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羊毛和藍天之間

——讀契訶夫《草原》

誰順這條路旅行？誰需要這麽的遼闊？

——契訶夫

俄國風景

一個奉命求學的孩子，為了母親眼中的“出息”，和一群商人結伴上路了。

躺在顛簸的羊毛堆上，眼裏隻有晃悠的藍天、草原。他是惆悵的，也是喜悅的。惆悵是因為家越來越遠，這是他第一次出遠門。喜悅是因為好奇，9歲，草一樣嫩，生命尚未被套上貨物和鞍子。

除了童年，他沒有行李，那些沉重的羊毛歸成人。

他關心的隻有景色，從早到晚的景色。兒童的快樂很純粹、很本能，尤其遇到了大草原，就像水在水中行走。

剛割下來的黑麥，預備著再開花的野麻、催奶草……北極的海燕飛過大道，土撥鼠在青草裏互相打招呼……不知什麽地方，田鳧發出悲涼的鳴叫……炎陽之下仿佛正在死亡的村子……一隻鷹貼近地麵飛翔，平勻地煽動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默想生活的空洞無聊……夜草叢裏升起的一種快活而年輕的唧唧聲……突然傳來一隻醒著的鳥的激動叫喚，同時又有另一隻鳥在笑，或忽然變成歇斯底裏的尖細哭泣聲——是貓頭鷹。它們究竟為誰而叫，在這平原上究竟有誰聽它們唱，那就隻有上帝才知道了，不過它們的叫聲含著深刻的悲傷和哀悼……空氣中有一股禾杆、枯草和遲開的花的香氣……白嘴鴉閑散地在青草上空盤旋，它們長得一模一樣，使得草原愈發單調了。

我印象裏，隻有俄國作家才會如此動情、如此綿密瑣碎地——用工筆描畫眼中的風景。這些泛濫的細致，這種豐裕的鋪張，換在別國作家身上，早招來讀者的怨聲了，俄國文學卻是例外，不僅合情合理，且珍貴無比。在它那兒，人和自然那種如膠似漆的血緣感、那種深入骨髓的親密、那種前世今生的默契和感應、那種宗教般的寄宿情懷——吸引你仔細地一匙匙品咂，如同一盤美好的果錦，攝取多了也不覺腹脹。大自然隻一個，但在俄國作家筆下卻從不重複（像屠格涅夫的《白淨草原》和契訶夫的《草原》），各自有著私人的風景，原因是：他們的心靈不重複。

一位風景畫家有言：大自然就是我的宗教。這話更像契訶夫們說出來的，尤其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那幾代俄國作家，都有著守林人、旅行家、流浪漢的氣質，他們描繪的不是純物理景色，而是與人之命運相匹配的心靈自然、精神地理。

廣袤而深沉的俄羅斯大地，天然有一股史詩般的憂鬱和神聖感，與這個苦難民族的氣質和品格有著極大呼應。無論天際、風雪、冰河、山體、森林、原野，還是複蘇的花草和鳥獸，都分泌著一種堅硬、嚴峻、凜冽的冷調，一種動蕩、悲涼、肅穆的宗教意緒……使你不由想到“母親”“上帝”“命運”這些詞。有了這種“物語”，其風景即始終長在靈魂的泥土上，有了民族生涯和身世的象征性。而畫麵中人，即使襤褸的纖夫、跛足的乞丐、駝背的老人，無不飽含一種剛直、虔誠、高尚的氣息，卑弱而不委瑣，貧苦卻無病態。

這種對自然的沉溺，與其說是一種審美，不如說是一種信仰。在他們的景色中，有那麽多召喚生命注意力的細節，大自然的悲愴特征和人的命運內涵結合得那麽緊密、牢固，建立在血緣和臍帶之上。在他們心目中：大地就是宗教，就是生活和命運本身；大地是須仰望的，就像仰望上帝和星辰。

一個世紀過去了，如此富饒而鮮美的大自然筆錄，在今人看來，已顯多麽奢侈和遙遠。每次重讀《草原》，我都會意識到，眼下是個大自然多麽匱乏的年代：為遇見一片浩瀚草木，人要搭乘幾千裏的路途；麵對一棵古老大樹，我們會感動得潸然淚下……19世紀的俄羅斯，那片承接過普希金、托爾斯泰腳步的土地，那片神性的遼闊風光，足以令每一個活在物理城市和水泥縫隙中的現代人——感到敬畏和驚羨，喟歎自身的平庸和粗糙。

生活又苦又殘酷

我一直覺得，好小說的敘事風格，應是近乎散文的那種：自由、流暢、鬆弛，猶如野外散步，沒有路，即遍地是路。

《草原》即如此。它本身並無複雜的結構，自始至終由“旅行”占據著，由一個9歲孩子的視覺和心理記錄控製著。它不靠事件矛盾和多個主體的衝突來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美景與人的生存渺小之間的對比和落差——以呈現主題：作為生命母腹的草原如此令人陶醉，然而其孵化的人之命運，竟如此艱辛、酸楚、乖張。

小說中，你幾乎找不到人物對立，沒有，打掃得很幹淨。但人生的掙紮感、無力感、被掠奪感、控訴感……卻時時刻刻像陰雨籠罩著草原，讓人疼痛，讓人壓抑。比如忠厚笨拙的車夫簡尼斯卡，被主人允許取食時的惶恐——

他忸忸怩怩走到墊子這兒來，拿起5根又粗又黃的黃瓜（他不敢拿小一點、新鮮的黃瓜），和兩個煮硬的、顏色發黑的、開了綻的雞蛋，然後猶疑地、仿佛擔心伸出去的手會挨打似的……隨著一陣響亮的咀嚼聲，連馬也轉過頭來懷疑地瞧著他。

再比如小客棧主莫伊塞維奇：“我有6個子女，一個要上學，一個要看病，一個要人抱，等他們大了，麻煩就更多……《聖經》裏也是這樣，雅各有了小孩子的時候，盡是哭，等到孩子長大，他哭得更傷心了。”還有抱病的老車夫潘台萊：“我把自己看作一個失敗的人……你，葉果魯希卡，現在還小，可是你會長大，養活你爹，你娘……我自己也有兒女，可是他們燒死了。主顯節那天晚上，草屋著火了，我不在家，我在奧遼爾趕車……瑪麗亞跑到街上，想起小孩還睡在屋裏，就跑回去，跟孩子們一起燒死了……第2天沒找到別的，隻找著些骨頭。”

還有路邊沉睡的墳墓，寒冷的十字架，殺人越貨的傳說。

人感到了墳墓的沉靜，感到眼前有一個身世不詳的人的靈魂，那人躺在十字架底下。那個靈魂在草原上覺得太平嗎？它在月光裏悲傷嗎？靠近墳墓的一帶草原也顯得憂鬱、寂寞、淒涼，青草好像更愁苦些……沒有一個過路人不記得那孤獨的靈魂，一個勁地回頭看那座墳，直到它遠遠地落在後麵。

較之兒童的輕盈和純淨，成年世界是陰鬱、繁重、焦慮的，每天有數不清的**和憂愁。正如那個脾氣暴烈、一路上對草原罵罵咧咧的夥計戴莫夫，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心裏好煩啊！這生活又苦又殘酷！”

鬱悶中的亮色

小說中的草原，籠罩著一股巨大的宗教苦難氣息和宿命感，倘若這氛圍得不到舒展和稀釋，那草原就始終是磐重、沉悶的苦海，而不會誕生美。契訶夫的功勞即在於在黑夜中點起一堆篝火，給悲苦的空氣投放一縷歌聲，一朵朵夢遊般的螢光……

這光亮源自幾個人物的出場，他們代表著惡劣命運下的另一類人，顯示著苦難的另一種活法。正是他們，給草原和小主人公帶來了驚喜——

最難忘的是那個因愛情而激動得失眠——不得不深夜起身、遊蕩著四處找過客搭話的新郎倌：“他們第一眼看見的，不是他的臉，不是衣服，卻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種非常善意的、爽朗的、帶有傳染性的笑，叫人很難不用笑容去回報他。”康司坦丁，一個健壯的被命運眷顧的幸運兒，一個讓窮青年妒羨不已的家夥，他急於向每個路人推銷自己那中了頭彩的幸福。

“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去住3天！她走了，於是我覺得仿佛沒結婚似的……她是個那麽好、那麽體麵的姑娘，那麽愛笑，愛唱，一團烈火！她在家的時候，你的腦筋就給弄得迷迷糊糊，現在她一走，我就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蕩，像丟了什麽東西似的，我吃完中飯就出來了……我不能呆在家裏，我受不了。”

康司坦丁笨拙地把腳從身子底下抽出，在地上躺平，腦袋枕著拳頭，然後站起來，又坐下。這時人人都透徹地明白他在戀愛，他幸福，幸福得過火……他坐立不安，不知該取何姿勢才不給那無數愉快的念頭壓倒……看見這個幸福的人，大家覺得心裏發悶，也渴望著幸福，便空想起來。

當大家都被折騰累了，他意猶未盡地起身：“再會，夥計們！謝謝你們的款待，我要再上那邊火光去一趟，我仍受不了。”一個幸福得讓自己和大夥都受不了的夜遊郎，真難以置信！這個草原的幽靈，這個螢火蟲般的使者，大家不知他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偌大草原尚不足平息他體內的澎湃，像一個渾身著火的醉漢，踩著露水跳舞，踩著夜的行走。誰都明白，這幸福無法分享，隻能仰望和妒羨，每被妒羨一回，那幸福就壯大一輪，就激動地膨脹和咆哮一次，而他的新娘，那被喚作“喜鵲”的女人，便成了深夜草原上最肥沃、渾圓和風情的意象，她高高掛在天際，如大眾情人，如燦爛熟透的桃子，如開滿鮮花的月亮……

苦難被升華了。泥土升為月光。

他排遣了夜的寂寞和沉重。整個故事裏，他的閃現，是最耀眼的一次，猶如慧星，猶如癡人說夢。

這個年輕人，不僅活得簡單、明亮，且身體裏自釀酒精和蜂蜜。換句話說，他活得像成年兒童。他的快樂值得現代人思考。

亮度的再次燃起須感謝神秘的公爵夫人——

忽然，十分意外的，葉果魯希卡看見離自己眼睛半寸的地方，有兩道絲絨樣的黑眉毛，一對棕色大眼睛，嬌嫩的女性臉蛋兒，微笑正從酒窩那兒放射出來，像陽光布滿全臉，還有一股好聞的香氣。“好一個漂亮孩子！”女人說。“這是誰的孩子？瞧，多好玩的孩子啊！天啊，他睡著了！”女人熱烈地吻葉果魯希卡的臉蛋兒。他微笑著，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覺，就閉緊眼睛……

無疑，這是草原上最柔情最優雅的人了。她身份高貴，住在寶石、禦像、絲綢、音樂編織起來的莊園裏，但又純潔、簡單、慷慨好施，世俗眼裏的她，“又年青又傻，腦袋裏滿是胡思亂想”。

美貌、溫存、善良，加上“胡思亂想”，還有比這更令人難忘的婦人嗎？她匆匆的裙裾，像一場夜風，像一陣青春蕩漾的雨，使冗長旅行中困乏褥熱的空氣為之一顫，變得清爽怡人，讀者的心也空前活躍起來，尤其在小男孩臉上印下的那個吻，更令人鼓舞和回味。

她長得多漂亮啊……不知什麽緣故，葉果魯希卡不願意想別的，他那昏昏沉沉的大腦根本拒絕想平凡的事情。他瞧著天空，想到幸福的康司坦丁和他的妻子。為什麽人要結婚？……他又想起了公爵夫人，跟那樣一個女人一塊兒生活，大概很幸福快樂吧；要不是那個想法使他非常難為情，他也許很願意跟她結婚了。

這是一次生理撫摸，也是一次精神訪問。一次隆重的異性來訪。

契訶夫最感人的故事、最神奇的對話，多是在兒童和老人或婦女間展開。似乎他們天性裏有某種彼此向往和吸引的品質：婦女給予兒童以溫情的滋養、母愛的浸潤，促進其生理和情感的發育；老人則像遼闊的秋天，使孩子的額頭走向成熟，學會遠見和思索。契訶夫仿佛有種本領：總能為自己的兒童邀請到最令人尊敬的老人和婦女，無論智慧和美德，其表現都令人難忘。

簡練、純淨、明快、散文式的結構、元素充足並注意了節約——這一切使《草原》如一部幹淨的敘事詩，苦難中閃爍著童話的美德和宗教的純潔。

草原領袖和靈魂天敵

法爾拉莫夫——

一個傳奇人物。冷漠、高傲、怪戾，憑著驚人的商業才能贏得了整個草原的敬畏。他征服了所有垂涎財富的人，就物質而言，他是當之無愧的領袖，他牢牢威懾著世俗之心，成為一個讓人夢縈魂繞的名字。大家對他的膜拜儼然對待聖人與英雄，幾乎所有人都在讚頌他，恭候他，巴結他，以為找到了他便找到了一切。小說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看見法爾拉莫夫了沒有？”可以說，他把人們的魂勾走了。

但他是神秘的，來無影去無蹤。

老是在這一帶轉來轉去……這個人啊，就是那個人人都在找他，那個永遠在轉圈子，那個比德蘭尼茲基公爵夫人還要有錢的人……這個矮小的灰色的人穿著大靴子，騎著一匹難看的小馬……“很了不起的一位老爺……世界靠的就是這類人！”

“了不起的老爺”卻對一個人不頂用，甚至說毫無意義，那就是索羅蒙——小客棧主莫伊塞維奇的弟弟。我認為，這是契訶夫在草原上安插的一個最富深意和個性的角色。索羅蒙的性情、信仰和價值觀，完全不同於他人，他洞察一切，蔑視一切，嘲笑所有世俗價值。

他仿佛正在想著什麽可笑的蠢事，正在覺著輕蔑而厭惡，正在看中一樣東西，等個有利的機會把它弄成可笑，然後自己哈哈的笑一陣似的。

在世俗眼裏，這是個古怪、孤僻、不可理喻之人，其兄如此介紹他——

“上帝剝奪了他的神智……他晚上不睡覺，老是想心事，究竟在想什麽，隻有上帝曉得了。他什麽也不要！先父去世時，給我們每人留下六千盧布。我為自己買下一個客棧，結了婚，現在我有了子女；他呢，把錢丟進爐子燒掉了。真是可惜！可惜！他把錢送給我啊！”

他腦子裏藏著什麽呢？得出了哪些重要結論？他不屑示人，但麵對神甫的挑釁和疑問，他還是泄露了一點兒：

“你看，我是奴婢，我是我哥哥的傭人；我哥哥是客人的傭人；客人是法爾拉莫夫的傭人……要是我有一千萬盧布，法爾拉莫夫就成了我的傭人。”

當兄長狠狠責罵“你怎麽能拿自己跟法爾拉莫夫相比”時，他答道：

“我還不至於傻到把自己跟法爾拉莫夫看成一路人……他活著是為了金錢和獲利；我呢，卻把錢扔進爐子裏！我不要錢，不要土地，也不要羊，人家用不著怕我，也用不著脫帽子，所以我比法爾拉莫夫更聰明，更像一個人！”

法爾拉莫夫是草原生存規則的製訂者，是財富遊戲的洗牌人，是世俗人生的最高榜樣。“好幾萬畝田，十幾萬隻羊。”但這隻對認同該法則和參與該遊戲的人有用，對“局外人”索羅蒙卻等於零，他是法爾拉莫夫唯一的靈魂天敵、價值克星。

或許，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生存關係恰恰是最緊密、最鄰近的——像一個事物的兩半。正是這種對集體尺度和世俗契約的叛逆性，讓索羅蒙在草原上顯得醒目而孤獨。

契訶夫感

巴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裏談契訶夫，用了一個私人體驗的詞：“契訶夫感”。以示對這位前輩的愛戴。“對契訶夫的愛，已超過了我國豐富的語匯所能勝任的程度。對他的愛，如一切巨大的愛一樣，很快耗盡了語言中最好的詞句。”

在我的閱讀經驗裏，契訶夫第一次將中短篇小說帶入了這樣的境界：簡明、流暢、高效、結實、舉重若輕；充滿童年的純真和晨光，充滿婦女和老人的溫情與高尚，充滿宗教的憂鬱、聖潔和拯救感；將人間的苦難與夢想、精神的負重與升華——並挽得這般有力、有機、大氣磅礴；追求一種飽含詩意的寫實，追求一種準確而有定力的浪漫，追求一種堅硬的柔情和濕軟；那種對底層命運的關懷和沉痛的“同感”（遠不是“同情”了），那種對龐雜人性的細致分類、對流動情緒作速記和連續照相的能力，那種永遠平靜地講故事的心態、對整齊的小說形狀的把握……

在以上諸方麵，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們都做得很好，但他們用的是鴻篇巨製。在高效和節儉上，契訶夫屬於極少數。

“多麽偉大的理解力！他從來沒寫過多餘的一節，每一節都是或者有用、或者美麗。”列夫·托爾斯泰這樣讚歎自己的朋友。

在打量文學史的時候，我們會驀然發現，無論古典還是現代的各種流派、各種術語，都無法將契訶夫覆蓋住（陀思妥耶夫斯基亦如此）。後世那些很優秀的中短篇作家，隻是偶爾完成了他的一個方麵、一個局部。

“契訶夫感”——它應盡快進入教材。

2000年

亞曆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

（1918—2008）

俄羅斯流亡作家。1941年畢業於羅斯托夫大學物理數學係，蘇德戰爭爆發後入伍，曾任炮兵連長，獲兩枚勳章。1945年因在信中指責斯大林而入獄8年，後流放哈薩克斯坦。出獄後定居梁讚省，在中學教書並開始寫作。1962年，經赫魯曉夫批準，描寫集中營生活的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發表，引起轟動。1967年5月，向蘇聯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散發公開信，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檢查製度”。1968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海外發表，受到當局嚴厲批判。1969年，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1970年，鑒於“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1974年2月12日，當局宣布剝奪其國籍，押上飛機驅逐出境。曾流亡西德和瑞士，後移居美國。

1973年至1976年，三卷本的披露蘇聯和勞改營內幕的《古拉格群島》在巴黎出版。另著有自傳《牛犢頂橡樹》、長篇小說三部曲《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

1994年5月，應葉利欽之邀，流亡海外20年的索爾仁尼琴第一次返回祖國，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沿途受到英雄般的禮遇。1997年，當選俄羅斯科學院院士。2006年國慶節，總統普京主持典禮，向其頒發俄羅斯國家獎。

2008年8月3日，被譽為“俄羅斯良知”的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家中逝世，享年90歲。至此，他比“蘇聯”——這個剝奪他公民資格的政體，多活了17年。

“一句真話的分量比整個世界還重。”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