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饕餮時代,物理人生(3)

飲食上的“無法無天”,背後不正是精神上的“無法無天”嗎?

2002年

(第四節大地倫理(四章)

毀滅物種就像從一本尚未讀過的書中撕掉一些書頁,而這是用一種人類很難讀懂的語言寫成的關於人類生存之地的書。

——(美)霍·羅爾斯頓

天使之舉

電視新聞裏,每看到那些“綠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間誌願人士、那些無名小卒,在風浪中劃著舢板,不知畏懼地,拚命擋在捕鯨船或核潛艇前……他們皆那麽小,那麽孤單,那麽三三兩兩、稀稀拉拉,卻抗拒著那麽氣勢洶洶的龐然大物,甚至是國家機器……

我總忍不住久久地感動。我清楚: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嚴和愛自由的人,他們在保衛生命,在表達信仰和理想,在抗議同類對家園的剝削。

據報載:一位叫朱麗婭·希爾的少女,為保護北美一株巨大的紅杉樹,竟然在這棵18層樓高的樹上棲居了738天,直到該樹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諾放棄砍伐。

希爾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師的女兒,為呼籲保護森林,她於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這棵被稱為“月亮”的紅杉樹。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卻把她足足擱置了兩年。當冬季來臨,她隻有一塊藍帆布遮擋,無法洗澡,就以濕海綿擦身。

當雙足再次踏上大地時,希爾喜極而泣。

我留意到,這則消息是被某晚報排在“世間奇相”欄中編發的,與之毗鄰的是“少年坐著睡覺11年”。顯然,在編輯眼裏,這事兒不外乎一種“異人怪招”,算是對“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一種詮釋。可以想象,無論於編輯心態還是看客的閱讀體驗,都很難找到“感動”“審美”之類的痕跡,隻是獵奇,隻是娛樂與戲謔。

我為一位少女的心靈纖細和行動能力所震顫,為這樣一場生命行為所包含的樸素信仰和巨大關懷力而驚歎,也忍不住為同胞的粗糙而遺憾。

這不僅僅是遲鈍,更是麻痹和昏迷。

對大樹漠不關心算什麽人呢?隻能算“植物人”罷。

我們有數不清的黃河探險、長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峽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為國爭光,別讓洋人搶了先;或時尚一點說,“超越自我、挑戰極限”。可我們幾乎從未有過像希爾那樣默默的私人之舉,那樣日常意義上的“舉手之勞”。

顯然,雙方對自然的態度有別:希爾擁抱大樹顯示的是一種愛的決心,一種廝守的願望;我們那些“壯舉”設計的是一種比試,一種對抗。二者的實踐方式亦有別:前者接近一種日常的夢想表達和自由生活方式,後者像一場眾目睽睽下的賣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某位中國少女扮演了希爾的角色,又會怎樣?她的同胞、親人會作何想?社會輿論和職能部門會作何反應?

她會不會被視為瘋子?夢遊者?妄想狂?

我們沒有這樣的習慣:堅定地做信仰之事!我們也缺乏這樣的常態:尊重、維護別人(包括子女、眷屬)做信仰之事的權利!

父母會幹預,朋友會勸阻,組織會幫教,輿論會起哄,有關部門會製止……用熟悉的話說,叫“擺平”。即使你勉強爬上了那棵樹,呆不過3天,就會被像烏鴉一樣轟下來,對付一個丫頭片子的撒野,招多著呢。說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於是,也就成了無人來做的事。

她不屬於我們。因為她是天使。

樹,樹,樹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識字:何為“樹”呢?木,對也!就是說,先人造該字是為了告誡後人凡“木”必“對”,不可傷之。

或許,此解釋不免強說之嫌,但在我眼裏,它卻包含著驚人的美學和精神含量,它比任何權威都令我欽敬。對一個在母語中浸泡幾千年的群體來說,看不見這個字的神奇,確屬遺憾。

提起瑞典,眼前就會浮現出一道寧靜、典雅、恬淡的風景:白雪、木屋、藍湖、青山、鬱金香……而斯德哥爾摩,更是一彎美麗的月牙之城,每個到過她的人,都會為其旖旎風光所打動,而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雖有現代設施之便捷,卻無現代都市之弊端,尤其完好的古城風貌。遊客也往往會從導遊嘴裏獲得這樣一個故事——

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浪潮衝向這座古城。市政當局雄心勃勃推行舊城改造計劃,“百萬工程”即其一,旨在每年遞增10萬套新住宅……當轟隆隆的鏟車逼近“國王花園”時,斯德哥爾摩人警覺了:這樣下去,自己的家園會淪為什麽樣子?未來的她與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問漸漸攏成一股公共輿論和團結的理性。人們開始表達憤怒,在露天裏發出聲音。終於,一場保衛斯德哥爾摩的運動開始了——

1971年,市政決定在“國王花園”建一個地鐵站,它意味著這片古老的綠地大難臨頭。於是,一群勇敢的年輕人率先發起了“城市的選擇”行動,擎著標語,走上街頭,高喊“拯救斯德哥爾摩”口號。開始政府不以為然,派出電鋸工人,欲強行伐樹,公眾用身體組成人牆,擋在樹前……騎警來了,但懾於眾怒,敗下陣去。為防止當局耍花招,市民們幹脆搭起帳篷,日夜守候,誓與古樹共存亡。

終於,政府作出了讓步,地鐵線繞道而行,雖多花了數倍納稅人的錢,但曆史悠久的“國王花園”留了下來。

那群百年古樹是幸運的。在她盛大蔭涼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終於有機會回報那片慈母般的蔥蘢了。或許愈難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國王花園”更是斯德哥爾摩的勝地,每年都有數不清的集會和演出在此舉行。

那些護樹青年,也成了大眾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國遊客,很容易在瑞典教材、斯德哥爾摩旅遊手冊裏讀到他們的事跡。

還有一事也令我難忘。如果說“拯救斯德哥爾摩”的主體力量來自民間,那這一次卻是精英們的決策功勞了——

20世紀中期,美國的田納西州曾投資1.16億美元建一處名叫“特裏哥壩”的水壩,當施工進入關鍵階段時,忽接美國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這兒生活著一種體長不過3英寸的蝸鱸(北美淡水魚,體小,需在淺而湍急的水中產卵)。其後,“瀕危物種委員會”也對該工程加以阻止……眼瞅著這座已具雛形的龐然大物,其時的田納西州州長歎道:“這等於給世上最小的魚建造了最大的紀念碑!”

3英寸——1.16億美元,怎樣的懸殊比例,怎樣的不可思議!

這是大地的勝利。

一切取決於人的素質,大地喂養出的人的素質。

一群古樹挫敗了一條現代地鐵線,一尾3英寸小魚掀翻了一座超級水壩……我們身邊會發生這等事嗎?

我常常抑製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沒有那場毀滅性的舊城改造,而是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的那樣:完整地保留舊貌,另辟新城……今日北京會是一番什麽氣象?據說,當年梁先生將提案遞呈後,得到了這樣的嗬斥:“誰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黨籍!”顯然,問題是不可討論的。正是這種不可討論,使得幾十年來知識者早早養成了沉默的習慣,使我們在和平時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輝煌城池。至今,偌大華夏竟無一座古城是以“城”為單位留存下來的,所謂的古跡,隻是稀稀拉拉的“點”,鋪不成“麵”,構不成“群”。

“拆掉北京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一塊肉。扒掉北京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一層皮!”正像徽因墓在“文革”中被鐵砣砸得稀爛一樣,梁先生的慘叫又何嚐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識之哀鳴?

我又獲悉:二戰結束前,身在重慶的梁先生,曾寫信給美方,望轟炸日本本土時,能對奈良和京都兩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這封信,不知這一外國人的請求是否被采納,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沒有梁先生這些人類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們的世界和生活會破敗成什麽樣子?而其本人及那些諍言的遭遇,恰恰折射出了文明的處境、良知的艱辛和成本。

籠文化和望鳥鏡

同胞在其旅行見聞中說:歐洲的一些公園,常見一種架在草坪上的望遠鏡,一打聽,方知是為觀鳥而設,它們準確的名字叫“望鳥鏡”,湊上去,遊客能仔細欣賞遠處樹上的一舉一動,對鳥雀毫無驚擾……

“望鳥鏡”,一個多麽柔情和詩意的詞啊,那距離多麽美、多麽溫暖和恬靜、多麽沁人心脾!

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何以沒誕生如此“遙望”的衝動呢?我想起了身邊的另一番景象:花鳥魚蟲市場,寓翁閑叟們的膝下,太極晨練的路邊,隨處可見一種國粹——鳥籠,一盞盞材質優良、工藝精湛的“小號”。

有多少盞這樣的“小號”,便意味著有多少雙翅膀被從天上剪下來。

我們發明的是柵欄,是囚牢。我們總喜歡把愛變成虐,把欣賞變成占有,把“吻”變成“咬”。

讀過一組故事:在澳洲,當局不惜斥巨資,在一條高速道上留出了眾多的橫向路帶,供袋鼠們自由穿梭……一對誌願者夫婦,為救一條被漁網困住的白鯊,冒著生命危險,跳下海,親手去解繩扣……紐約一次火災中,消防員理查·麥托尼解下自己的輸氧器,讓給一隻被濃煙嗆昏的貓……一位女科學家,為考察和保護非洲獅,在原始森林中風餐露宿,曆時二十餘年,直至去世……

這和我們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鯊魚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別。這區別,也正是“望鳥鏡”與“鳥籠”的距離。

還有更讓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對遊客在武漢森林野生動物園乘車遊覽,嬉戲中,一隻兩歲的小獅子突然將利爪探進車窗,抓傷了她們。20日,動物園向市林業公安處提出申請,要求擊斃這隻闖禍的小畜生。後經當地市民的再三抗議,園方才撤回死刑起訴,改判“無期徒刑”。從此,這隻小獅子將在鐵籠裏孤單一生,不能再享受群居和放養生活。

顯然在人眼裏,它是有罪的,因為它對人產生了敵意,並製造了傷害。但我要問:誰先有罪?誰先侵犯了對方利益?誰先發動了挑釁和攻擊?在大自然的法庭上,人類難道不已被控訴億萬次了嗎?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天條,此刻,它壓根不該出現在人的車窗前,它的家是非洲大草原,這會兒,它應該隨母親散步、和姊妹玩耍……

是誰剝奪了其自由和天倫之樂?是誰把它發配到與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毀其家園,殺其父母,奪其自由,如今卻嗬斥起它的過失來了,這公平嗎?

更讓人疑惑的是,有識之士不大聲疾呼要恢複動物的野外生存能力嗎?不正為野獸不野而憂心忡忡、寢食不安嗎?為何現在卻要對一隻偶露崢嶸的小獸怒目而視、睚眥必報?莫非希望獸中王像巴兒狗一樣乖巧?

我替這隻小獅子難過,更為自己的同類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種內,一個生命殺害自己的同類,比如一個人殺害另一個人,甚至一隻狼咬死另一隻狼皆被視為罪孽,哪怕動物間的自相殘殺,也會激起人心理上的強烈厭惡。那麽,不同物類之間呢?

當我們堂皇地把大自然視為盤中餐、袖中物時,何以再也尋不到羞愧感了呢?“人類中心論”“人本位”“人類利己主義”天然即合理嗎?人欲膨脹到幾何都不受懷疑和指控嗎?

當初,上帝曾給予人類怎樣的權限?現代人履行的是神旨還是自我授權或達爾文式的刀俎路線?

曾有報道:遼寧,一座林子裏,一個頭戴兔皮帽子、手提獵槍的男子,突遭一隻凶鷹襲擊,它朝獵物俯衝下來,死命將利爪釘進對方頭皮,想將之叼起……若非同伴及時趕到,該男子很可能嗚呼了。

獵人被獵,咄咄怪事。報道人的語氣裏,竟毫無責鷹之意。人背叛人,也屬罕見。

我在想,那位獵人,在天上的那雙眼看來,是一隻怎樣的東西呢?據說,鷹眼向來銳利,視程和分辨率極高,總不致把人和兔子攪混吧?按常識,鷹也從不襲人啊。這究竟怎麽啦?

隻有一種解釋:人,變成了非人!變成了荒誕的東西!

腦袋像兔子,貓腰拾槍,躡手躡腳……難怪眼神極好的鷹,也不認得它素來敬畏的人了。怪誰呢?

想起史蒂文森在《塵與影》中給“人”下的一場定義——

“人是多麽怪異的一種幽靈啊……他是這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雙腳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藥一樣呼呼大睡。他殺戮著、吃喝著、生長著,還為自己複製若幹小小的拷貝。他長著亂草般的頭發,頭上裝了一雙眼睛,不停地轉動和忽閃著。這是一個小孩看了會被嚇得大叫的東西,但如果走近點看,他就是他的同伴所知道的那個他。”

我想,那個倒黴的獵人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再戴那頂兔皮帽了。

自然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發生一種生命形式威脅著這麽多別的生命形式的情形,也從未麵臨過這樣一場由一個超級殺手製造的超級殺戮……人類不管是以其行動促成了某一物種的滅絕,還是以其漠然讓該物種走向滅絕,都是阻斷了一道有著生命活力的曆史性的遺傳信息流……讓一個物種滅絕就是終止一個獨一無二的故事。(霍·羅爾斯頓《哲學走向荒野》)

20世紀最後一年裏,每天午間,某電視頻道用幾分鍾講述一個發生在“曆史上的今天”的悲劇,它告訴世人:許多年前的今日,在我們的不知不覺中,曾有一種生存夥伴,比如一隻美洲旅鴿或一頭安哥拉紅羚,發出了它在地球上最後一絲哀鳴……

每看這節目,我正在進食的胃都會莫名地一陣**。

我甚至懷疑,現在的胃病莫非就是那時落下的。

2003年

(第五節我們拿什麽送給孩子

大地的禮物

丹麥日德蘭半島的一個山穀裏,住著一位林務員和他7歲的女兒。這本是一個幸福之家,可自從年輕的主婦去世後,笑聲便失蹤了。

這年夏天,漢斯·安徒生來這兒度假。很快,小女孩的黯然,那雙漂亮眸子裏過早閃爍的憂鬱,深深刺疼了詩人。他痛苦不安,為命運的殘酷而傷感,甚至自責:“原諒生活吧,親愛的孩子,我們沒能把足夠的歡樂和幸福交給你……”

一天,他在林子裏散步,發現草地上有許多蘑菇,不禁心中一動。翌日,詩人邀請自己的小朋友去那片樹林。突然,女孩尖叫起來,興奮得臉通紅,因為每簇蘑菇下都藏著一件奇妙的小玩意兒:一顆銀紙包的糖、一朵蠟花、一條緞帶……紅棗不見了,大概給烏鴉叼走了吧,詩人心想。他微笑地看著這一切,女孩歡快得像一隻小鳥,蹦蹦跳跳,眼裏燃著驚喜……詩人驕傲地宣布:這些都是“地精”爺爺藏在那兒的,是他送給每個善良人的禮物,你獲得了,因為你是個好孩子啊!

後來,在一輛夜驛車上,安徒生給旅客說起了這樁往事。“您欺騙了天真的孩子。”穿黑袍的神父氣憤道,“這是大罪孽!”詩人也激動了:“不,這不是欺騙!我堅信,無論任何時候,她的心都決不會像沒經曆過此事的人那樣冷酷無情!”

不錯,這正是童話的價值和美德。

它將善良、溫情、愛意、公正、信任、種種美好的元素和生活邏輯,將我們不慎迷失的東西重新找回來,對命運的缺憾和心靈的虧損施以彌補。它尤其告訴孩子們:什麽是美,活著為了什麽,美好的人生應該有什麽,如何發現、壯大自己的夢想……

教育家說過:如果一個孩子在7歲時知道了什麽是美,他就會用一生去尋找美!

許多年後,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重新回到那片草地上。

他沒再見到那個小女孩。但他確信,那一定是位美麗的姑娘了。

當他蹣跚著低頭找什麽時,一個小丫頭不知從哪裏冒了出來,她好奇地眨著眼,柔聲問:

“老爺爺,您丟失了什麽?我可以幫您找回來嗎?”

老人眼睛濕了。

沒什麽比這更能撫慰一顆孤獨的心了。在這個天真的新人身上,他已找到了要找的東西:快樂、自由、善良和美。

森林被殺害,童話被殺害

森林,這大地最美麗的皮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