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溯根源早期概要(2)

馬仲英（1910②—？），字子才，經名隨菲友。幼聰慧，好槍馬。原名步英，以不屑與馬步芳為伍，改步為仲。1925年在其父營中任幫帶。1928年3月在河州起事，以反馮玉祥國民軍為號召，回民紛紛響應，眾至數萬，人稱之為“尕司令”。三次圍攻河州不克，被國民軍擊敗，流動於甘南、青海、河西走廊。又北行，兩攻寧夏城。退踞寧北漠南。欲率部東走未果，隻身出走山東，依馬鴻逵。後又西返，自寧夏入河西走廊，收集舊部，自稱河西警備司令。後為蔣介石收為新編三十六師，被任為師長。馬仲英曾兩次入新疆，與金樹仁、盛世才爭衡，後率部駐南疆，接受抗日思想。1934年率部分軍官到蘇聯學習。未久，三十六師瓦解。關於馬仲英在蘇聯之死因及時間，傳說不一。

馬仲傑，小馬仲英兩歲。隨其兄起事，勇猛善戰，人稱“二司令”。1930年曾在北平張學良主辦的軍官教導團中學習，畢業後，赴新疆參加作戰。1933年在七角井子攻城戰中陣亡。馬仲英三弟馬仲福，一直在馬步芳手下任職。

馬海晏家族中，任軍政職務者尚多，縣、團職以上者，不下20人。如為人熟知的馬良，係馬海晏之侄，原住癿藏，任臨夏縣參議長。解放後仍與人民為敵，糾眾作亂，自任司令。後被人民解放軍剿匪部隊俘獲，死於監獄中。

此外，在馬家軍閥部隊及行政機關中，還有許多要員，其中回族人居多，次為撒拉族人和東鄉族人，也有一些漢族人。因不屬於其家族世係，此處從略。容後有關部分敘述之。

〔注〕：①馬璘，亦寫作馬記麟，字玉清，東鄉族人。北莊門宦創始人馬葆真（1772-1826）的後裔。清同治年間回民起義，馬葆真的長孫馬悟真率領北莊門宦教眾參加了馬占鼇起義。馬占鼇投降後，馬悟真也受到清軍的倚重，充任馬占鼇的左旗管帶。清末，馬悟真的侄子馬璘出任了甘州提督，1918年改甘州提督為甘州護軍使，1919年又改護軍使為鎮守使。馬璘繼任甘州鎮守使。1928年馬仲英起事後，曾與肅州鎮守使吳桐仁聯合抵製馬仲英，不料馬璘的士兵嘩變，馬璘隨即解甲歸田。後去麥加朝覲，死於香港。

②關於馬仲英的年齡，為曆來聚訟問題之一。1986年筆者走訪其夫人、時任臨夏回族自治州政協常委的馬春秀，據雲：她屬雞，當年77歲，較馬仲英大1歲。由此推算，馬仲英當生於1910年。

二、同光肇基

馬步芳說：“我們的官，是從血裏撈出來的。”他這話的本意是說，馬家的官位得來不易，卻也歪打正著地反映了一個真實情況，即馬家軍閥是以各族人民特別是回族人民的鮮血作資本而發跡起來的。所以，談其起家，必須先從清同治、光緒年間，清王朝統治階級鎮壓回民起義談起。

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日益的清王朝，把戰敗賠款和各種損失的重負全部轉嫁到各族人民頭上，人民無法生活下去，隻有起來反抗，反清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1851年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開始，撚軍起義也開始於同年。1853年福建、上海等地小刀會起義，1855年貴州苗族人民、雲南回族人民相繼起義。這些起義，特別是太平軍曾進入甘肅東部，對西北和甘肅各族人民有很大鼓舞、激勵作用。於是，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爆發了始於陝西關中的西北回族人民大起義。在甘肅境內揭竿而起的，有河州、西寧、同心、寧夏（今銀川市）、靈州（今吳忠、靈武）、固原、平涼、張家川、肅州（今酒泉）等地的回族人民，形成著名的以下幾支武裝抗清力量：寧夏、靈州以馬化龍為首；平涼、固原、秦安以穆生花為首；西寧以馬文義、馬桂源為首；河州以馬占鼇、馬永瑞為首；肅州以馬文祿為首。這幾支武裝力量，基本上是在自己勢力範圍內糾集群眾，攻城略地，對抗官府；但在與清朝官軍作戰中，也有很大的流動性，自覺不自覺地起到相互策應的作用。之後，陝西起義的回民，以白彥虎、馬正和、禹得彥等為首，西向進入慶陽的董誌塬，號稱“十八大營”，之後，又繼續向西流動。於是戰火紛飛，烽煙遍野，先後蔓延東起陝北、關中，北到平羅一帶，西至西寧，西北到酒泉、敦煌的廣大地區。接著新疆天山南北的回民也紛紛舉義。從而使這次回族起義具有席卷波及整個大西北的規模。

這次回族起義的矛頭，首先指向清王朝反動封建統治。有的以扶明抗清相號召，辦事行文不用同治年號，以明朝崇禎紀年。有的響亮地提出：“回漢本是一家，仇恨隻在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申明“不許傷害欺淩，不許燒殺搶劫”的紀律。但在急風暴雨的大浪潮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狹隘民族意識支配下的盲目燒殺和擾害現象難以避免，從而未能廣泛團結各族人民一致抗清。而且幾支起義武裝之間缺乏應有的配合與聯係，各自為政，互不統屬，步調不一。這些弱點，都是導致後來失敗的重要因素。

的清王朝麵對如此大規模的起義反抗力量，十分驚恐，竭力拚湊軍隊前來鎮壓，但曆時四五年之久，並未收到“平定”之效。進剿清軍經常處於缺兵、缺餉，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的窘境之中，同治五年（1866），陝甘總督楊嶽斌給皇帝的奏折中說：

……鄰省既乏援師，而東南各軍之準調赴甘者又複不能應手。現在河狄之賊擾於南，平固之賊擾於東，寧靈之賊擾於北，涼肅之賊擾於西。幾於剿不勝剿，防不勝防。臣若株守省城（蘭州），則饑軍終成坐困，若出省剿辦，則根本時虞動搖。

為此，清王朝在相繼鎮壓了太平軍和撚軍之後，即對鎮壓起義的回民作了新的部署。同治五年八月，任命左宗棠為陝甘總督，並加欽差大臣銜，統一節製各路征剿部隊。次年春，左宗棠“提兵萬二千以西”。積鎮壓太平軍、撚軍之經驗，在戰略戰術上展施了新的招數。在戰略上提出：“是故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饋運常通，師行無阻。”這就是自東而西，各路向蘭州全麵平推，節節進逼，壓縮起義軍的活動地區，最終聚而殲之。而他的全麵平推又是有重點的，是分路進兵，各個擊破。具體部署是：“劉鬆山（巡守道）由綏德道花馬池（即定邊、鹽池），直搗金積堡（即馬化龍），為北路；道員周開錫由秦（天水、秦安）趨鞏（隴西），討鞏昌、河狄之賊（即馬占鼇），為南路；宗棠與劉典（甘肅按察使）督諸軍盡驅陝回入甘，為中路。”三路之中，以北路為先，“先攻金積堡，以為收功全隴之基”，其次是“進規河湟”，然後進兵肅州。在戰術上，左宗棠重視用炮和用馬，“以炮車製賊馬，以馬隊當步賊”。武器裝備上大大優於起義軍。在政治上，又以官職祿位為釣餌，利用曆史上存在的民族偏見，拉攏、勾結各民族中的上層人物，采取以漢製回、以回製回的手段，實行分化瓦解，“剿撫並用”。而在圍剿、追擊中，不惜堅壁清野。這樣，就使這次回民起義，形成各民族之間、回族之間的相互仇殺，戰火所及之處，田園荒蕪，廬舍為墟。死亡人數以數千計甚至數萬計者，多見於記載，造成一場空前洗劫！到1873年即同治十二年，“冬十月，官軍克肅州”。這次曆時11年的轟轟烈烈的回族人民起義終於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這次回民起義失敗的過程，就是近代甘軍和馬家軍閥產生的過程。和曆史上多次農民起義的結果一樣，這次回民起義失敗的苦果，照例由各族廣大人民承受。而得勝的統治者和起義上層人物中的變節、投降者則從中撈到了好處，左宗棠撈到了一個“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加一等輕車都尉”的顯赫高位，他的部屬也一個個地得到擢升。起義的變節者撈到好處，與馬家軍閥產生有關的有兩個人，一是董福祥，一是馬占鼇。

董福祥，《清史稿》本傳雲：

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人。同治初，回亂作，鳳、邠、千、隴寇氛殆遍。福祥亦起安化，與其州人張俊、李雙良蹂躪陝、甘數十州縣，竊據花馬池，犯綏德，窺榆林，潰勇饑民附之，眾常十餘萬。

他擁有10餘萬起義軍，但在清朝的湘軍提督劉鬆山率兵圍剿時，繼其父世猷歸降之後，“亦率眾乞歸款”。劉鬆山“乃簡其精銳者編為董字三營：福祥居中營，（張）俊居左，（李）雙良居右”。從此，董福祥變成了湘軍鎮壓回民起義的向導和悍將，拚命為清王朝賣力。1871年即同治十年，在攻打金積堡中，劉鬆山被打死，董福祥則協助其侄劉錦棠繼續進攻，雖“被創不少卻”，終於將靈州的回民起義鎮壓下去。馬化龍在被包圍的危急時刻，以個人的納款歸降保存力量的打算落空，他個人及其部屬子弟上百人慘遭殺害。董福祥在鎮壓回民起義中屢立“功勞”，得到參將的職位。之後，隨左宗棠部出關，在平複新疆之役和爾後戍守邊疆中屢立戰功，升為喀什噶爾提督。

鎮壓了馬化龍一支起義力量之後，左宗棠將攻擊的重點移到河州，湘軍總兵傅先宗、徐文秀率部進駐今臨夏州廣河縣太子寺（即今廣河縣政府所在地）。河州起義回軍首領馬占鼇等決定阻擊，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命令戰將馬海晏為先鋒，率精銳300多人乘夜潛伏於湘軍紮營的新路坡的一個中心山峰，次日拂曉以一半人壓裝子彈，一半人射擊，突然向湘軍連續射擊，馬占鼇率眾圍擊，內外夾攻，火力甚猛。湘軍毫無準備，措手不及，傅先宗等幾十人被打死，繼而徐文秀也被殺身亡，40營湘軍全線動搖，東向潰退至洮河一帶。馬海晏稱此次為“黑虎掏心”戰術。

初戰告捷，本應乘勝繼續進擊。不料馬占鼇突然提出投降的意見。他以雖得小勝終無前途的理由，說服眾人，派人先向駐三甲集的山西臬台陳湜通款後，又選派他的大兒馬七五、馬永瑞的兒子馬如蛟等10個頭目的兒子，到駐在安定（今定西）大營的左宗棠正式請降，時稱之為“投降的十大少爺”。

左宗棠在安定（今定西縣）大營中，得到新路坡大敗的消息，正在焦急之際，突然接到回民投降的稟帖，且有10個頭目的兒子來見，真是喜出望外，欣然接見。“投降的十大少爺”獻軍馬50匹，馬七五鎮靜自若，對答如流，左甚為驚奇，倍加欣慰，遂當麵賜名安良，表字翰如，並令其返回河州後敦促馬占鼇等來見。於是左宗棠於同年七月上旬進駐蘭州，馬占鼇、馬永瑞、馬海晏、馬榮、馬悟真、馬萬有等11個頭目自河州赴蘭州晉見。有的回憶錄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馬占鼇身帶鐵索向左宗棠叩頭，左驚問左右：“誰叫你們鎖他？”馬哭訴：“我有萬死之罪，應該上鎖，是我自己帶的。”左即命開鎖，並備加安慰。當夜，左又在自己臥室裏單獨召見馬占鼇，作竟夕之談。旋將馬占鼇的部隊編為三旗馬隊，歸河州鎮節製。馬占鼇為督帶兼中旗管帶，並請清廷授予六品軍功頂戴。馬悟真為左旗管帶，馬永瑞為右旗管帶，馬海晏為督標中營步隊管帶。每旗下設3哨，每哨30多人，共300多人。但馬萬有堅決不受官職，他說：“我們鬧到這個地步，做了官如何對得起百姓！”他的態度與馬占鼇等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實際上，馬占鼇是最善於投機的人。這次回民起義中，起義者流血犧牲的成千上萬，幾支起義軍首領都不免一死。馬占鼇則吸收馬化龍戰敗投降的教訓，以小勝為籌碼，糾合子弟部屬一起投降，竭力以奴才相表示“直率”和“誠心”，因而成了唯一的例外，以起義者的鮮血換來紅頂子。

馬占鼇降清後，加入了劉錦棠西進“平叛”隊伍的行列。並強令各鄉、村收繳槍械，先後向左軍呈繳馬4000多匹，槍矛等兵器14000餘件，納糧100萬斛。十月，馬占鼇、馬海晏等捕獲了昔時一同起義的首領狗齒牙、馬彥龍、馬聾子等，送交左宗棠斬殺。又作為向導，引湘軍由循化入化隆、歸德、碾伯（今樂都），最後攻克西寧、大通，助清軍撲滅了河州、西寧地區的回民起義。清廷論功行賞：“都司馬占鼇，著以遊擊補用，並賞給三品封典，五品花翎。”此後，馬占鼇部即在河州地區，多次奉命對甘、青—帶的蒙藏部落的起事和糾紛進行平定和解決，成為鎮守一方的武裝力量，並為馬家軍閥軍隊打下初步基礎。

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甘肅又爆發了河湟事變。起因是循化的伊斯蘭教派之間的糾紛。本來這是可以調停和解的，但昏庸的清廷官吏不是采取說服調節的辦法，卻挑撥離間，專事武力，不問是非曲直，皂白不分地捕殺回民，激起回民起而圍攻縣城。河州鎮總兵湯彥和更火上澆油，率數千人前來鎮壓，遂使教派之爭的回民轉而團結起來，一致對抗官軍，將湯彥和軍擊潰，湯僅以身免。回族人民進而包圍了河州城和西寧城。總督楊昌濬、提督雷正綰束手無策。清廷明白：鎮壓這樣的“變亂”，不僅要能征慣戰，而且要熟悉情況者，這就非董福祥部莫屬了。於是將楊昌濬、雷正綰“交部議處”，從數千裏以外的南疆調回董福祥部“掃除回氛”。

董福祥率部自新疆入關，九月到達臨洮。這時，早有河州回民武進士馬福祿奉楊昌濬之命，募兵成立“安寧營”，任督帶，由北路援河州，紮營於蓮花渡（今劉家峽水庫址），與駐於臨洮縣境洮河東岸的董軍呈掎角之勢。董福祥雖有鎮壓回民的經驗，卻不了解此時此地的內情，馬福祿則主動充當了提供情況的角色。《清史稿》馬福祿傳中說：“福祿入謁，陳戰亂顛末，及前後戰狀，福祥奇之。”董福祥掌握了情況之後，采取“以回製回”的方法，分頭行事。一是以馬安良為先鋒，率部進入河州，剿撫兼施。（這裏需加補述：馬占鼇於光緒十二年病死，馬安良繼統其眾，時為副將，以補用遊擊督帶馬旗三隊）一是利用馬福祿向河州回民起事首領馬永琳、馬永瑞兄弟誘降，進行分化瓦解。他自己則率優勢兵力，避開起事回民在正麵所設的堅固防禦工事，從洮河上遊繞道出其後，解除了河州之圍。繼而乘勝會同陝西巡撫魏光燾和新疆巡撫陶模的軍隊，向西進攻，解了西寧之圍，回民起事隊伍因之瓦解。

這次爭戰，兩軍陣前的廝殺死傷且不計，僅辦理“善後”，就殺戮無辜甚多。董福祥命令馬安良、馬福祿辦理“善後”，他們即借機大肆殺戮。據有關回憶文字記載，他們在河州首先殺了馬永琳全家15口，繼又屠殺四鄉回民500餘人（一說兩千多人）。馬安良每天向董上交人頭27顆。馬福祿每天殺100多人，為因上交人頭不便，改交耳朵，名之為“驗耳”。清軍在西寧屠殺更甚。一次驅回民群眾到東關跪聽官府的講話，當中突然下屠殺令，頓時血肉橫飛，血流成河，這條街因被稱之為“水咕咚巷”。所以當地群眾說：“馬安良的紅頂子是回族人民鮮血染成的。”“馬福祿的子子孫孫的大官，是回民頭顱換來的。”由於這次鎮壓屠殺有功，董福祥被清廷“加太子少保”。馬安良授花翎副將總兵銜，馬海晏授副將銜，升任騎兵督帶。馬福祿也因功編入正式部隊之中，隸屬於董福祥。

至此，經過同治、光緒兩朝的鎮壓回民起義，河州“三馬”，即馬占鼇係、馬海晏係和馬千齡係的子弟，大都成了清朝軍隊中的大小頭目，馬家軍閥部隊的雛形已經具備。次年就是這支部隊隨董福祥參加庚子之役的禦侮和扈駕。

三、庚子禦侮

董福祥所率的這支甘軍，在庚子年抵禦八國聯軍入侵之際打過惡仗，立有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