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日本人的滿洲夢(2)
一開始,村岡傾向於解除奉軍的武裝,找個人取代張作霖。為此,他想叫軍部把駐朝鮮的日軍派過來幫他。因為自己手下那點兒人,肯定搞不過張作霖。但這個想法落實得不順當。正在他犯愁時,河本跑來說:嗬嗬,我有好辦法。
村岡問:啥辦法?
聽河本一說,村岡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兒大了?
河本見領導猶疑,就詳細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認為少量的關東軍有實力可以解除龐大奉軍的武裝麽?我們的對手是張作霖,如果他翻了臉,怎麽辦?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們拖得起麽?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張作霖。這樣做,有個最大好處,您知道麽?
村岡搖搖頭。
河本說:最大的好處是叫奉軍群龍無首。
村岡說:然後呢?
河本說:我們趁機收拾殘局啊!最後達到向滿洲移民、鋪新鐵路、開掘礦藏等目的,所有的懸案一並解決。你說這樣好不好?
村岡基本上就是這樣被忽悠的。
村岡雖然平庸,但卻具有那個時代日本軍人的共性:對蠻幹沒免疫力。後來我們才知道,昭和軍閥搞的一係列謀略,最初的策劃者,幾乎都是佐級參謀,而河本隻是一個開始。
村岡問河本:你有把握置張作霖於死地?
河本指向地圖上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交會點的皇姑屯,說:這裏離沈陽隻有幾裏地,我將於此置必死之陣!
按河本最初的計劃,搞掉張作霖有兩個選擇: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殺,嫁禍北伐軍;二是在張作霖回沈陽的路上進行爆破。
河本放棄了第一種選擇,因為搞起來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殺,還容易暴露身份。選擇在張作霖回來的路上進行爆破,操作起來相對簡單,但張作霖能不能死是個問題。
河本大傷腦筋,但他還是有辦法的。通過關係,他從日本駐朝鮮軍第20師團那裏借來工兵爆破專家藤井貞壽(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5期,靜岡縣人)中尉。爆破點是前麵說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個三孔鐵路橋,東北軍控製的京奉鐵路在下麵穿過,橋上則是日本人控製的南滿鐵路,兩條鐵路呈“十”字交叉狀。日軍出入這裏很平常,但張作霖要是死在這附近,日軍也難脫幹係,不過河本認為那不重要,隻要推給北伐軍就是了,至於別人信不信,是另外一個問題。
兩個選擇:一是把炸藥埋在京奉鐵路兩邊,二是放在三孔橋的橋梁上。藤井認真查看地形後,選擇了後一個炸藥安置方案。
一切就緒後,張作霖返回關外的日期就成了關鍵。
河本派心腹竹下義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廣島縣人)專程前往北京,跟張作霖的顧問土肥原賢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岡山縣人)碰頭。此時土肥原正為張作霖不聽話而鬱悶,但他還是有風度的,沒想過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聽張作霖回東北的時間,問坐哪節車廂,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們要幹什麽?竹下瞞不住,隻好如實相告。這實在嚇了土肥原一跳,他沒表示讚成,但也沒阻止,從此他對河本另眼相看。
張作霖擔心有意外,就坐汽車回去還是坐火車回去盤算了半天,在決定坐火車回去後,日期也是一變再變,但最後的情報還是被竹下拿到了,不過不是從土肥原那裏拿到的,至於怎麽拿到的意義不太大,總之他向河本請賞去了,如果這點事都辦不成,那麽他可以回廣島老家種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淩晨5時23分,張作霖的專列從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點了3名得力幹將到皇姑屯設伏:
除藤井貞壽中尉外,還有沈陽獨立守備隊第4中隊長東宮鐵男(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7期,群馬縣人)大尉、沈陽獨立守備隊隊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2期,山形縣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現場指揮和爆破由東宮大尉負責。河本為張作霖準備了多少東西呢?30大包烈性炸藥。
張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點倉皇離開北京的,為了提防意外,他在專列前放了一輛壓道車。張作霖本人待在第8節車廂。
黑暗中,火車的汽笛聲劃破夜空,馳向那個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經沒法再細了。張作霖專列自從出了山海關,每過一站,河本就會收到沿線日方人員發來的情報。
皇姑屯那邊,在三孔橋外200米,日本人設置了觀測哨,東宮鐵男緊張極了。他必須成功,否則就成了日本陸軍的笑話。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為一個傳奇。笑話與傳奇間,隻有幾秒鍾的距離。因為起爆用電氣機控製,也就是說,引爆時需要用電流計算時間,他必須掌握好:在張作霖的車廂經過三孔橋時按下按鈕,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細算,在這一刻起了作用。
後來當我們通過照片看那段曆史時,發現三孔橋中間的那座花崗岩橋墩被徹底炸開了,橋上南滿鐵路的鐵軌如柳條一樣垂了下來,張作霖所在的車廂被炸得隻剩下了一個底盤,兩邊的車廂板和上麵的車頂已完全被炸飛了。由此可見日本人使用的炸藥威力有多大,他們真是必奪張作霖之老命!說起來叫人難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間,神田泰之助拿相機拍下了照片。
張作霖從車廂裏被炸飛,渾身鮮血地倒在鐵路邊,咽喉被撕開一個口子。當時從沈陽開來一隊人馬,是前來迎接的儀仗隊,部下就把他塞進汽車裏,狂奔至沈陽。老部下們都快急瘋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們的大帥。在汽車上,張作霖雖然身負重傷,但神誌很清醒,問誰幹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彈爆炸,除了日本人還能有誰?
張作霖說了一個“打”字,很快就昏了過去。
皇姑屯離沈陽近在咫尺,雖然到沈陽後進行了全力搶救,但這一世梟雄還是沒能衝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陰影。
再說因興奮和緊張而表情扭曲的東宮大尉,他因按下按鈕而被曆史定格。他親眼看著張作霖所在的那節車廂被拋到空中。這個東宮沒曇花一現,雖然他現在隻是個大尉,後來也沒當將軍,但鬧出的動靜還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給他的外號就知道了:“滿洲移民之父”。他就是這麽一個貨色。1937年冬天,在進攻南京的日軍部隊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現,此時已成為第114師團的一名大隊長,但在杭州灣登陸後,小命被斃於向南京追擊的途中。而當時在北京進行情報搜集的竹下義晴,跟東宮一樣也參與了南京戰,身份是第6師團第45聯隊長,在南京殺人最多的中隊長田中軍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說張作霖死於蘇聯人之手。據說解密檔案證實了這一點,原因是張作霖一貫反蘇,在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張作霖對蘇聯駐京大使館、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了查抄,還關了幾家蘇聯人的商業機構,對拖欠蘇聯中東鐵路局的巨額債款遲遲不還,還在中東鐵路路權問題上跟蘇聯人較勁,所以蘇聯人的情報機構就把張幹掉了,而嫁禍關東軍。
但沒人能解釋為什麽後來日本人承認了暗殺張作霖的密謀。唯一的解釋是:蘇聯人有這個念頭,但日本人先動手了。
這是真實的曆史。
無論如何,日本人以及蘇聯人討厭的張作霖死了。但奉軍沒亂,其子張學良迅速接班,穩定了軍心。這一點他還是值得稱道的。張作霖臨死前,對部下說了個“打”字,但張學良沒尋仇,東北處於一種平靜中。能做到這一步,也挺不簡單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親爹,這事擱誰誰都上火。但28歲的小張忍了。
關東軍的參謀們有點急,騎虎難下啊。對他們來說,張學良就是那隻老虎,老虎回頭看了看身上的人,沒咬。關東軍隻好下來。
張作霖死後第4天,國民革命軍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張學良突然宣布東北易幟:五色旗變成青天白日旗,國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統一了中國。
說實在的,如果沒這一步,張學良的“忍”會大打成色。幾年後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讓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時候做,效果當然不一樣。
日本人失算了,蔣介石也沒想到。他沒想到的是,張學良能如此輕易地歸順他。盡管在小張易幟這件事上,他這邊也沒閑著,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張如此迅速掉頭,還是叫蔣狂喜了一陣子,於是親切地稱比自己小很多歲的張為“賢弟”。
張作霖被炸死後,日本政府大吃一驚,消息靈通的首相田中義一(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8期,山口縣人)接到小道消息,說這事是關東軍一個叫河本的參謀幹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問話時,後者神秘地透露了這一點。
天皇不高興了,關東軍這次也太自以為是了吧?!但一問責,軍部不承認有這回事,並怒斥田中。陸軍大臣白川義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期,愛媛縣人)雖沒承認張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幹的,但也沒說不是他部下幹的。
田中以為,自己退役前是大將,還幹過陸軍大臣,應該可以在軍部撈到麵子,可惜沒有。他隻好再次進宮,又說這事可能不是關東軍幹的,是蔣介石派人幹的。作為首相,一會兒一變,你以為你在跟誰說話?於是天皇很煩他。天皇對張作霖的死很惱怒,覺得關東軍幹起事來太兒戲,所以在張作霖死後一個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沒臉見人了,鬱悶了一段時間,也辭職了事,很快就一命嗚呼。
直到田中辭職後,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才被調離關東軍。因為陸軍一直壓著這事。1929年5月,村岡辭職前2個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現役。看似很輕的懲罰,但在日本陸軍看來,算重了,不叫在“皇軍”隊伍裏待著了,那還了得?退役後,河本成了滿洲鐵路株式會社的理事,成了個做買賣的。但他還不老實,九一八事變時,按“後起之秀”們的說法,“河本前輩”在資金和勇氣上給了他們不少支持。
“皇姑屯事件”後,日本陸軍的很多人認為河本了不起。一句話:這小子有兩下子!
但東北易幟、張學良倒向國民政府後,包括軍部的一些人開始覺得河本幹了蠢事。很簡單,後來的事不僅沒按河本的設想發展,還衝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說,張學良正在是否投奔蔣介石的懷抱這件事上徘徊時,河本飛起一腳,把小張踹了過去。所以一些人評論河本時,隻有一字:豬!
罵歸罵,但“河本前輩”的“決斷力”還是受到很多日本軍人的欣賞。如果留意,你會發現:後來很多日本人的妄為,都從河本那裏找到了靈感。
但河本本人還是挺尷尬的。
他不願意承認失敗,所以他憂鬱了。憂鬱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現役前,推薦了在陸軍士官學校比自己晚一屆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岩手縣人)繼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一職。
日本軍界有這種傳統:前一任離職後,有資格推薦繼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話,被推薦的這個人,還就真會走到這個職位上。
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河本和板垣兩個人雖然不同級,但關係還不錯,板垣當時在學校裏以膽大著稱,經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臉腫的。河本相中了師弟的膽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給這個人,將來他也許能幹出什麽事來。
此時司令官村岡還沒離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絕河本推薦的人選。因為在“皇姑屯事件”上,給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為,他這個司令官被忽略了,這讓他有點不快,但又覺得慶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這樣,板垣從天津趕往旅順。而“皇姑屯事件”爆發後4個月,
日本陸軍中的怪才石原莞爾(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1期,山形縣人),就已經入主關東軍主任參謀一職了。
九一八事變
先說板垣征四郎。板垣比河本小兩歲,1929年春天到關東軍任職時44歲。對這撥日本軍人來說,沒什麽傳奇的經曆,基本上都是這樣過來的:
先上地方陸軍幼年學校,學習好的,轉到東京中央陸軍幼校,然後再上陸軍士官學校。這個年齡段,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時,正好趕上日俄戰爭,於是上戰場見見陣勢。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潛力的,回國後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進入陸軍三大機關:陸軍省、陸軍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少數人直接被任命為駐外武官或輔佐官。
板垣就是這樣蹚過來的,畢業後到陸軍參謀本部上班,隨即被派往中國昆明,後來又調到漢口。他懂漢語,但說得一般,盡管如此,還是被認為是“陸軍三大中國通”,另兩位是土肥原賢二、磯穀廉介。這種說法不靠譜,搞得很多人認為日本軍中最懂中國的就這仨人,不是那麽回事。說到“中國通”,日本軍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變”時,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國駐屯軍當聯隊長,聽到消息後,深吸一口氣:壯哉,河本前輩!大約就是這樣嘀咕的。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他特失望:滿洲仍像鐵板一塊,不僅沒折騰起來,而且還促使張學良投靠了南京國民政府。所以,當板垣被軍部通知前去接任關東軍高級參謀一職時,有點肩擔大任的感覺。
板垣不算孤獨,那個時代,日本軍人個個以解決滿洲問題為己任。很多關東軍士兵幹脆這樣唱:“南滿,我們的家鄉!”怎麽把這塊廣袤的地方搞到手,對那批日本青年來說是頭號問題。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後,日軍第16師團第30旅團長佐佐木到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8期,福井縣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門城樓。後來在《一個軍人的自傳》之“進攻南京紀實”中,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頭上,我為能確認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動。那是因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曆曆在目。實際上,我自歲即明治四十四年以來,夢寐以求的目標就是解決滿洲問題,為此一直暗暗向國民黨示好,但由於他們采取容共以及親英美的政策,與日本斷絕關係,從此這個夢想破滅了。在排日侮日的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會說粵語,雖然“陸軍三大中國通”沒他,但他自認為是“最懂中國”的。當時,因滿洲問題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還包括石原莞爾。
關於石原,我們能說些什麽呢?
石原比板垣小4歲,在他畢業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1期那一屆中,有個外國同學,但這個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蔣介石。
在學校裏,石原給人的感覺是喜怒無常,有點神經。當時,老師們有這樣一句口頭禪:那個來自山形縣的小子又搞什麽怪名堂了?
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大讀書時,石原不怎麽用功,但每次成績都不錯。這樣的人,每個人身邊都有,也許就是傳說中的天才吧。最後,石原以陸大第2名的成績畢業。有人說應該是第1名,因為石原跟校方關係不怎麽樣,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訴你:那是對石原的過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沒陸大第1名的成績,在日本陸軍,石原也已足夠優秀。
說那個年代的日本軍人優秀,主要是說有腦子,但目光短淺。從戰術上來講,也就是具體的戰場指揮,昭和軍人是很優秀,但在戰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給他們在腦子裏安個指針,這個指針代表戰略,那也就幾厘米。能把指針伸出腦袋外,看得更長遠點的,可謂鳳毛麟角。
中日戰爭晚期,石原的同學橫山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1期,千葉縣人)指揮著日軍在中國大陸唯一的機動部隊第11軍,有人問他:石原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