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關於井岡山時期的“朱毛之爭”問題(5)
在給的信中,陳毅推心置腹: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需要公開檢討的話,“這個檢討我來做”。信中還特別說明:“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此間四軍同誌也盼望你回隊。希望你見信後,坐擔架趕快回來,就任四軍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以及前委的希冀。”
陳毅在致信、請回來、找前委委員談話、統一認識的同時,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前委的決定,開始籌備紅四軍九大,以廣泛傳達“九月來信”,改選前委,讓重新回到前委書記領導崗位上來。
1929年11月23日,紅四軍打下汀州。在汀州,紅四軍狠狠地發了一筆洋財,全軍6000多套冬裝五天內就穿上了身。大家喜氣洋洋,情緒也恢複起來。
更可喜的是,三天後,在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昌陪同下,回到了紅四軍。
那天,三縱隊一部正好駐在街上,看到闊別幾個月的黨代表回來了,紛紛湧上街頭,歡笑流淚,一直簇擁著把送到軍部。
朱、毛、陳會見,自然是一團歡喜。
朱德說:“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來。”
說:“八大時因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現在我撤銷這封信。”
當晚,陳毅自掏腰包備下酒菜,宴請“秦晉大國”。樽箸之間,陳毅非常誠摯地談了到上海以後對、朱德這兩位戰友的新的認識,並且當麵作了要“打倒陳毅主義”的保證,並轉達了周恩來、李立三等同誌對健康情況的問候。
朱德也誠懇地說了對於部隊極端民主化的感想,覺得部隊組織鬆懈確實是問題。也表示誠懇接受中央的批評(“九月來信”對朱毛都有專節的批評)。
三人越談越是暢快,彼此隔閡,一掃而空,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雞叫二遍,仍在暢談。
11月28日,在毛、朱、陳都出席的前委擴大會上,大家踴躍發言,氣氛融洽而熱烈。會議一致通過三項決議:一、召開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的封建殘餘製度。
光明磊落的陳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打倒了自己的“陳毅主義”。朱德的豁達大度,寬人嚴己,促進了紅四軍領導階層的團結。
朱毛二人又緊緊地走在一起了。
十二、古田會議,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重要裏程碑
1929年12月28日,在陳毅主持下,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開了中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為了這次大會能順利進行,陳毅做了多次傳達說服工作,以解除很多人對的成見。他和前委委員們談話,和許多黨支部的負責同誌談話,到部隊作調查研究開座談會也隨時宣講,還在隊前給部隊講話,介紹此次上海之行在黨中央的情況,還有意識地轉述他所聽說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極端民主化對有些紅軍部隊帶來的危害,為九大的決議預先作好鋪墊。在許多場合,他都講道:七大沒有開好,需要公開檢討,“這個檢討我來做!”
在九大上,陳毅正式向大會傳達了中央9月28日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作了詳細的解釋和說明,並且主動承擔中央對前委擴大會和七大所作批評的責任。
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到會代表對兩個報告,特別是政治報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的意見。陳毅分工在大會上作了反對肉刑、反對槍斃逃兵的專題發言。經過討論和充實,大會一致通過《中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這個黨史上大名鼎鼎的《古田會議決議》,後經中央肯定,成為全國紅軍的建軍規範。
《古田會議決議》由、陳毅、朱德共同起草。親自起草的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選集》第一卷,其他八個部分,分別由陳毅和朱德起草,其中也包括了周恩來在“八月指示”中和“九月來信”中的許多觀點和意見。
《古田會議決議》的九個部分分別是:1.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2.黨的組織問題;3.黨內教育問題;4.紅軍宣傳工作問題;5.士兵政治訓練問題;6.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7.廢止肉刑問題;8.優待傷病兵問題;9.紅軍軍事係統與政治係統問題。其主要內容為:
(一)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這就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二)確立了中國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任務,爭取中國人民大眾獲得解放的事業,必須堅定地置於中國的絕對領導下,這是紅軍保持其無產階級性質的根本條件。強調必須確立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黨的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員的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黨組織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去執行。還要發動地方黨對紅軍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達到軍政一致、軍民一致。
(三)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係。《古田會議決議》認為:紅軍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圍繞黨的政治中心任務進行的,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必須加強官兵的政治訓練,明確規定了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係統和政治工作係統的關係、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士兵委員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係。
(四)規定了軍隊內部、外部關係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又必須克服極端民主化傾向。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上級的決定必須堅決執行,黨內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同時正確地開展思想批評。凡地方政權機關已經建立的地方,軍隊就不能包辦和幹涉地方工作。加強對敵宣傳工作,優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虜。
(五)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方法有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方法、集合講話、遊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
《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中國建軍方麵的經驗教訓,劃清了無產階級軍隊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中國紅軍,建設成為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問題。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不僅為紅四軍黨和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為中國紅軍的建設製定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偉大綱領。
九大選舉、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為前委委員,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為候補委員,為前委書記。
至此,七大之前開始展開的矛盾和爭論,終於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
古田會議之後,陳毅向前委書記談了自己的工作問題,並說了中央組織部的同誌征求他意見是否到鄂豫皖或廣西的事。
不假思索地說:“你哪裏也不用去,就在這裏。”
不久,陳毅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紅六軍黨代表,該軍軍長是黃公略。
十三、曆史的啟示
“朱毛之爭”以衝突開始,以團結告終,而且是以更緊密的團結告終。“朱毛之爭”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建黨建軍思想成長的過程,也是老一輩革命家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朱毛之爭”的完美結局,使紅四軍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大進一步,堪稱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一個典範,並且從此有了一個無產階級軍隊建軍的綱領。黨的絕對領導與無產階級政治建軍問題的圓滿解決,奠定了此後二十年人民軍隊勝利的基礎。
在這場通過爭論逐漸確立無產階級軍隊建軍綱領的過程中,所涉及的每一個人物,、周恩來、李立三、朱德、陳毅、彭德懷(兼紅四軍副軍長),甚至,都做過不懈的努力與探索,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作出了貢獻。但相較而言,的眼光最遠大,貢獻也最巨大。朱、陳、彭等人,都是從軍紀層麵來認識和處理軍隊建設問題的。而,是從政治製度、政治路線和建軍思想的高度來探索並實踐的,是以在製度上“保證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的認識來推動和運作的。盡管的認識同樣存在著種種偏頗或偏差,但他的認識和實踐高度,不僅是在當時紅四軍領導人中,就是在各根據地中,也是罕見的。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李立三,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指示,及時發現建軍思想的正確,及時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從而使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得到貫徹執行和發揚光大,充分顯示出成熟的政治家的敏銳眼光和是非判斷能力。
是這場風波的中心人物。“吹盡黃沙始見金”,正是從這時開始,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逐步為黨內同誌所認識乃至後來達到一致認同,從而成為一位集中國革命之大成的偉大革命家。他在對敵鬥爭和黨內紛爭中,始終保持相對清醒的頭腦,高屋建瓴且腳踏實地,牢牢地把握住“黨在軍隊中的絕對領導地位”這個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於“烏合之眾”的隊伍,整合成為一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軍隊,而且還在他的主持下,確立並完善了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路線和製度。在人民軍隊的初創階段,的的確確非常非常了不起。
朱德在紅四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緣於他豁達大度、無私無畏的革命家的胸懷,緣於他對遊擊戰爭戰略戰術創造、紅四軍戰鬥力的形成的貢獻和作戰指揮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大家所深刻認識時,朱德在紅四軍官兵中比更易於讓人接受。撂挑子和陳毅不在之時,他正是以這種威望團結住了全體官兵,一方麵仍然在當地做了一些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工作,對當地革命運動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麵,在緊要關頭,在部隊遭受挫折後及時轉移,將部隊帶回了閩西,保存了紅四軍的基本實力,保持了紅軍的戰鬥士氣。在認識到在政治路線上的正確時,又能心無芥蒂,坦誠相見,並盡心竭力為的歸來掃除障礙作好鋪墊,後來還在的主持下,起草《古田會議決議》,竭誠推崇、宣傳和率先垂範的建軍主張和思想。這種氣度和雅量,堪為解決黨內矛盾的典範。後來對朱德有個很著名的評價:“意誌堅如鐵,度量深似海。”真是十分貼切說到了家的。後來在張國燾與中央鬧分裂,留在張國燾那裏的朱總司令正是靠這種既堅持原則又忍辱負重的風度,征服了紅四方麵軍眾多將士——他們其中有許多還參與過對朱總司令圍攻、“聲討”甚至刁難,後來卻終生保持著對朱總司令的由衷愛戴和景仰之情。
陳毅令人肅然起敬的磊落坦蕩充分體現在他代周恩來起草中央“九月來信”,以及回到紅四軍糾正自己的錯誤,自己打倒“陳毅主義”之中。勇於承認錯誤,勇於糾正錯誤。沒有陳毅不帶任何偏見的客觀匯報,沒有陳毅準確領會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李立三的正確指示且熟悉紅四軍的各種情況撰寫的九月來信,沒有陳毅在紅四軍上上下下細致耐心的工作,古田會議可能不會如此成功,的複職可能不會如此順利。作為這場爭論的見證人之一的譚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華東局擴大會議上曾發言說:紅四軍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之間是中國革命很重要的關鍵,雖然期間陳毅犯了錯誤,但是如果沒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帶了回去,中國今天究竟怎麽樣就很難說。從七次大會到九次大會的開始,對紅四軍的貢獻,除了之外主要是他。
古田會議半年後,當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塗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裏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誌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同誌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確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麽派別的組織,隻是同誌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朱德、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這種磊落無私的高尚品質,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我們認真的回味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