑下去。為德者申請一份殊遇，對“善惡有報”的國人心理來說，也算一種應驗和撫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