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經濟社會是如何形成的(4)

在西方國家，現代價值觀（態度和信仰）在今天已成為主流，但各國的程度差異很大。現代價值觀包括為自己著想、為自己工作、自我實現，還包括對待他人的態度，例如準備接受他人帶來的或他人期望的變革、願意和他人一起工作、願意與他人對比及競爭，以及願意采取主動態度、爭當先行者。這些文化要素對商業經濟時代的生產、貿易和積累來說並不是必要的。如前文所述，從斯密到年輕時的馬克思都抱怨說，商業經濟並不包容他們主張的這些文化要素。其他現代主義生活態度還包括創造、探索和實驗的願望，歡迎需要克服的障礙，願意進行智力上的參與，以及希望獲得尊重和發布指令等。在這些願望背後是一種深層的需要：進行自己的判斷，根據自己的觀察采取行動，發揮自己的想象力等。這種態度並不代表喜歡風險、喜歡通過投硬幣賭運氣，而是代表一種探索精神，將走向未知的、具有不確定性的旅程視為寶貴的經曆，而不是負擔。自我發現和自我發展是活力主義的重要價值觀。

現代主義信仰則包括是非標準的獨特觀念：要獲得更重要的職位，必須與他人競爭才具有正當性；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大的責任意味著更多的回報，這具有正當性；由承擔責任的人發布指令並由他們對結果負責的正當性；提出新創意的正當權利；設計新的做事辦法和找到新事情做的正當權利等。所有這些都與傳統主義對服務、義務、家庭和社會和諧等領域的看法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新思潮的最初跡象出現在文藝複興時期。在中世紀，人們注意到參與社會事務可能獲得豐厚的回報（不僅是對君主而言），注意到並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已知的，注意到人類的想象力可以發掘出從未探索到的更多知識。處於文藝複興運動核心的人文主義者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ovanni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借助他從小就熟悉的宗教概念提出，如果人類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的，那他們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上帝的創造力。在米開朗基羅的喪禮致辭中，米蘭多拉說，人類好比雕塑家，必須從大自然賦予的材料中塑造出自己的形象。就這樣，米蘭多拉描述了“個人主義者”的形象——人們必須塑造自己的發展軌跡。頗具影響力的人文主義者德西德裏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Erasmus，1466—1536）說“追求不朽的願望、新抱負的加速出現和對無盡可能的聯想，導致了個人空間的擴張”，他將這些歸功於“基督教精神”。馬丁·路德（1483—1546）要求羅馬教廷的成員根據“基督教自由”的精神自己閱讀和解釋《聖經》，是將人們從無效和失常的政府控製中解放出來的標誌。

地理大發現時代是另一個成長時期。一股深刻的活力精神在短短70年的時間裏從意大利橫掃法國、西班牙和英國。活力主義是對偉大航海家們的英雄主義精神的反映，還是說這些探索之旅其實是新活力主義的另一種表達形式，這其實無關緊要。出生於1500年的偉大雕塑家本韋努托·切利尼（BenvenutoCellini）在其自傳中把自己描述為一位無拘無束、追求探索的藝術創新者，醉心於成功和作品的被解放的自由主義者。出生於1509年的約翰·加爾文（JohnCalvin）稱讚人們從事的職業是在擴展上帝的工作。出生於1533年的蒙田（MicheldeMontaigne）在《隨筆集》（Essais）中詳細記錄他本人的內心生活，描寫他稱為“成為”的個人成長經曆。生於1547年的塞萬提斯·薩維德拉則在《堂·吉訶德》中講述了騎士和仆人桑丘的故事，他們被困在一個缺乏挑戰的地方，隻能從幻覺中尋找充實生活的活力。生於1564年的威廉·莎士比亞則在《哈姆雷特》和《李爾王》中描述超越現實生活的主角的內心鬥爭和勇氣。

另一個改變標誌是1550~1700年出現的名為科學革命的探索浪潮，它證明可以依靠觀察和推理發現大自然的運轉規律，例如威廉·哈維提出的有關血液循環的理論。人們從中得到的啟示是，通過研究和思考可以發現事物的運轉規律，並調整事物的運轉。

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代表了下一個發展階段。當時的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看到商業經濟中敢於冒險的商人們積累了巨額財富，認識到創新活動具有個人意義和社會價值。法國對企業家采取完全歡迎的態度，哲學家孔多塞（NicolasdeCondorcet）認為，企業家們對生產率的貢獻比政治尋租者的行為高尚。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Say）稱讚企業家在追求更高回報的過程中經常會帶動經濟創新。伏爾泰熱情稱頌個人奮鬥和經濟獨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安於傳統和隨波逐流，其代表就是1759年的作品《老實人》（Candide），他說“我們必須打理好自己的花園”。在美國，托馬斯·傑斐遜（ThomasJefferson）等人倡導通過小業主參與草根階層的創業活動，讓經濟生活的參與者都積極“追求幸福”。此類思想帶來的必然推論是，廣泛的個人創業將改變世界的麵貌。這一過程並不意味著世界將變得完美無缺，也不代表著不會犯錯誤，隻是說社會可以逐步消除某些缺陷，培養某些方麵的能力。從這些角度來說，人文主義及其活力主義分支在當時已成為西方國家的核心信仰的組成部分。

啟蒙運動還首次揭示了對創造性來自何處的認識。第一位現代哲學家休謨觀察到，想象力是所有類型的知識取得進步的關鍵。在1748年的《人類理解研究》（AnEnquir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中，休謨解釋說，新知識並不是來自對世界的單純觀察和現有知識，人類的知識從來不是完全封閉的係統，可以靠原創性取得突破。新知識的起源是對還沒有深入研究的體係如何運轉展開想象，這樣的想象有可能是新資料觸發的，但並不一定依賴新資料。後來到哈耶克才指出，如果沒有對這些觀察和思想的足夠熟悉，也很難產生新的想象。

啟蒙運動還產生了其他非常重要的影響，但這方麵的人物很少，其中表達得最巧妙而簡潔的人莫過於托馬斯·傑斐遜。借助其不朽名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傑斐遜給當代美國人灌輸了兩個觀念。第一個觀念是，每個人都有尋求自我實現的正當權利。這樣的觀念在當時並不廣為人知，同過去的傳統甚至完全相反，因為傳統上認為生命應該奉獻給他人，包括家庭、教會和國家等。奉獻的過程當然也會使人產生幸福感，但傑斐遜所強調的是人的成長之旅。他認為美國充滿了各種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此“追求”必然意味著更高的層次。第二個觀念則是一種存在主義思想——現實生活隻能通過個人的努力實現，這一思想後來又被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Kierkegaard）和弗裏德裏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深入闡述。其含義是，我們最終或許能找到“幸福”，也或許找不到，但我們仍需要“追求”它。這兩個觀念濃縮了我們常說的現代主義，它們與傳統社會的個人服從於群體的觀念對立。

這些革命性的觀念改變了生活的整個麵貌，對此今天沒有人表示懷疑。在啟蒙運動後，某些歐洲國家對知識的巨大進步的浮士德式可能性感到興奮不安。農業和非農業的商業人士逐漸注意到自己身上被激發的創造力，其政治代言人可以鼓吹建立一種有助於發揮創造力和洞察力的新經濟。活力主義成為現代經濟的火花，成為其不竭活力的長生靈藥。在19世紀的現代經濟中，參與者表現出了強烈的信心，憧憬創新的威力及其成功回報。人類曆史上首次出現了對新工藝、新產品的激動人心的廣泛參與，並分享由此實現的收入增長。在英國，越來越多的人被卷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快速發展的新企業。美國的企業也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托克維爾於1831~1832年遊曆美國時就觀察到了這樣的自信和決心。“美國的邊疆”（不斷拓展的西部定居點的邊緣）可以被視為工藝和產品進步的象征。

不過，托克維爾確實也懷疑美國出現的是不是一種新的活力主義，但即便是也和法國的情形有所不同。

在占據我頭腦的各種思考中，有兩點尤其突出，首先是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之一，其次是美國的巨大繁榮主要不是源自其個性和品質，或者比其他國家優越的政府製度，而是其獨特的自然條件……每個人都在工作，但這裏的礦脈是如此富饒，使所有勞動者都能很快獲得實現滿足的必要資源……支持繁榮的是永不停歇的精神，財富是常見的誘惑之源……如果我沒有判斷錯的話，大西洋兩岸的人並沒有顯著差異，隻是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已。

在幾乎兩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托克維爾的觀點顯得與事實完全相左。在19世紀上半葉，我們還可以把美國經濟的喧囂和驅動歸因於某些特殊條件，特別是有大片荒地可以開發的機遇。到19世紀末，美國的荒地幾乎開發殆盡，而實驗、探索和創造的推動力在整個20世紀都沒有完全停止。如果說美國人是因為進入了“伊甸園”而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之一，那他們在1920年步入城市化進程之後，就可以說已經失去天堂了。

托克維爾的重大失誤還在於，他認為（至少對西方國家來說）各國的經濟文化基本上相同。今天我們擁有很多托克維爾不知道的資料證據，例如對態度和信仰的研究顯示，大洋兩岸和各個國家的人是存在“差異”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就表明，不但個人之間存在態度和信仰的差異，各國的普遍態度和信仰或者說平均數之間也存在差異，其中許多差異是係統性的，不是簡單的隨機因素幹擾或者偶然事件的衝擊造成的後續影響，很難想象這種差異在托克維爾的時代會有什麽不同。如果活力主義高漲的19世紀表現出了與16世紀甚至18世紀不同的特征，不太可能是因為所有國家的普遍態度和信仰都同步發生了改變。有的國家緊隨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帶來的新價值觀的步伐，發展顯然快於其他國家。

最後，托克維爾還有一個錯誤，他認為美國的某些“獨有價值觀”（我們先不管與法國的價值觀是否相同）對其19世紀30年代的巨大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及其他因素（如製度）——美國當時的大發展要快於歐洲和曆史上的水平。但最近開展的對當時的生活態度調查數據的研究表明，經濟文化因素對美國的經濟表現確實發揮了作用：影響到生產率、失業率以及工作滿意度和幸福程度。各個國家在這些指標上的差異對經濟發展結果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就是在西方各領先國家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這些將在第八章展開討論。

家庭調查所報告的對工作和職業的態度，有些可以解讀為活力主義的某些方麵的反映：對新觀念的歡迎、工作的重要性、對工作的自由和主動性的要求、追隨先進的意願、對競爭的接受以及對成功的渴望等。有必要指出，這些態度中大約有一半對解釋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指標上的差異具有顯著影響。當然，發展指標很多，隻有最恰當的因素才能充分解釋所有發展指標上的差異。與此相對應，在近來的兩項研究中，態度調查中發現的各種態度被劃分為幾個群組。總體來看，活力主義這個態度群組對於解釋各國之間經濟發展指標的差異最具說服力，其次是反映消費主義或物質主義的態度群組。反映傳統態度的群組（測算社會信任度）同樣重要，此外還有反映自立程度的群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