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每一個人就是整個國家(8)

1989年，米蘭·昆德拉在祝賀同胞——劇作家哈維爾當選捷克總統時寫道：“他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寫劇本或詩），可以避開自己的命運——但他做不到。無疑，因為存在一種比他本人更有力的東西，這東西在他之外卻將他牢牢抓住，這便是他稱為‘責任’的那種東西。”（《永遠的劇場詩人》）

藝術隻有在最廣闊的生命範圍內找到了自己的責任、服務對象和價值對立麵，才會誕生深刻的主題——人的命運，否則她在精神上即不會受孕，即隻會停留在手藝階段。藝術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藝術的敵人，就是生活的全部敵人。

科學家為何會成為“異議人士”

不涉政治，往往會被視為一種操守上的“獨立”“清潔”，但不介入決不意味著不思考、不審視，對撲麵而來的政治無動於衷；也決不意味著一個從不思考政治的人會始終有益於社會，比如20世紀30、40年代，一個德國核物理學家若徹底不問政治會發生什麽事呢？無疑是可怕的，這種政治失明會帶來物質和精神雙重後果。

失明和順從、沉默和馴服是近鄰，就像睡眠和夢遊的關係。C.P.斯諾在《兩種文化》中稱：“忠誠很容易轉化為順從，順從則常常是怯懦和謀求私利的借口。想想人類漫長而陰暗的曆史，你就會發現，以服從名義犯下的駭人罪行，遠比以造反名義犯下的多得多。德官就是按照最嚴格的服從法規來教育的……說科學家負有普通人的責任是不夠的，他們負有大得多的責任。因為科學家有一種道德令要他說出知道的事。”

蘇聯氫彈之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安德烈·薩哈羅夫，在《我為什麽不屈服於權力》中寫道：“1966年，有關人士向蘇共第23屆大會遞交了一份評論斯大林個人崇拜的聯名信，我也簽了名。同年，我又向最高蘇維埃發了封電報，就當時正起草的一個將對擁有個人信仰者進行大規模迫害的法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即蘇聯刑法典第190—191條）。這時，我個人的命運第一次與這樣一群人的命運緊密聯結在一起——一群數量雖少但在道德天平上占相當分量的人，後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我們要做的是對人權和各種理想進行係統化的保護，而不是政治鬥爭。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出現對這種行動的合法性疑問。”“我為這些呼籲成功地收集到50個簽名。每個簽名對於簽名者而言，都代表一次經過深思熟慮的道德行動和社會行動。”

在權力政客和失明者眼裏，這些上書者和簽名者無不是社會麻煩的製造者、詆毀國家政治的破壞分子，但平心而論，沒有一個正直的俄國人甘願扮演這種“為自己的祖國難過”的角色，甘願“放棄讚美和謳歌的文化習慣卻不顧一切地指責周圍生活”（薩哈羅夫）。不，沒人樂意這樣！要知道，無論自然天性還是道德理性，他們都更適於從正麵作出一些維護祖國尊嚴的事來。但這些披覆著科學和藝術使命的人卻被現實政治逼到了懸崖邊上，“我知道在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身上閃現著多少我熱愛的美好東西，但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陰暗現象上，因為它們正是官方宣傳悄悄漏掉的東西，因為它們代表著最沉重的破壞和最大的危險。”（薩哈羅夫）

要抗爭，但不能沿襲權力鬥爭的路數，而是堅持和平方式的人權訴求，反抗壓迫決不能製造新的壓迫，這已成為自由知識分子的理念。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才有足夠的理由和勇氣稱：對政治發言絕非一件丟人的事！知識分子不能幻想以對權力的沉默與旁觀求得獨立和清白！過度的潔癖，不僅是一種病，還是一種髒。

在蘇聯，科學家成為“異議人士”的例子數不勝數：因公布人權狀況入獄10年的生物學家科瓦廖夫，被控“散布地下出版物”的數學家皮緬諾夫，還有太空物理學家柳巴爾斯基、曆史學家麥德維傑夫、生物學家若列斯、數學家圖爾欽……專業知識分子何以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對此，前蘇共宣傳部長亞·尼·雅可夫列夫在回憶錄《一杯苦酒》中醒悟道：“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所以能走到一起，並非出自他們的本意，也不是按事物的常規邏輯。假如在自由的民主國家，倆人恐怕屬於不同的政治團體。一個共同的力量使他們相遇，這就是反抗官方全然不容異見方針的力量。”

“關心人本身，應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當你們埋頭於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愛因斯坦《科學和幸福》）愛因斯坦為何在世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因為他把科學的良心功能放擴到了最大限度——準確地說，其生命關懷已無邊界。

丹麥物理學家玻爾也是這種“責任”的承擔者。20世紀30年代，他將大批猶太同行從納粹的死亡名單上轉移出來，讓其研究所成了世界聞名的猶太避難地，他還策劃成立了“丹麥支援流亡知識分子委員會”。半世紀後，一位傳記作家寫道：“經曆這一階段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玻爾在許多人的生存問題上花費的時間。他總是不知疲倦地要把每一件事都安排得盡善盡美，若某位難民對替之找的位置不滿意，玻爾立即會去再找一個……”

就像藝術家熱愛生命之美，科學家追求的是事物真相、真理、秩序和神聖邏輯，沒有比他們看到真理被顛倒、邏輯被篡改更應表現出憤怒並拍案而起的了。科學與藝術一樣，服務的是生命，是公共事務，是人、民族和世界的前途。

一切真正的人，一切藝術家和科學家，一切對生活有美好打算的人，都必須首先找到讓自己成為人道主義者進而成為一個自由公民的途徑和方法。

2000年

(第十二節獨裁者的性命之憂

共和國的精神是和平與溫厚。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1

從1989年12月中旬開始，在“打倒人民公敵”“獨裁者滾下台”的憤討聲中，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這位幾天前還“深受愛戴”的羅馬尼亞總統成了一隻喪家犬，惶惶然在遍布自己塑像的國土上東躲西藏，正像40年前他親口咬定的那樣：“任何的暴力一旦與人民的正義之師交戰，必將粉身碎骨。”始料不及的是，不僅民眾唾罵他，連親手培植的爪羽——國防軍和基層“黨之家”也背棄了他。當齊氏和任第一副總理的賢內助慌不擇路時，幾乎所有羅馬尼亞的廣播都響起了這樣的聲音：“各位市民請注意，人民公敵齊奧塞斯庫和埃列娜正劫持一輛黑色達契亞轎車逃跑，請予以緝拿……”

齊氏更沒料到，在親手締造的這個“民主、團結、欣欣向榮”的大家庭裏，竟會上演這樣的事：從12月22日晚執行逮捕到被推上斷頭台，隻相去3天！

雖身陷囚籠，但“喀爾巴阡山的雄鷹”並未死心——

不是要審判我嗎？既然封我“人民公敵”，至少公審公判吧？至少麵對廣大人民吧？他暗暗打定了主意，隻要國際媒體的鏡頭蓋一打開，隻要電視直播的攝像機一啟動，即用那滔滔不絕、極富煽動性和號召力的口才（整整24年裏，這口才曾贏得了多少暴風雨般的掌聲）——同政敵一決雌雄，他甚至連腹稿和表情都準備好了。

但齊氏太異想天開了，他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麽人山人海的旁聽席，沒有政壇顯要和外國友人，沒有高規格的審判團和律師團（審判長竟隻是個司法部的小局長，波帕·吉克，這個名字他簡直聞所未聞），從防暴押解車裏爬出來，他走進的是一間隻有原告、被告和軍警的屋子。

對手不給他任何表演的機會，預想中的舞台根本不存在。

隻有絕望，空蕩的絕望。

1989年12月25日，當耶穌誕辰的鍾聲響起時，一個混含著仇恨與蔑視的嗓音在一間與世隔絕的屋子裏回蕩：“人民公敵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根據《羅馬尼亞刑法》第162條、第163條、第165條和第357條，被告犯有故意殺人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破壞公共秩序罪、貪汙罪、受賄罪——數罪並罰，判處被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死刑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不準上訴。”

他心愛的女人也將魂歸西天。

秘密審判，不準上訴，從被捕到斃命，僅3日之隔，這已遠非正常性質的審判，甚至攜恐怖之嫌。為何會發生這種事呢？原因隻一點：仇恨和恐懼！對民眾來說，是仇恨；於政敵而言，則是恐懼——那種一天也不敢讓獨裁者多活下去的恐懼！他們太緊張了，太熟悉對手的報複手段了，其神經像拉簧一樣已繃到了極限，再僵下去，即要崩潰。

可這對齊氏來說，又有什麽可錯愕的呢？難道這不正是您一貫的鐵腕政策？您不是堅定地認為“目的高於手段”嗎？每每將司法程序省略到極點的，不正是您自己嗎？除卻“齊奧塞斯庫”幾個字，判決書的每句台詞不都是您耳熟能詳的嗎？當氣急敗壞下令向示威學生開槍、當督令坦克不顧一切衝上大街時，您想過“法治”“人權”這些字眼嗎？當在秘密處決政治犯的手令上簽字時，您又何曾有過一絲猶豫和遲疑？

更可怕的是，對此非常態的審判，人民群眾竟毫無異議！偌大一個國家，竟沒有一個人公開質疑，正應了一句老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其實，早在45年前，齊奧塞斯庫夫婦的命運就在一對意大利人身上預演過了：墨索裏尼及其情婦克拉雷特。戰爭尚未結束，一支衣衫襤褸的山區遊擊隊就匆匆宣判了他們的死刑，然後，意大利曆史上最著名的一組屍首，便像動物一樣被懸吊在米蘭廣場上，待怨毒的鞭子來抽打。單就這一場麵，確稱得上恐怖了，但問題是：在你親手締造的那座恐怖半島上，對手還能想出別的更簡單的辦法對付你嗎？要知道，他們像害怕惡魔一樣怕你，怕你再將屠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們一聽你的名字就哆嗦，甚至迷信地擔心你複活，為了活下去，為了釋放恐懼，他們隻好表現得比你更瘋狂更決絕。

這是仇恨的力量，但更是恐懼的力量。

對齊氏們來說，像紐倫堡或海牙那樣的審判庭，簡直就是夢中天堂了。在那兒，至少有辯護、有上訴、有旁聽、有表決、有探視……從這點看，他遠不及另一位同壕戰友——民主德國領導人昂納克幸運，後者麵對的不是政敵的惡性報複，而是相對公正的聯邦德國司法程序和國際法準則。

我想，在獨裁者坐以待斃時，他對敵人最大的期許或許是：要是這些人奉行民主與理性該多好啊！可惜，要讓自己的臣民在短短幾天內學會司法公正與人權理念，簡直癡心妄想、緣木求魚。太晚了，他們從你這兒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因為，他們身上壓根沒機會生長那東西——直到最後一刻你才懷念起的東西。難道不正是你，早早即把醞釀它的種子和土壤給踩爛了嗎？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死於自己。

2

靠暴力維係的權力，最終埋葬它的，不會是別的，唯有暴力的掘土機。

長期恐怖的社會氛圍，往往招致反恐怖手段也是恐怖的。“恐怖導致與恐怖作鬥爭的人也變得殘忍，它使溫和的人也學會了暴烈莽撞。”（路易斯·博洛爾）。而理性——即使尚剩一點殘渣的話，也早被仇恨的濃煙熏得睜不開眼。真實的情況是：長期的政治高壓，對人權信息的封鎖，對自由文化的防範，對民主人士的迫害……使得這個國家的臣民和其家長一樣頭腦魯莽，缺乏公民精神滋養，缺乏民主教育，沒有合法審判的經驗和參照，沒有訴諸理性的習慣和憲政遺傳——除了以惡懲惡、以暴抗暴的本能，他們頭腦中就再沒輸入過別的。

那麽，是否仍不乏一支（哪怕再微不足道的一線）試圖阻止施暴的力量呢？比如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幾位記者或律師不顧一切地站出來，向同胞大聲疾呼——再罪孽深重的人也有權得到合法審判？或許確曾有過這可能，但現在沒有了。因為，那些高尚的充滿理性和不計私利的頭腦，那些最早鼓吹民主政治的人，早已成了獨裁的犧牲品，早已被不容異端的權力提前絞殺了。剩下的，唯有對民主的無知，對人權的冷漠，對武力的效仿。如今，已沒有誰出來攔截衝向獨裁者的拳頭和棍棒了（假如他們活著，本來最有希望這麽做的。也就是說，那些被獨裁者提前殺死的人，恰恰是唯一可能在未來使獨裁者免遭非法侵害的盾牌）。

不寬容導致新一輪的不寬容，暴虐衍生新一茬的暴虐。在將最優秀的政敵（比如法國大革命中懇赦國王的“吉倫特派”）斬草除根、格殺勿論之後，迎接殺戮者的隻能是更激烈的施暴和反打。當把一個國家最寶貴的“溫和派”和“理性派”推進墳墓時，也就等於提前把自己送進了墳墓。獨裁者應從正在倒下的身體上看見自己屍首的影子——因為那些罹難者，本是唯一主張以正常方式審判自己的人——在未來，在仇恨的烈焰衝來時，本應由他們為奄奄一息的獨裁者築起“防火牆”和“隔離帶”。

曆史上，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獨裁與反獨裁，使用的竟是同一工具和手段。反抗者根本不會，也不可能想起別的法子對付昔日仇人。而且，即使在收割了暴君的頭顱之後，那塊土壤也會瘋長新一茬的剃頭刀，正像法國18世紀末開始上演的那樣：從“三級會議”到“國民公會”再到“熱月政府”和“督政府”，從“執政帝國”到“百日事變”再到“波旁複辟”，從路易十六到馬拉和夏裏埃，從羅蘭、丹東、德穆蘭到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頭顱如椰子般紛紛滾進大革命的草筐，最終人們發現：這要求填滿的筐子竟是漏底的！

3

羅馬詩人查維納說過：“沒有一個暴君能安享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