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說話 我與《小說選刊》（葉梅）

秀瑩打來電話，要我寫一篇“我與小說選刊”，千字文，月底前交稿。我說好。乍一想要說的話很多，但再一想卻又不知從何說起。此時正在呼倫貝爾的根河，六月的陽光將這個北國小城照耀得如火如荼，讓人絲毫也無法與零下50多度聯係起來，而一年之中的12個月根河確實有9個月需要取暖。根河流自大興安嶺，鄂溫克的馴鹿人是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這天早晨根據主人的安排，便是要去阿龍山和瑪麗亞。索獵民點，參觀鄂溫克部落。我跟主人說我就不去了，我留在住處讀一讀鄂溫克的書，然後還要寫一點文字。

我在根河想到我與《小說選刊》，這本與我相鄰的刊物，突然感到我與其說話，也是與自己說話。

我們近在咫尺。前兩年，北京農展館10號大樓經過多番周折，終於主要歸屬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使用，《民族文學》本在後海大翔鳳胡同有一個寧靜的去處，但近幾年連續創辦蒙藏維哈朝五種少數民族版，那小院早已是擠得轉不過身來，已在外麵租用房子，趕上此次機會，《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字版的編輯室搬進這幢樓的8層西側，而東側便是《小說選刊》。同船共渡，五百年所修，這樣相鄰不知是多少年才修得的緣分。要說更遠，後海大翔鳳那小院其實曾是《小說選刊》辦公地，李敬澤先生最早在選刊當編輯就在此處，有次為說駿馬獎的事敬澤來到小院，感慨不盡地指著東房一側的小屋說，我在這屋子裏待過一兩年呢。

這有點像同一個窩裏飛出去的鳥兒，飛來飛去各壘了一個窩，但這窩又壘到了一起。兩家刊物的辦公室在一塊兒商量了不少事，比如掛牌，總不能你做一個紅的，我做一個白的，得兩家一起商量著辦。商量來商量去，本來我們有些時尚的想法，就像集團在大樓外牆上懸掛了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的巨大燈箱，夜幕中閃閃發亮，所有從三環經過的人都會行注目禮。有人也想我們也可以做一個有燈光的牌子，甚至放點小廣告，讓一走出電梯的人即刻被吸引，可這想法很快被自我否定，認為存在安全隱患。後來我們看到選刊人的方案，樸素厚實，黃土地底色，木刻似的溝壑。《民族文學》也欣然照此辦理，隻是刊名除了茅盾先生的手跡，另外又加了五種民族文字的書寫。這兩塊牌子並肩而立，穩穩當當的。

實際上，每本刊物的宗旨及風格是有區別的，《民族文學》與《小說選刊》有同與不同。作為一個讀者或一個作家，我心目中的《小說選刊》應是國內最重要的代表性的文學讀本，近年讀者可以從啃饅頭的農民工、留守兒童有些髒汙的紅花衣衫等底層生活為封麵的《小說選刊》中，讀到一篇篇有溫度的小說，這些作品體現了辦刊人貼近現實、貼近大地、貼近人的心靈的追求，也體現了這本刊物張揚的以人為本的文學精神，為讀者帶去夏日的清涼，冬夜的燭火，使之成為文學愛好者能走進去，所有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人也能走進去的刊物。

在作協的一些場合，有時會湊巧與《小說選刊》主編杜衛東坐在一起，他不擅家常，更從不談是非，開口便是刊物和作品，動情處如奔湧之泉急速而滔滔不絕。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怎樣耗費心血，但他嚴重的失眠症眾所周知，他隻能用精疲力竭的跑步來為自己換得一時半會稍有質量的睡眠。或許就是在這樣奔跑及不眠的日夜裏，在我們同一個樓層所見到的選刊人腳步匆匆的忙碌中，《小說選刊》在純文學期刊早已邊緣，紙質媒體生存艱難，競爭日益殘酷的當下，不僅創造和堅守著優秀的文學品格，並一路保持著發行量的不斷掘進。這使得每年年終談及各家收入狀況時，《小說選刊》引來大家的羨慕和熱議。

跟杜衛東談話是一件愉快而又興奮的事，他總能將你從周遭亂蓬蓬的語言環境裏帶入文學，他有時會突然直截了當說到我的某一篇小說，用一種堅定的口氣，你的小說我很喜歡，你應該再好好寫幾個，寫好了直接發給我，讓我先看看。這樣的話他說過不止一次，讓我很受鼓舞。多年以來，我的寫作隻能在早晨夜晚，稍一打岔便懶散了，也常想，如今寫手如林，再費許多辛苦弄出些文字究竟有無意義？很怕增添文字垃圾。但衛東是閱文無數的人，他能說一個喜歡，我怎不在意呢？

去年我寫了中篇小說《玫瑰莊園的七個夜晚》《歌棒》，卻沒有都先給衛東看，覺得他太忙，後來前者被《小說選刊》選了，後者沒選。衛東有次見麵說，我們一般是別的刊物選過的不再選，但我讀了，告訴編輯是可以選的。又說你再好好弄幾個。我點頭稱是，摩拳擦掌地接住他的話，說我一定好好再弄幾個。

就這樣，條件反射似的，隻要一看到《小說選刊》，衛東的那些話，還有“小說”就在腦子裏活躍起來，這倆字像兩個生猛的人兒，又像齊天大聖，千變萬化，眨眼間浩浩蕩蕩，匯成河流又化成一片片綢緞，有錦繡花朵，風花雪月，也有滄海桑田，世態百相。在我的心靈裏，《小說選刊》與文學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