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新三桶

一

1999年夏天，在舊金山金門公園靠近36街的湖邊上，我和葉欣一道學拳，後來成為朋友。

我們跟隨的師傅來自上海，據說是武家太極拳的傳人。那拳架綿密緊湊，看不出多少明顯的動作，但周身貫氣旋轉，能從身形進退極其細微的意識轉變中，體會到撼山之功力。我做事一向虎頭蛇尾，最終也沒能把這奇妙的拳路真正學通。不過，從此以後，不論生活多苦多亂，我總歸記得有一個終極的根基，它的深長與連貫，超越一切觀念、一切語言。

葉欣和我一樣，是一個苦惱、失敗、滿肚子無名火的文學青年。他的經曆比我豐富：學俄語出身，20世紀80年代被一家公司派去莫斯科，見證了蘇維埃聯盟最後的兩三年。1989年秋天，由於一連串意外、巧合還有機智，葉欣跟在一群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北非人和越南人後麵，出現在聯邦德國境內的某一所難民營裏。後經多方輾轉，到了美國。

每個周末，我們都在湖邊的小樹林子裏摔爬滾打，推閃騰挪，直到筋疲力盡。師兄師弟們各自散去，我們兩個意猶未盡，於是在公園裏繼續轉悠，說些過去或現在的事情。

葉欣的困境與我類似。他花了許多年的精力，試圖寫一部關於自己的長篇小說，結果終於失敗。經過數次請求，他讓我讀了一兩個章節。後來我問他：“你經曆了那麽多有意思的故事，可是，為什麽從你寫的這幾章裏，完全讀不出來呢？”葉欣聽了，當然不大高興。他說：“我不想寫莫斯科的小偷妓女、東柏林的拘留所、難民營裏和巴基斯坦人打架、中餐館裏二廚謀殺大廚；沒有一種內心的光芒和希望，所有那些破事兒都毫不稀奇、毫無意義。”

葉欣還說，也許自己才華有限，瞎寫兩筆，不成氣候，也就罷了；可是朝北邊看，偉大的、永恒的俄羅斯文學，如今到哪兒去了？這兩年出來一些新的作者和書，找來翻了一下，看他們的語言、情感、深度，和七八十年代一些好作品相比，倒退不止300年！

顯而易見，葉欣是在強詞奪理。他怎能用另一個國家的文學衰落，來解釋自己寫作的失敗呢？不過，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的敏感部位。我和葉欣的文學交流，每每遇到各自的盲點或可笑之處，總歸憑著幽默和大度，大家點到為止。和不少文人作家相比，我們這群練武的弟兄，比較在意自我克製，盡量讓自己不招人討厭。

葉欣的論點固然不合邏輯，但現實確實非常嚴酷。1990年後，不論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國各語種的文學藝術，似乎一下子同時失語，出現了空前的敘事危機。也許有若幹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揮不去整體而言夕陽西下、明日黃花的喑啞和淒涼。這種集體性失語，相對於我們這代人所經曆和見證的驚人曆史變化，顯得多麽可悲、多麽不可原諒。

我很羨慕葉欣有本領閱讀當代的俄語小說，當時我還不具備那個能力。談到東歐作家，我能接觸到的，無非是昆德拉、索爾仁尼琴。對我而言，老索無異於荒原上的先知、聖者，我們同代人靈魂的燈塔。他寫了一部幾十萬字的《紅輪》，我找來看了幾行，實在不忍卒讀，隻好放下。昆德拉返回他重獲自由的祖國，看他回答記者的采訪，磨磨嘰嘰，囉囉唆唆，閃閃爍爍，不知所雲。不久前尚且光彩逼人的睿智和鋒芒，現在不知去了哪裏。

幾年後，我開始了自己的旅行生涯。親眼觀摩了葉欣曾向我講述過的一些場景地點人物，比如莫斯科華人黑幫占據的幾棟灰黑齷齪的大樓，烏克蘭—匈牙利邊境上凶暴如狼的警察，柏林南部的土耳其人街市，巴黎郊外北非阿拉伯人聚居的樓群中被砸破的玻璃窗。從時髦小姑娘、小夥子的茫然眼神裏，我察覺到昆德拉或君特·格拉斯已經屬於遠古的曆史，博物館裏防彈玻璃下麵發黃的紙片；縱然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他們仍然在世，甚至也還站在什麽文學俱樂部裏，用沙啞、微弱的聲音發表演講，向著記者和攝影師，和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長者，以此聲援遙遠異國的人權事業。

葉欣本人走出中國的曆程，與80年代末席卷歐亞大陸的那場民主大潮直接相關。可是那幾年裏，從莫斯科的郊外市場到萬眾歡騰的柏林街頭，一直到脫離難民營以後無數家德國中餐館後邊的廚房或簡陋宿舍，葉欣接觸了無數華人。那些經曆，完全動搖了他對於民主曾經熾熱的信仰。

好幾次他對我說，各國各族都有渣滓，黑白紅黃，他都打過交道，從未見過的無賴、狡詐、粗鄙、惡俗、諂媚和凶殘。比如，一條優美典雅的林蔭道盡頭，一座樓房的拐角，樓梯下麵的地下室裏，十幾號人窩在下邊，吃方便麵，睡地鋪，做衣服，做拖鞋，兩個月不上樓見陽光，幹得死去活來，賺了幾百元錢便興高采烈，還為一點兒小小的權力互相爭鬥。這種情況不是特例，而是常規。若非親臨其境，無法想象那每日每時的齷齪與慘烈。而一旦經曆，對所謂五千年文明、製度設計、公民素質那種空話屁話，不能沒有全然不同的體會。

我對葉欣說：“這不就是你的故事嗎？從80年代文化熱，到莫斯科槍戰、東柏林的溫州老板黑工廠，再到金門公園上空的藍天，這正是我們的八卦旋轉、乾坤太極。”葉欣說：“我向何處去、祖國向何處去，問題並沒有解決。我寫的隻能算筆記，完整的、記載一代人心靈曆程的小說，還是出不來。”

以後我們慢慢就不再談文學。葉欣讀完碩士，娶了賢良的廣東姑娘，生子、入籍，家務漸多。我從太極拳裏獲得巨大之心理和身體能量，開始計劃全球旅行。一開始和葉欣每年互致問候，變化一多，竟失了聯係。

二

當一名翻譯，陪同主人或客人進出各種場合，拜見重要人物，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年頭一多，變成老翻譯了，不論怎樣隆重的會見和交談，都很難產生新奇感。

去年秋天，我又接了一單翻譯的活兒，主辦大學在波士頓，一座我非常討厭的城市。過去我跟那所大學從未合作過。

本以為也就是尋常的培訓班，接到課程材料以後，草草看了一遍，大約是什麽“青年政治領袖交流培訓”之類。再看主辦方的各位領導名單，大吃一驚。有一位駐京辦事處全權代表兼副院長也要陪團前來，姓葉名賽蒙·欣。怎麽回事？僅是同名？或者10年不見，現在當了老板？

上網查他的資料，果然開了個人博客。一看頭像，準確無誤，而且用的是過去的照片：滿臉胡子，戴黑框眼鏡，頗像一位流亡詩人。

我從他最新的幾篇博文裏，發現如下論述：“……中國需要民本的、道德的、真實而且自主的文化修複，為民族找回歌聲和記憶……這是一個鋼鐵脊梁的英雄階級，它與民族複興、民族最大利益融合為不可分割的血肉一體。”

我馬上意識到，葉欣多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在最初的幾秒鍾裏，我甚至考慮，是否要悄悄通知那所大學，這段時間另有所約，不能替他們服務了；或者，是否應當立刻給他發個郵件，表達一下謙恭和對久別重逢的殷切期待之情，順便做一點暗示：我有充分的誠意，與他竭誠合作，穩妥處理好工作從屬關係。要不就幹脆裝聾作啞，一切等見麵再說，看看葉師兄現在究竟變成了什麽樣子。

當我把葉欣博客裏的所有文章重讀了一遍後，強烈的好奇心壓倒了其他的尷尬和顧慮。我決定一定得見他一麵。葉欣說他的故事還沒講完呢。我注意到他開博的時間是2009年，也就是說，在那之前的文章，都不在上麵。

一天之內就收到了葉欣的回信。寥寥數字，但熱情洋溢，感覺不到絲毫的官腔或戒備。

那天夜裏我輾轉反側，想了很多事情。也許我太迂腐，總覺得練武修身和為人德性，相互之間還是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浸潤。練武家拳的人，總歸偏向於內斂、低調、敏捷、剛勇，雖然也會表現出各種人性缺陷，但無論如何，巧言令色不是我們的架勢和拳路。也就是說，葉欣在那些文章裏表露的觀點說不定出於真誠。

我仔細回憶我們交往的過程，試圖找出一些能夠讓我相信他這種變化的早期跡象。記得當年我們幾次談到1989年出大名、後來又發大財的幾個明星學生，葉欣流露出不加掩飾的切齒痛恨。當然他這種情緒毫不稀奇，也不說明任何問題。再有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討論文學。那是2001年元旦過後，剛剛宣布旅居巴黎、被稱為“老高”的華人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那天晚上我和葉欣在唐人街吃麵，從未見到他如此激憤，幾至語無倫次。葉欣喝了好多烈酒，走出小飯館，突然放聲嘶喊：“你他媽的西方！西方！！！”一條雨蒙蒙、空蕩蕩的石板街上，響徹他的吼叫，把兩個拎著紅塑料袋下班回家的廣東阿婆嚇得不輕。

後來葉欣對我說，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一事對他的刺激之大，不亞於14歲生日那天聽說的飛機爆炸。既然巴黎—斯德哥爾摩—西方價值的聖殿都如此如此，那麽我們幾十年懸梁刺股研讀現代、後現代不完全是扯淡嗎？

我小心翼翼地對他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我也讀過，不覺得有多大趣味，但至少有些段落還是不錯的，總比國內一批官家寫手要出色一些吧。”葉欣不耐煩地說：“當然，當然，我對老高絕無偏見。但是，若你還願意把諾貝爾獎當作人類文化的榮耀象征、西方文明的崇高載體，那我就萬萬不敢苟同了。”

沉默良久，他又說：“我偏愛俄羅斯文學，這你知道。經曆了多少戰爭、革命，永遠關注大地、心靈、信仰和彼岸。我們中國人獲這個獎，對我來說，應該意味著我們有了像托爾斯泰或索爾仁尼琴那樣同等級的精神巨人，從我們煎熬和墮落的苦海裏，射出耀眼的光，照亮整個人類。達不到這個高度的話，對不起，這獎別給我們。別對我們居高臨下、量體裁衣，別由你一個白種老婆娘為我們五千年的民族特製一套小兒樣板戲，別侮辱我們的眼力！你這不是光芒，不是審美，你這是文化衍生品、創業板上市、營銷和公關、跨行業投資！別以為我們看不明白！你玩這個，從此以後，文化領域、精神領域，誰跟你西方人認真？除了二百五！”

我以為，那件事雖然與葉欣的直接利害全然無關，但確實摧毀了一個他多年來小心嗬護的精神寄托。這份朦朧天真、或許過於虔誠和偏激的內心寄托，看護著他扛過了早年從俄羅斯到歐洲的萬般磨難、辛勞、屈辱，就像曆史上無數先人心懷感激、從容地接受流放或苦刑。

從此以後，葉欣進入了精神的中年。從那裏走到“天降大任”和“英雄階級”，又要經曆怎樣幽秘的內氣轉換、起承轉合，就不是我所能想象的了。但我有一個預感：即使見麵，恐怕仍然無法填平這條狹長寒冷的溝壑。他和我玩的大約不是同一種拳法了。

根據要求，我提前一天到達華盛頓，和大學的另一位老副校長、項目主任以及女秘書會合。頭一天上課的老師，在前屆政府是新聞發布官。副校長請他一起吃晚飯，聽他聊對下一輪總統選舉的預測，還有第25次訪問北京的最新印象。前新聞官對中國發展極其樂觀，其餘聽者皆頻頻點頭。酒足飯飽，我自告奮勇，跟著中旅社大巴去達拉斯國際機場接機。

三

胡須沒了，頭發稀了，脖子粗了一輪，眼神依然銳利，步履依然矯健。葉欣先看見我，高喊一聲，熱烈擁抱。對周圍滿臉倦容的中國官員們，葉欣介紹我是他從前練功的師弟，這麽一來大家都非常開心，拉著手說“請多照應”。之後提取行李、介紹酒店和明後天的安排。上車之後，葉欣不再與我說話。到酒店後，我幫30個人領取房卡，又一番折騰。找了個空檔，葉欣把我拉到一邊，說忙過頭幾天後，找機會吃飯，好好聊聊。

第三天下午的課程，引起了我的興趣。主講人伯恩斯汀博士，頭銜是伯恩斯汀谘詢公司高級合夥人。禿頭，碩肚，講話時兩隻胖手在空中亂揮亂舞，活像教堂裏的黑袍牧師。他演講的題目是：“民主社會中的符號運作與公關產業”。上課之前，他和葉欣親密交談，似乎原先就認識，後來和每一位高級別的學員交換了名片。

從個人的知識好奇心來說，聆聽並翻譯伯恩斯汀博士的演講，是那次培訓班上我最大的收獲：

公關是高智商、高附加值的精密產業，有個人公關、企業公關、國家公關，以及抽象文化符號公關。第四項集前三者精髓之大成。

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變化，傳統生活方式和社區結構的解體或重組，直接後果是某種民粹、排外、原教旨、反精英的強大潮流，在社會基層和底層迅速蔓延。英國的BNP（英國國家黨，為極右翼政黨），法國的勒龐，美國的茶黨和薩拉佩林，俄羅斯的光頭黨，匈牙利的喬皮斯黨，反映了同一個潮流。它們以不同的猛烈程度囊括所有後工業國家，或所謂“西方國家”。擁有全球視野的科技精英和經濟精英們，麵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憤怒潮流手足無措。以習慣性思維開出來的藥方，除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除了市場開放還是市場開放。

然而它不是經濟問題，而是認同問題。認同意味著共同的故事。同一種潮流可以解說為不同的故事——右派，或左派。故事濃縮為符號的演繹和包裝。得益者的符號可以照耀弱勢者，並獲得後者狂熱的認同，反之亦然。在一個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得益者認同的故事或符號與弱勢者偏好的故事或符號形成動態對衝。這亦是符號公關的真正含義。

伯恩斯汀博士講了兩個半小時。我觀察到幾位學員目光如炬，頻頻頷首，似乎心領神會；有更多的學員睡眼惺忪，坐立不安。

問答時間，一位南方來的市長站起來說：“尊敬的伯恩斯汀先生，我們中國不是後工業國家，但是變化飛速。現在我們麵對三種傳統，或三個故事：西方現代市場的個人發展故事、傳統孔孟的尊卑故事，還有現在的大眾平等革命故事。先生，您覺得這三個故事，如何能形成您所說的動態對衝？”

伯恩斯汀博士摸了一下禿腦袋，諾諾地說他對中國情況毫不了解，沒有發言權。

然後他又申明他表達的觀點純屬個人，絕不代表任何組織機構。

沉吟良久，博士提出了他簡明的建議：“憤怒可以演繹為認同，習慣或記憶可以組裝為新的共同價值。”

市長興奮得滿麵通紅，又站起來補充：“三個傳統，通三統！”

眾人鼓掌。

四

那天晚上，我和葉欣找了個地方，終於可以坐下來放鬆說話。

工作慣性，我先問葉副院長各位學員對培訓班的課程印象如何。他一聲苦笑，說大家都很好奇美國人為何對中國比我們還要樂觀，或者說，樂觀得多。

不知從何處開始談，先聊太極拳罷。我對他說，拳路子荒廢了不少，基本自己一個人練。有幾回遭遇坎坷，意誌和信念到了崩潰的邊緣，全靠太極救了我。葉欣說，他離了婚，太太不滿意他總待在中國。我問他是否有新的女伴，他笑著點頭。

又問他中國是否好玩。他說好玩，但不適合學太極。問他為何，他說七竅堵塞，內氣紊亂。我問他何所指，他說是整個氣場。

葉欣問我的情況，我盡可能簡化地給他說了一些。

那麽，還讀文學方麵的書嗎？葉欣回答說，讀《易經》、《金瓶梅》，又說《易經》是中國人文字和靈魂的來源。

這麽說你沒開始讀“毛著”？我鬥膽調侃了他一句。

葉欣說，毛潤之的拳路，不合太極的規矩。但當今中國人沒有別的故事，隻有毛潤之講的故事。於是隻好再講下去。一個這麽大的民族，總歸得有自己的故事，否則非常可怕。

我慢慢感覺到，葉欣老了，變了。但還是可以談一些話，甚至，說不定還可以再做朋友。他似笑非笑地注視我，慢慢地說，你大約也清楚，現在不少人生活狀況變化很大。大家喜歡玩什麽擊劍、品酒、騎馬、攢車、、念佛，等等。還投資藝術品，牆上掛著插隊年畫《智取威虎山》，又加上蔡國強、方力鈞，地窖裏藏著昂貴法國紅酒，但可愛不可愛是另一個問題。

我說，知道得不夠多，聽起來像是頂可愛的活法？

他大喝一口酒，說：小師弟，莫跟你大哥兜圈子，我知道你想問什麽。今日的中國，隻有兩種情緒，或者以為基本可愛，隻是鬧心，磕磕絆絆，但是“再這麽發展幾十年”，一切就會好了，比如現在的女友，就是這麽一個；再有，以為它本質上不可愛，“再這麽發展幾十年”，恐怕這960萬平方公裏不再適合居住了。歸根到底，可愛不可愛，涉及天地、山河、品德、人心、千百萬普通人民臉上的真實表情。

我說，市長大人講了“三統”，您也有“三隻桶”：德國難民營、舊金山太極班、北京辦事處，怎麽調和？葉欣說，丟掉諾貝爾文學獎那一桶，一切都能應付。別的桶裏是穀物或泥土，隻有那一桶裏麵全是冒著泡泡的沼氣。

我說，是不是沼氣兩說著，即使你認為是，也不能說另外的桶裏就一定是氧氣吧？

師兄，您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