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3)
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間,帝國以獨特的外貿授權製度牢牢地控製住了國際貿易的主動權。而作為這一製度的惟一受益集團,十三行商人因此獲得了驚人的財富,他們與北方的晉商、長江流域的徽商並列,號稱“天子南庫”。
同時,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帶有鮮明的官商特征。從資產所有權來看,他們屬於自由商人,但實際上受到官府的嚴密控製和盤剝,這與晉商、徽商相比,幾乎如出一轍。精明如潘啟,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權,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獻銀兩,得到了一頂三品官的頂戴,他有七個兒子,長子潘有度隨他經商,次子潘有為則被安排苦讀詩書,後來終於考中進士,當上了內閣中書,算是在官場內撐起了一架保護傘。台灣學者陳國棟根據官方檔案統計,從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動報效”或“捐輸”了508·5萬兩白銀,而這僅僅是見諸史冊的記錄罷了。台灣學者陳國棟因此評價說:“對絕大多數行商而言,破產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們一當行商的時候就已注定了。”
從這三大商幫的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進入17世紀之後,中國的工商業已經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這是一種在運作設計上十分精致、在倫理上實現了“自我論證”的中國工商模式。
在所有對華開展貿易的西方列國中,其興衰起伏,又與它們各自國力的變化有關。在十七世紀初期,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躍的主角,隨後,它們被英國人超越,進入十八世紀的後期,來自北美的美國商人成了新興的一支力量。
與英國人相比,美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則要晚了將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為“中國皇後號”的商船從紐約港出發,橫渡大西洋,繞道好望角,經印度洋、太平洋,於8月28日抵達廣州,商船的船長是約翰·格林。
此時的美國剛剛結束了曆時八年的獨立戰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事件又與那家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關。早在1773年,東印公司遊說英國政府,成為英國在北美地區的利益總代理人,它獲得了銷售中國茶葉的專利權,禁止殖民地商人販賣“私茶”。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眾的憤怒,終於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這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線。美國宣布獨立後,英國為了報複,取消了美國在英帝國範圍內所享有的一切貿易優惠,禁止美國船隻進入英國的主要海外市場。
為了擴大貿易,特別是出於對茶葉的市場需求,美國人不得不到遠東來碰碰運氣。“中國皇後號”載來了40多噸棉花、鉛、胡椒和皮貨,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歡迎,四個月後回程時,裝走了數百噸茶葉、四十多噸瓷器,以及絲織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區引起了轟動,船上的貨物被搶購一空,連開國總統華盛頓也專程前去挑貨,購買了一隻繪有飛龍圖案的茶壺,據計算,此次遠航為船主帶來了3萬美元的利潤,獲利率高達1500%。美國國會興奮地認為,“中國貿易可能開辟一條美國財富的巨大發展道路。”紐約的報紙對這次航行進行了長篇而詳盡的報道,它記錄道,在那些日子裏,美國人的“一切談話,都是以中國貿易為主題”、“每一個沿著海灣的村落,隻要有能容五個美國人的單桅帆船,都在計劃到廣州去。”
兩年後,美國國會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駐廣州領事,他是31歲的“中國皇後號”貨物管理員、曾經當過陸軍少校的山茂召。從此,一條新的貿易通道被打開了,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來於兩大洋之間,其中噸位最輕的“實驗號”竟隻有84噸,以至於到了廣州後,沒有人相信它來自1·13萬海裏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國人的冒險精神可見一斑。
對於北美的商人來說,在很長的時間裏,廣州的英文名稱——Canton成了財富的代名詞,在1789年,馬薩諸塞州東部福克縣的一個小鎮被命名為廣州鎮,喬治·斯蒂華特在一本研究美國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國23個州裏,都有以Canton命名的城鎮或鄉村。
從1786年到1833年,美國來華的商船達到1004艘,僅次於英國,成為對華貿易的第二大國。
發生在十八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這些故事,最生動地呈現出一個偉大的事實: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已經在地平線的遠端露出了壯麗的桅杆,世界被貿易“綁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對全球化所下的定義——“日常生活的經驗,經由物品與理念的傳播,最終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標準化文化表達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的黎明年代,東方的中國無疑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無以替代的成癮性商品――茶葉,有製作精美的絲綢和瓷器,同時,它還有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市場,它的商人集團也表現出了強大的競爭能力。在任何一個意義上,它都是不可戰勝的,甚至理所當然地應該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曆史的悲劇正埋在這裏。當數以千計的帆船帶著“狼人般的饑餓”遠航至此的時候,帝國的決策者仍然無動於衷,他們決定背過身去,拒絕一切的變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駛進廣州港的103年之後,英國派出的第一個官方訪華使團從樸茨茅斯港出發駛往中國,團長是英王喬治三世的表兄馬戛爾尼勳爵。
在本書所描述的兩千多年裏,總體而言,相對於西方文明,中國的兩千年曆史是一個獨立的事件。《中國近代史》的作者、華裔曆史學家徐中約說,“東西方文明各自處在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相互間知之甚少,的確,東方和西方迥然不同,兩者沒有碰撞。”
可是,當時光之鍾走到十八世紀末期之際,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終於要被打破了。馬戛爾尼使團就是這兩大文明在官方意義上的第一次“非親密接觸”。
在一開始,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了景仰和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象《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使團中的斯當東、約翰·巴羅等人詳盡地做了日記,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英使覲見乾隆紀實》一書。
“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裏,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這是使團成員約翰·巴羅的真實觀感。
清政府委派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洗衣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的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在英使團的船隻行駛於中國內河時,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纖,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下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球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麽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仿佛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英國人分析說,這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
在經曆了整整一年的旅行之後,英國使團抵達乾隆皇帝的行宮――承德狩獵場。雙方就禮品稱呼及宮廷禮儀等細節展開了激烈的爭吵。在英國人的眼中,中方表現得非常傲慢,“為了表示國家的尊嚴,他們似乎決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馬戛爾尼帶來了英王送給乾隆的很多禮物,共有19種、590件,其中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地理儀器、槍炮、車船模型和玻璃火鏡。不過讓這位英王表兄不滿的是,中方把英王的禮品寫成了“貢品”,他希望不要發生混淆,中方對此不置可否。這些禮物後來被當作好看的擺設陳列在北京的皇家宮苑裏,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紫禁城時仍未開拆。
更大的分歧出現在麵見皇帝時的禮儀上。清廷要求馬戛爾尼象1653年的荷蘭使節一樣,對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而馬戛爾尼斷然拒絕,他表示,自己覲見英王時行的是單腿下跪之禮,他也準備以同樣的禮節見中國皇帝。這當然讓中方非常的憤怒,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後,清廷才勉強同意馬戛爾尼單膝下跪。
接下來,在最重要的貿易通商方麵,雙方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共識。英方提出了七項具體的要求,其中包括: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和廣州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商在北京開辦一個貿易公司(行棧);允許英商在舟山和廣州附近分別有一個存貨及居住的地方;懇請中方公布稅率,不得隨意亂收雜費;允許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等等。乾隆全數予以回絕,理由是:“這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他還讓馬戛爾尼帶了一封信給英王喬治三世,其中寫道:“其實天朝,種種貴重之物,無所不有,你派來的使節都親眼看到了。我們從來不稀罕奇巧之物,也沒有什麽需要向你們國家購買的。”這當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全體精英階層。
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靜止的帝國》一書中將這次冷淡的訪問看成是“兩個文明的衝突”,他寫道,“雙方都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中國人認為它的文明從來都是最優越的,希望能將它的文明廣為傳播,替代吃烘烤食品的、劣等的野蠻人的文明。英國人則認為,它的文明是最優越的,因為它是現代的,建立在科學、自由思想的交流和貿易優勢的基礎上。”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在日後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統治。”這種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馬戛爾尼的結論充滿了因反差過大而形成的偏見,不過,他確實看到了一件無比碩大、爬滿了虱子的“盛世”綢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