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

為反對教條主義，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陳雲提出“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和“交換、比較、反複”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在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時，曾遇到以王明、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他們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有關決議，致使中國革命遭受到了嚴重損失。在與“左”傾錯誤進行鬥爭時，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科學命題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一詞，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據說，西漢時河間獻王劉德“好學修古，實事求是”。唐代訓詁學家顏師古對“實事求是”作的注釋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說的是，研究學問要注意掌握事實根據，然後再從事實中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其本義隻是指治學的一種方法，也就是一種學風。中國人借用“實事求是”這一民族化的的語言，賦予它以新意，上升為黨的根本思想路線，它是思想的根本點，是思想活的靈魂中最基本的東西。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就要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在黨內，第一個提出實事求是的是陳雲。早在1938年9月，他在“抗大”講授幹部政策時，就明確指出：“對幹部不要抬轎子，要實事求是。”1940年8月，他在領導中央組織部審查幹部的工作時，親筆起草了中央組織部關於審查幹部的總結。這篇總結後來被收入主持編輯的整風文獻《六大以來》。在這篇總結中，陳雲又十分鮮明地提出：“實事求是的審查才是真正的嚴格”。

他指出：“我們常講實事求是。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那麽，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陳雲提出了15個字：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複。他說：“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後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

“所謂交換，就是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麵，交換意見，不僅要聽正麵意見，更要聽反麵意見。所謂比較，一是左右比較，例如論持久戰，比較了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既反對速勝論，又反對亡國論，正確的結論是持久戰；二是前後的比較，例如講統一戰線，就比較了陳獨秀和王明，或者是隻團結不鬥爭，或者是隻鬥爭不團結，正確的結論是既團結又鬥爭。所謂反複，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後還要擺一擺，想一想，聽一聽不同意見。即使沒有不同意見，還要自己設想出可能有的反對意見。我們反複進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況把事情辦好”。

所謂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麵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麵情況。交換時要特別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見，相反的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事物認識的不足。相反的意見即使錯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個方麵，或者包括一些曆史經驗的推論。因此，對同自己相反的意見，我們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對於正確的反對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的不足。對於不正確的反對意見，我們要把它駁倒。愈是不正確的，就愈要把他駁得徹底。既然要批駁，就得找論據，這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正確的意見往往就是由係統地駁倒不正確的意見而產生的。各種資產階級的、假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為的真馬列主義的正確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條件。的著作都是采取這個辦法寫的。如寫《論持久戰》，他先收集速勝論和亡國論的論據，經過分析、批駁，得出抗日戰爭隻能是持久戰這個正確的結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首先批駁隻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或者隻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或者隻要抄用北伐戰爭的經驗，就可以解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的錯誤意見，然後提出必須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特點、規律和戰略戰術的正確主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先批駁文藝是超階級的、文藝工作者無所謂階級立場的觀點，進而闡明了文藝必須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換，特別是要做到同反對自己意見的人、同其他階級的代表交換意見，首先要明確交換的目的在於能使自己對事物認識更加完整。同時，要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立場上想一想，他們的意見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據的都要吸取。

陳雲指出：交換是為了更全麵的認識事物，比較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不經過比較，就看不清事物已經發展到什麽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麽。他說：比較是認識的過程，反複則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反複，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後，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加正確。而最要緊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反複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

陳雲強調說：從我個人的經驗看，如果上麵說的三條要求都達到了，就能夠比較全麵的認識客觀事物，避免某些片麵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策，比較好地做到實事求是。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是不充好漢，不愛麵子。如果不從認識自己錯誤上求進步，裝洋蒜，一定要跌筋鬥。

陳雲說：“一個人看問題總是有局限性的。集體討論、大家交換意見，是達到全麵認識的重要方法。肯用腦筋想問題、發議論的同誌，是很好的同誌。不想問題，不發議論，天天搞五幅布的，就要差一點。在交換意見時，對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決不要生氣。他們的意見，對的或者錯的，都有益處。正確的東西，是在否定錯誤的東西中生長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得出持久戰的結論。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批駁一切經過團結和一切經過鬥爭，得出既團結又鬥爭的結論。如果沒有王明、張國燾這些反麵教員，未必能那樣的成熟。對於各種意見要進行比較。所有正確的分析，都是經過比較的。這是‘試金石’的方法。通過比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質。為了說明新民主主義，就把它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比較，加以區別，這樣就不含混了。人們認識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個反複的過程。這裏重要的，是找‘反對派’；如果沒有‘反對派’，也要假定一個‘反對派’。自己就假定過許多反對的意見，別人不推翻，自己來推翻，推翻了再來。”

陳雲進一步解釋說：不唯上，並不是上麵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隻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相互交換意見。比方說看這個茶杯，你看這邊有把沒有花，他看那邊有花沒有把，兩人各看到一麵，都是片麵的，如果互相交換一下意見，那末，對茶杯這個事物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麵的符合實際的了解。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麵性，把片麵的實際當成了全麵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幹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麵的意見，隻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抗日戰爭時期，《論持久戰》就是采用這種方法。他把敵我之間互相矛盾著的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幾個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抗戰必亡”的亡國論和台兒莊一役勝利後滋長起來的速勝論。說，亡國論和速勝論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麵的，抗日戰爭隻能是持久戰。曆史的發展證明了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複，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複考慮的時間。這也是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複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麵。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並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這裏所說的反複，不是反複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事實正如陳雲所說的那樣，凡是由他主持製定的方針政策，無不是本著從實際出發，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以及交換、比較、反複以後才出台的，因而也就都能經受得起時間和實踐的反複檢驗。他常說：“領導機關製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後討論決定用不到10%的時間就夠了。”

在實際工作中，陳雲經常用簡單淺顯的話語來說明辯證法的深刻道理。比如，他在講到經濟的發展速度時，用“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來說明發展經濟不能簡單地片麵地追求高速度，而應當按照綜合平衡的要求，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在處理努力工作和保護身體的關係時，他經常用“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少做多活就是多做，多做少活就是少做”來說明要處理好工作與身體的辯證關係的重要性。曾稱讚說：陳雲管財經工作不是教條主義的，是按照中國情況辦事的，有創造性。

為了做到能實事求是地製定政策和解決問題，陳雲十分注意調查研究，在反複考慮、充分比較後再提出適當的方案。沈陽解放初，他對汽車應靠左側行駛還是右側行駛這一爭論的解決，就是在充分調研、反複比較後才做出的。當時，一些來自哈爾濱和北滿根據地的解放軍及軍管人員的司機習慣於左側行駛，汽車司機又多是青年或轉業軍人，習慣不易一下子轉變過來，因此一些領導人也主張靠左側行駛，認為如規定右側行駛，很難行得通，而且糾紛必然會增加。另一些領導人、尤其是負責公安工作的領導人則主張靠右側行駛，理由是沈陽及關內國統區的汽車均右側通行，接管沈陽後數千名交通警察一般都是留用人員，他們習慣於按右側通行指揮交通，如改為左側行駛必將引起混亂，導致糾紛增加。雙方爭執不下，以陳雲為主任的軍管會開會討論了兩次都沒有解決問題，而這一問題又必須立即解決。

陳雲仔細聽取了兩個方麵的不同意見和各自陳述的理由後，又找了熟悉情況的專業人員征求意見。他了解到，汽車業在發展的初始階段，方向盤在右邊，適合於左側行駛；隨著汽車業的發展，方向盤改到了左側，適合於右側行駛。他同時考慮到北京、天津及關內各大城市將要相繼解放，為避免將來發生更多的糾紛，應規定車輛右側行駛。作出決定後，陳雲隨即在軍管會上說明了理由，獲得大家的一致讚同。這一決定作出後，由於在思想上已經取得了共識，因而在實施中也很順利。從而也就證明，這一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後，根據新情況和事物的發展規律得出的結論，既不是主觀臆造的，也不是照抄照搬解放區的陳舊做法，因而它是實事求是的，也是正確的。

1981年3月，陳雲在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意見時，回憶說：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身體不大好，把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領會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建國以後，我們一些工作發生失誤，原因還是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更是全黨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模範和代表。1938年10月，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總結報告中，就明確地指出：“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因為隻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隻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又說：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他進一步對實事求是一詞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一全新的解釋，規定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科學含義。1942年，他給中央黨校寫了“實事求是”的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