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美好與正義(3)

在西方，1970年以前的社會評論家們設想了一種新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可以以更小的代價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可以保障經濟的持續穩定預期。然而，自稱可以通過嚴格的就業保護和龐大的公共部門緩衝經濟衝擊的歐洲大陸國家，結果一事無成：就業水平低下，經濟嚴重衰退，而且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力基本上消失殆盡，由此導致發展滯後、就業不足甚至不穩定。

人類曆史上有很多經濟製度能提供比現代經濟更強的穩定性和平等。可是，從現代曆史的考察中，我們並未看到現代經濟的替代者在帶來更強的穩定性和平等的同時不影響美好生活的願景。

現代經濟在最近幾十年遇到了新批評：資產組合必須實現平衡；增長必須實現平衡，不能像互聯網泡沫時期那樣偏重局部；全球範圍的儲蓄和投資失衡必須糾正。這些批評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運轉良好的現代經濟的天才之處就是能鼓勵經濟體的所有人都參與觀察和判斷，共同決定一個國家的最佳投資方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解決“經濟失衡”問題……因為這有助於維護世界穩定。但如果不允許一個國家通過外來借款促進投資繁榮，不允許一個投資降溫的國家向外發放貸款，建立國際私人信貸市場又有什麽意義……其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到“防範危機”，對金融危機的零容忍政策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無視運轉良好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原理。若幹西方國家堅持現代資本主義，不是因為斯大林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無法測算螺栓和螺母的相對價格，而是因為有著不同觀念和經曆的企業家和投資者的多元化，是解決創造新未來涉及的不確定性問題的絕妙辦法。

在一個有著如此強創造力的經濟體中，把爆發危機的危險視為缺陷，就好比說那些極具創造力的人在癲狂與消沉之間的搖擺也是一種缺陷。我們很容易理解，在充滿活力的經濟中，新創意的開發失敗或者新創意的枯竭都可能導致蕭條。過去10年間地方銀行和區域銀行的損失以及借貸專業人才的損失，給曾是現代經濟前沿的國家造成了新的失調。但這些反常現象並不代表現代經濟的非正義性，失調是可以糾正的。

近年來新出現的一種激進批評是：美好生活的概念過於狹隘。這種批評要求實現工作與家庭的“平衡”，而貪婪的現代經濟給家庭生活和子女撫育留下的時間和空間太少。批評者們並不想把美好生活的議題拓寬到家庭領域，他們認為可以建立一種新經濟製度，參與者可以“全部搞定”：豐富多彩的家庭生活，與子女的親密接觸（這些可能是數個世紀之前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同時又不至於喪失現代經濟擅長的創新活力和最重要的繁榮生驗。然而，這樣討論所謂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讓人感覺仿佛工作不是生活的核心部分，讓人懷疑這些批評者是否很好地理解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及其要求的各項條件。職場生活中的生機必須來自情感的投入、對工作的深度參與，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得到的。如果各類企業發現，每周隻工作4天，或者在辦公室設置幼兒園，並不會降低員工們的敬業態度和工作效率，這些企業恐怕早就付諸實踐了。通過稅收或罰款強製要求企業開展這些事務，必然使企業的員工敬業度降低，並因此失去一部分活力和靈活性。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相對機械的工作可以讓員工在家裏完成，但創新要求員工們在辦公室裏展開交流。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除非家庭生活本身也充滿挑戰和障礙，否則就不可能成為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有些人可能在有些時候發現家庭挑戰要多於職業挑戰，但他們不能指望通過減少挑戰和障礙獲得更多繁榮體驗。作家凱蒂·洛菲（KatieRoiphe）就指出：

誰說平衡必然是好事？有些技能和生活樂趣，不就是存在於失衡、瘋狂、古怪和難以置信的緊張之中嗎……我是一位打三份工的單親媽媽，但我已認識到在混沌之中有某種興奮和快樂……人類心理是那麽複雜、混亂和難以捉摸，不可能通過“平衡”、“健康的環境”或者直接的物質把問題解決。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替代選擇描繪的這些願景都能喚起對奇跡的想象——這是一種任何美好目標都必然有實現之路的信仰。但現代思維告訴我們，必須在目標中有所選擇，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

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有多個組成部分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關心護理他人的生活、醉心於思考的生活，或者獻身於家庭價值的生活，那麽運轉良好而公正的經濟的正義性問題會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前文已經討論過這種多元價值觀——傳統主義倫理觀與現代主義倫理觀並存，我們這裏要討論的是正義所需要的製度。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任何現代社會都存在以交換為基礎的主體經濟，現代社會通過這種交換經濟實現參與者的共同利益，而秉持不同文化態度的人則希望脫離這一交換體係，尋求獨特的生活目標。某些社會評論家似乎認為，如果現代經濟無法給擁有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成員提供空間，那就是非正義的。根據本書的觀點——也是康德、羅爾斯等人的觀點，正義要求那些追求傳統生活的人能夠自由地在傳統部門參加工作並獲得報酬，同時，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也必須能自由地在現代部門參與工作。在這個多元化社會，一個經濟部門中的資源可以通過其生產的產品得到補償；另一個經濟部門中的資源也能維持運轉，無須接受補貼，或者可以通過慈善性捐助補充。如果把扶持相對缺乏變革和創造力的非現代經濟作為秉持現代價值觀的人群的義務，那將是很令人費解的非正義做法。

當然，處於原始狀態的人可能要求政府保護有不同傳統的理想，比如關心愛護的傳統。正義要求容忍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但並不要求那些希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對自己撒謊或者向其他生活方式屈服。正義並不允許其他人的傳統嚴重壓抑現代經濟，以至於影響其創新活力的發揮乃至現代生活。

在這種多元化社會，每條船都可以自己浮起來，不存在相互間的補貼。這樣做不存在非正義性。羅爾斯主張的正義並不要求現代部門給傳統部門提供工作補貼或其他任何目的的資源轉移，因為他討論的現代社會的正義都是這個部門內部的成果分配。但如果現代部門的參與者一致希望政府給傳統部門提供補助，那樣做當然是正義的。個人給傳統部門提供捐助也完全符合正義的要求。在美國，非營利機構和慈善基金組織已頗具規模，當然某些慈善家承認，很多捐助是受到政府稅收優惠政策的鼓勵，這很可能減少給低收入者預留的補貼份額。

我們討論了現代社會中傳統主義要素麵對的正義議題。在這樣的社會中，現代價值觀占據主導地位，並創造了現代部門占優勢的經濟。允許那些崇尚傳統價值觀的人在並行經濟中活動，對他們而言符合正義的要求，由於這對現代經濟並無損害，對具備現代價值觀的人而言也是正義的。這種並行經濟可能還有助於現代經濟，因為它可以吸引那些秉持傳統價值觀的人，防止他們在現代經濟中製造麻煩，影響其他員工的士氣。接下來我們需要討論在傳統價值觀占優勢的社會中現代主義要素麵對的正義議題。這裏的困難在於，允許秉持現代價值觀的人自由發展和運行現代經濟部門，會對占多數的傳統人群帶來衝擊，除非現代人群隻占極少數。社團主義對現代經濟入侵的反擊就是因為傳統人士感受到了現代經濟的威脅。為解決上述困難，意大利和（程度較輕的）法國等歐洲國家設置了懲罰和障礙，以限製現代部門的活力和靈活性，現代部門與包括農村產業、國有企業、中央政府和教會在內的傳統部門並行。而且這種並行部門與傳統文化的勢力相比是如此弱小，以至於後者嚴重拖累了企業家精神與創新精神。歐洲國家通常會限製現代經濟的發展，也不鼓勵其公民追求不安分的、創造性和冒險性的生活方式。主流的態度和信仰妨礙甚至禁止秉持現代價值觀的人追求美好生活，由此造成了嚴重的非正義。

因此，盡管人們的第一印象認為，傳統價值觀強大的歐洲國家建立高度的社團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經濟完全符合正義，正如現代價值觀占主流的國家對現代經濟的歡迎態度一樣，但真實情況是，傳統社會阻礙了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動，而現代社會並不限製人們在非政府組織、基金會、非營利機構、教會乃至家庭中追求傳統生活的權利。這就是兩者的不公平之處。

現實生活中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確實也有非正義的表現，現實中的社團主義經濟也一樣。最突出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拉動低收入者的就業水平和工資水平，當然社團主義國家在這方麵同樣失敗。另一個突出的非正義表現是，稅收減免和無法兌現的福利承諾導致了可支配收入的膨脹，當然社團主義國家的私人財富和社會財富也在膨脹。不過，隻要受益者能真正理解其要求的荒謬之處，這些非正義是可以得到糾正的。這些非正義既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特征，也非其獨有標誌，它們並不代表現代資本主義本身的非正義性，隻說明其存在瑕疵而已。

如果本書的觀點成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就具備正義性，至少在現代經濟能夠良好和公正運行，現代價值觀足夠普及、足以支撐現代經濟的國家是這樣。當然，未來完全可能有某種後起製度被視為正義的製度，到那時，現代資本主義也會將位置讓出來。

小結

現代經濟對少數幸運國家而言是天賜之福。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首批現代經濟國家（都或多或少實行現代資本主義製度）成為西方世界的奇跡，它帶來的蓬勃活力是從未見過甚至想到過的景象，帶來的廣泛包容性也是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比擬的。新經濟製度的活力和包容性來自其調動的草根階層的想象力和能量。如果沒有手工業者、臨時工、農民、商人和工廠工人的心靈和想象力的發揮，他們的創新成就不可能如此輝煌。

本書發現，現代經濟遠非與美好生活背道而馳的物質主義、粗俗、市儈、貪婪和唯利是圖的製度，而是很好地滿足了社會成員對美好生活的廣泛要求。這個製度的崛起來自現代化運動，從傳統社會中獲得解放，衝破封建經濟的桎梏，驅除重商資本主義的枯燥和孤獨（斯密也覺得毫無生氣）。現代經濟帶來的大眾對創新的參與和大眾的繁榮完美地詮釋了亞裏士多德對於“最高的善”的追求和羅爾斯所主張的正義。這種有利於大眾繁榮的製度是現代社會的寶貴財富——它根植於皮科·米蘭多拉、馬丁·路德、伏爾泰、休謨和尼采等人倡導的現代價值觀。

不過，對於經濟成功的解釋依然存在各種迷思，很多人沒有認識到發揮私營企業活力的重要性。其中一種解釋認為，一個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自由程度決定了其相對的經濟發展水平。自由雖是創新的必要條件，卻並非充分條件。允許人們有做某件事的自由並不代表鼓勵他們完全投入，而人們經常需要通過冒險實現自由。另一種解釋認為，經濟的成功取決於科學（而非產業）發現。這種理論無法解釋某些國家為何騰飛，而其他很先進的國家卻沒有，另外經濟騰飛為何發生在科學發展較為黯淡的時期。還有一種解釋認為，一個國家的快速創新可以依靠公共部門，比私營部門的推動速度更快。但我們還沒有看到哪個國家能做到這一點，除非把俾斯麥時期的德國經濟視為國家驅動類型，而非現代資本主義。

我們的理論能否成立，對西方和東方國家在未來幾十年的發展都非常重要。美國如果繼續堅持隻要有自由就足夠、通過不斷下調稅率就可以實現自由的立場，那將是巨大的錯誤，不可能恢複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活力和繁榮。現代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都可能產生重要影響，點燃古老國家活力的現代價值觀可能已經衰落，傳統價值觀必然相應抬頭，這種影響絕非財政政策可以抵消的。政治家們對於重建傳統價值觀的呼聲與他們重建經濟活力的呼聲同樣高漲，其結果是各個政黨繼續高談闊論，仿佛一旦達成有足夠分量的關於財政措施的協議，經濟就能回歸繁榮。

對歐洲國家來說，隻要繼續堅持社團主義經濟信仰，對私人資本進行恰當的政府控製，自認為可以實現資本主義無法做到的穩定與和諧，並且不會造成原有經濟活力的任何損失，那就不可能恢複20世紀90年代的可喜的就業水平，更不用說重現20世紀早期的高度繁榮景象。這些信仰沒有通過檢驗，歐洲國家卻繼續在傳統價值觀的統治下維持著社團主義經濟的無效運轉。

如果現代價值觀對經濟領域的創造者、追尋者和探索者如此重要，對美好經濟也如此重要，有人或許要問，它對社會其他領域是否也具有重要意義？托克維爾發現，對經濟生活的參與最普遍和最深入的美國對政治製度也有著最廣泛和最深入的參與。其結果是，在兩個領域都出現繁榮景象。政治領域要想繁榮，必須有草根階層的民主支持，這在很多方麵與草根階層的經濟活力相對應。

當今的所有人可能都注意到，歐洲在政治領域的表現同經濟領域一樣糟糕。阿瑪蒂亞·森在《歐洲民主的危機》（TheCrisisofEuropeanDemocracy）中談到：

在缺乏公共討論和民眾讚同的情況下，歐洲的命運不能任由專家們的獨斷（或好意）來主宰。領導人錯誤的政策選擇既破壞了民主製度，也浪費了製定良好政策的機會。

類似的觀點也適用於經濟活力，其中的某些方麵已經在本書中提到。太多的產業發展方向受到經濟政策的製約，新企業創立的限製越來越多，從精英階層中選拔的經理人掌控了與政府和社團的談判，企業規模如此之大，層級如此複雜，普通工人完全沒有途徑表達創新性想法，也不會有相應的激勵，於是，創新和普遍繁榮必然受到壓製。

在一個有足夠現代能力的社會，美好和正義的政治製度的標準同時也是美好和正義的經濟製度的標準。現代社會對美好和正義的要求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