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三條道路(5)

有人或許會猜測，漸進地走向三方合作，或者更普遍地說，“社會夥伴”在公司監事會中的重要作用預示著社團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迎來了第二春，甚至還包括大多數其他歐洲大陸國家。那麽前文介紹過的反映社團主義程度的統計數據能否證明這種趨勢？在“二戰”後的數十年中，有數據表明公共部門的地位在幾個國家有所提高。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的德國也有這方麵的普查數據，1933年，德國的公共部門雇員占全國雇員總數的9%，到1938年提升至12%，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軍隊的擴張。到1960年，這一數據依舊為8%，但是到1980~1981年，卻已增長到15%。公共部門的規模已經高於20世紀30年代和平時期的社團主義經濟的水平，這非常引人關注。另一個反映社團主義的驚人數據是政府總支出的增加，包括購買消費類產品和服務以及購買資本品（如廠房和設備）的支出，在同一時間跨度內，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32.5%提高到1981年的49%。意大利的公共部門雇員比重從9%增長到與德國相當的15%，政府總支出從30%增長到51%。德國當時的數據幾乎達到了峰值，到2006年，在經濟嚴重下滑前，德國的公共部門雇員比重下降到12%，政府總支出的比重降至45.5%。而在意大利，這兩個指標反映的政府規模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達到新的峰值，到2006年，公共部門雇員比重依然在15%左右，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則減少到49%。至少在西方國家，這些統計指標顯示政府幹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似乎證明歐洲大陸的社團主義非但沒有消退，反而更具影響力了。此外我們應該很想了解，與某些參照國家相比，這些歐洲國家的社團主義性質是否更顯著。

法國的社團主義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讓–巴普蒂斯特·柯爾貝爾（Jean-BaptisteColbert）的時代，從現在來看，以各種反映社團主義的統計指標測算，法國與意大利或其他一些歐洲國家沒有多大區別。法國的公共部門雇員比重也在上升，從較高的起點13%提高到1981年的16%乃至2006年驚人的22%。法國政府總支出的起點也更高，在1980年達到和意大利相近的49%，到2006年更是進一步提高到52.5%。

這三個國家在反映社團主義的另一個指標（政府審批）上的表現如何？根據1999年的調查，法國在這方麵與意大利相當，超過其他國家。德國的審批較少，但明顯多於英國和美國。

法國和意大利的勞動關係在外國觀察家們看來依然充滿衝突，而工會則抱怨說它們並沒有公眾想象中那麽大的權力。法國在2008~2009年危機中爆發了大量“綁架老板”運動。法國的大罷工（令人恐懼的示威活動）有時會造成經濟癱瘓，意大利與之類似，隻是程度略輕。至少在公開的議論中還沒有哪個歐洲國家比法國更反感“市場社會”、對商業活動更為疏遠。

回溯這三個國家“二戰”之後的曆史，影響最大的社團主義發展現象似乎是工會的崛起，其政治權力的影響已經和產業利益集團相當。勞方的勢力並沒有超過企業或公司的勢力。在產品市場上，總體的壟斷程度甚至顯著增強。工人和投資者可以通過工會、公司和商會等非市場渠道發揮作用，對經濟行為和發展方向產生複雜而深遠的影響（通常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由此導致公共部門的活動大幅增加，監管規定越來越多。這裏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這種新製度及其伴隨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過何種途徑限製了變革和創新？為保持穩定和維護現狀，給產業活動的回報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在英國也出現了與法國類似的社團主義趨勢，直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才轉向。公共部門雇員的比重在1960年已達到15%左右，高居歐洲之首，到1981年更是迅速躥升到驚人的23%。英國的政府總支出規模在1960年與意大利和德國相當，到1981年提高到47%，略低於意德兩國。然而到2005年，英國已降至45%，明顯低於意大利的48%和德國的47%。20世紀80年代英國發生的變革在近年來的研究越來越多，那場使英國分裂了整整10年的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並不是針對“社會主義”的，因為英國的國有企業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比重是所有發達經濟體中最小的，從“二戰”結束到今天，一直維持在1.3%左右。那場爭論其實是針對社團主義的，在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出任首相之後爆發。

如今很難想象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當選給雇主們和工會帶來的衝擊，她給出的令人振奮的自由市場和放鬆管製的藥方使英國在“二戰”後的曆史上出現了最活躍興奮的時期。

英國工業聯合會在當時被撒切爾政府邊緣化，由於高利率和強勢英鎊加劇了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衰退，很多製造企業陷入困境，很多會員感到恐懼。但隨著經濟改革措施和嚴厲的工會法開始生效，社會上的態度出現軟化。與撒切爾關係良好的詹姆斯·克萊明森爵士（SirJamesCleminson）做了很多工作，以消除工業聯合會總是尋求政府扶持的嗷嗷待哺的原有形象。他在1985年說：“產業界人士開始承認，要求政府做的事情中有4/5其實是可以自己做的，他們希望政府做的就是鋪好道路而已。”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態度延續至今。

在這段時期之後，英國逐漸改變了社團主義立場，脫離了以法國為首、意大利緊隨其後的傳統陣營。根據1999年的統計，在西方七國中，英國阻礙企業發展的官方審批數量遠遠少於其他國家。

最後，我們來看看社團主義在美國的影響。1960年，盡管經曆了戰後的大規模裁軍，但美國的公共部門雇員占全體勞動力的比重仍高於英國水平，是西方七國中最高的。到1980年，美國的這一指標雖然被英國超過，但依然高於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相對而言，在政府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這一指標上，美國在1960年仍居中遊，僅為27.5%；到1980年更是西方七國中最低的，為35.5%。在官方審批數量方麵，美國在1999年顯著低於意大利、德國和法國。

在剛過去的10年中，社團主義在美國的影響肯定有所上升。聯邦要求的監管規範的數量持續快速增加。有證據表明，某些新的監管規定降低了企業從事具有不確定前景的新項目的意願，如《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要求首席執行官為公司提供的會計方法承擔法律責任。

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幹預在個人所得稅法中表現得尤其突出。1981年的裏根減稅法案消除了各種稅收征管漏洞，給政府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以彌補稅率結構下調的損失（涉及從最低到最高的各檔邊際稅率）。然而，稅收漏洞以及使特定個人和企業受益的法規卻越來越多，美國的稅法長達16000頁，而法國稅法隻有1900頁。

美國的另一個驚人發展趨勢是訴訟的大量出現和隨之而來的對訴訟的恐懼。雖然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美國人可能沒有那麽多工會保護自己，但他們今天能夠借助龐大的法律體係和法院係統保護自己在社會對變革和進步的不懈追求中不會被他人置於不利位置。對於訴訟的擔心給個人的行動和判斷造成了顯著影響，並涉及創新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