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新社會主義與新社團主義經濟(2)

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普遍認為，社會主義程度越高，生產就越科學，因為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能得到更好的組織。人們還認為，社會主義能提供一套更好的教育製度，向社會的中下層群體提供參與經濟事務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如果這些主張成立，那我們應該看到社會主義程度越高的國家將展示出越高的生產率——單位勞動產出以及單位勞動和資本的組合產出（即全要素生產率，又名多要素生產率）。實際上，國際上開展了對某些社會主義程度較高的歐洲國家的教育製度的評估，顯示其效果遠不及預想，令這些國家吃驚不已。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讓生產率數據自己說話。我們采用跨國數據分析了員工平均產出的增長率與國有企業在國民產出中的比重的關係，這可能是對社會主義製度效果的第一次統計研究，結果顯示它們存在負相關關係。簡而言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太大會影響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即使最出色的社團主義經濟也永遠趕不上先進國家，隻是說如果能趕上的話，要花費更長的時間。

但現象背後可能有更多原因。有種可能是，國有企業比重高和增長率低都是第三種影響因素所致，例如不重視保護財產權利或者對私有財產持敵視態度，這可能導致想進行冒險創新的富有的投資者擔心遭到剝奪。在這樣的國家，有國有企業比完全沒有企業要好。當然這種可能性並不會改變以上結論：如果一個國家由於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而對企業私有製持反感態度，經濟發展必然會因此受損。

社團主義——主張和實際表現

經典社團主義（例如墨索裏尼領導的）試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改造加快經濟增長——生產率的提高和國家實力各方麵的增長，希望遠遠超過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的不佳表現。這意味著公共部門開展更多項目，私營企業接受更多指導，對企業所有者來說變成了“沒有控製權的所有權”。不過，追求增長速度和國家實力的增強還需要服從社會團結（尤其是“社會保障”）方麵的考慮，它意味著政府與“社會夥伴”開展合作，更廣泛地說，還包括給各個地區和產業提供的補貼。同樣是在經典社團主義中，政府可以借助團結和保護的名義隨意采取行動，隻不過在增長率下降太多和低迷期太久的情況下，還需要采取措施重新推動發展。

在這個製度中，政府原則上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誌進行幹預，不受任何限製，由此會帶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果政治家們陷入這種風險，他們的胡作非為也將成為這個運轉係統的一部分。憲政民主製度有能力和意願限製這樣的幹預，但也存在失敗的可能。即使在民主製度下，自私的立法委員也會在某些時候利用自己的選票，自私的部門領導者也會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換取利益集團的支持，以便繼續保有職位。在這個政治過程中，“增長”雖然還會在口頭上被提到，但實際上可能被放到次要位置甚至完全被忽視。由於政治家們關注的主要是贏得政治支持，“社會保障”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原則。政治家中還有可能出現，給某些地區、企業或工會提供庇護，以換取私下的好處（回扣等）。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的意大利，賄賂活動泛濫成災，意大利人感覺住進了“賄賂之都”。

社團主義的危害不止於此。如果隻有關係良好的人能成為政治家的座上賓，這個製度就會保護內部人、排斥外部人。政府官員的座上賓和親信掌控的企業如果能獲得壟斷權，甚至不需要爭取用稀缺的稅收收入支付的政府合同。內部人的收益就是外部人的損失，不管能否得到醫療、食品和取暖的補貼“保護”，他們可能難以創辦新企業、進入某個產業或者開創有回報的職業生涯。這些現象是極端社團主義的弊病所在：它剝削了少數人或很多人，剝奪了他們的職業生涯等基本品，這些損失在道義上無法以少數或很多得利者的收獲來彌補。

要評判社團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是否實現了它們預定的目標，我們首先需要標準和證據來判斷哪些國家的社團主義程度高，最好是能找到社團主義程度的測算方法。我們可以首先找到一個聚焦點，很多人認為，政府在經濟中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可以用政府的規模大小衡量，然而結果不見得完全一致。盡管社團主義程度很高的經濟需要大量的官僚機構操作，但膨脹的公共部門事實上並不是反映社團主義程度的良好指標。例如，1960年，美國是西方七國中公務員占比最高的國家，達到15.7%，美國可能最具備推行社團主義的能力，政府雇用了大量的士兵和教師，但很少有人會認為美國的社團主義精神最盛行。實際上，其他國家的官僚機構的能力也的確在迅速增強。到1980年，英國和加拿大的公務員占比超過了美國（16.7%），法國、意大利和德國也接近了美國的水平。顯然，公務員的規模並不能很好地顯示發達國家在社團主義上的差異。

反映政府影響力的更好的指標之一是政府的全部購買（不僅限於雇人），加上為鼓勵某些項目而發放的補貼，以及給特定人群的轉移支付。政府購買和補貼是反映經濟資源的用途改變的標準指標，在某些情況下，轉移支付也可以是追求社團主義目標的社會談判的結果。根據這個更廣義的指標，高收入國家在1995年的確出現了很大的分化。一個極端是瑞典，該指標在1995年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65.2%（55.0%），法國是54.4%（53.3%），意大利是52.5%（48.1%），比利時是52.3%（52.1%），荷蘭是51.5%（44.8%）；另一個極端是美國，在1995年隻有37.1%（36.3%），英國是43.9%（44.1%），西班牙是44.4%（38.4%）；在中間地帶的有德國48.3%（46.8%）和加拿大47.3%（38.0%）。在規模較小的國家中，芬蘭為61.5%（50.1%），丹麥為59.3%（52.6%），瑞士為34.6%（35.0%）。不過，在確認瑞典是社團主義最盛行的國家（比利時排第三）之前，最好再做些更廣泛的調查。

在較大的高收入國家中，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阻礙產業進入的法律壁壘最嚴格，西班牙和意大利有阻礙創業的嚴格壁壘，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實行廣泛的產品市場監管，西班牙和法國在競爭法規及執行上表現最差，荷蘭、西班牙、瑞典和德國在就業保護法律方麵最過分。總體而言，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在這些方麵的表現是最不友好的，而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最好，中間的是瑞典、荷蘭和德國。在規模較小的高收入國家中，瑞士在總體上位居中遊，愛爾蘭對企業較為友好，丹麥的得分更高。有一個從經合組織的數據中得到的反映產業幹預程度的綜合指標，在1999年7月被《經濟學人》雜誌命名為“官僚作風指數”（redtape），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意大利和法國的得分是2.7，比利時是2.6，德國是2.1，西班牙和瑞典均為1.8；英國的表現最好，為0.5，其次是美國的1.3和荷蘭的1.4。該指數未包含加拿大和奧地利的數據。上述所有結果主要是用於判斷對整體經濟產生作用的控製杠杆和障礙，而不是反映具體的幹預和指導措施，但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上述指標是描述社團主義經濟的幹預工具。另一項測量維度則是，工資標準的設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政府、工會和產業商會的三方合作機製。這個機製目前依然是意大利社團主義的核心，它既是墨索裏尼宣傳的結果，也是“二戰”後的現實。斯蒂芬·尼克爾（StephenNickell）創建的“工會與雇主協調指數”顯示，美國和加拿大隻有極少的采用合作機製的跡象，英國也非常少（盡管英國工業聯合會依然存在），合作程度最高的國家包括瑞典、奧地利和德國，其次是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荷蘭，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同處於最低水平。

另一個反映社團主義的維度是私營企業經營的競爭環境的危險和不公平程度，這方麵的具體指標包括公共部門的案件數量、私營企業財產被沒收的風險、政府不承認合同的風險等。各國在這方麵的排名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它們的社團主義的程度。雖然並非隻有社團主義才存在這些弊病，但這並不影響把它們作為判斷社團主義程度的信號。然而，對這些指標的測量通常都涉及財產信息，現在能得到的數據是這三個指標和其他兩個指標（法律和秩序，官僚機構的行政質量）的平均值。把平均值再與反映外貿開放度的指標進行平均，得到的數據可見，發達國家從高到低的排序為：瑞士、美國、加拿大、德國、冰島、丹麥、挪威、法國、比利時、奧地利、英國、日本、澳大利亞、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韓國以及新西蘭。從表麵上看，這個排名顯示：在我們重點分析的國家中，西班牙、意大利、英國、比利時和法國的社團主義色彩較為濃厚。

有關發達國家的社團主義程度的證據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除非我們還能找到有關中央集權經濟統治的範圍的證據。我們需要有數據反映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規避了資本主義製度和市場競爭，以發揮對產業和企業的影響，例如因給某些活動或群體提供方便和特權而限製其他活動或群體。為此，我們可以利用遊說活動和政府合同方麵的數據，以及政府對產業界施加的非正規壓力的數據，例如提供或拒絕提供某些政府職位。法國就存在這樣的“政企旋轉門”，企業高管在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來回變換位置。我們還可以分析各國憲法的規定，憲法是否隻允許政府在經濟中發揮“有限”的作用。某些國家的憲法利用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機製，限製政府對產業界發號施令，某些國家的憲法禁止政府幹預產業發展方向，而某些國家的憲法缺乏此類規定。已有的統計數據可以反映某些企業擁有超越競爭對手的特權，這個指標就是資本在某個產業的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如果某家企業被政府樹立為某個產業的龍頭企業，就可以提高產品價格，這可能誘使競爭對手跟隨漲價。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也可以提供一些線索，1995~1996年，意大利和法國的這個指標在大經濟體中居首，資本的份額分別占42%和41%；德國和比利時居中，為37%；比重較低的國家有美國（34%）、加拿大和英國（32%）。在規模較小的國家中，比重最高的是奧地利（41%）、西班牙和荷蘭（40%），瑞士和瑞典最低，分別為31%和33%（1996~1997年）。

這些數據顯示，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在對產業界發揮影響，同時還表明，雖然人們通常認為這些國家有著類似的經濟組織形式，但政府的幹預程度在各國存在很大差異。綜合以上這些證據可見，意大利和法國的社團主義程度較高，美國和加拿大的程度最低，英國和德國處於中間位置。社團主義的影響在西班牙、荷蘭、比利時和愛爾蘭也比較明顯，在瑞士、丹麥和挪威的影響較小。經常被大家討論的瑞典是個混合案例，幹預主義強烈，但政府對產業界比較友好。

在對最近幾十年哪些國家的社團主義較活躍有了一些直觀印象後，我們現在可以回答本章的主要問題：從“二戰”結束時的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這些國家實施社團主義措施的效果如何？粗略來說，我們可以認為西方國家這半個世紀的生產率水平基本上是收斂的，但收斂的程度到底如何？在接近收斂後又發生了什麽情況？

首先來看員工平均產出，根據經合組織的計算，意大利、愛爾蘭和比利時的員工平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96年已接近美國的水平。意大利達到62500美元，而美國的數字是67500美元。指標較低的國家包括法國、挪威、加拿大和荷蘭，位居中遊的有德國、奧地利、瑞典和丹麥。

這個結果似乎並不能證明社團主義實驗獲得了成功：在50年後，隻有3個社團主義程度較高的國家超越了加拿大，沒有一個超過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