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四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3)

如果放眼世界經濟、政治史，我們可以發現，從十四世紀以後，批準稅收被列為英國議會和法國三級議會的一項重要職能，它成為長期限製王權的重要手段，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與萬曆年間的這場蘇州民變幾乎同時，在英國倫敦發生了一場著名的請願運動，從中，也許可以得出更讓人深思的結論。

1610年，英國國王為了加強對經濟的控製，頒布了種種限製性政策，其中包括對倫敦建築的管製以及禁止從麵粉中提煉澱粉。這些舉措引起了商人階層和議院的強烈反彈，民眾上街示威，向國王提起請願，王室與民間的矛盾空前激化。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下議院經過激烈的辯論，最終通過了一份《控訴請願狀》。在這一著名的請願書中，議員們明確指出，在英國臣民的所有傳統的權利中，“沒有一項權利比這項權利賦予他們更寶貴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以確定無疑的法律傳統為指南，並被其支配，而不受那種不確定、專斷的統治形式支配……正是從這一根據中產生了這個王國的人民無可置疑的權利，除了這個國家的普遍法或是由議員們共同投票讚成的規章規定的懲罰之外，他們不受任何擴大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身體或他們的財產上的任何其他懲罰。”

這份《控訴請願狀》以鮮明的憲政立場，抵製了國王對經濟的幹預，成為西方政經史上的一個標誌性文本。自由經濟學派的哈耶克在創作《自由憲章》一書時專門引證了這個事件，他論述說，十七世紀初期，發生在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這場尖銳鬥爭，其副產品就是個人自由。極為重要的是，這場鬥爭的焦點一開始就主要集中在經濟政策所涉及的一係列問題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又在應當如何保障上述基本理想的方麵形成了兩個至關重要的觀念：一是成文憲法（awrittenconstitution）的觀念，二是權力分立（theseparationofpowers）的原則。

在臨清、蘇州和雲南等地的民變中，盡管萬曆皇帝的霸道遭到了市民階層的挑戰，連中央及地方的很多官員在隱約地站在了民眾一邊――矛盾甚至激化到皇帝不得不絕食抗議，可是，這些行動都沒有激發出全社會的製度性反思，終而也不可能動搖集權製度的根本。

將倫敦請願運動與萬曆年間的多場民變相對比，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及工業革命之發生，除了客觀條件及技術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決定性力量，其實是法治精神的誕生與成熟！對此，王毅在《中國皇權製度研究》一書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他寫道：能夠真正禁止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實施“搶劫”的，不可能僅僅是任何一種不甘壓迫、呼喚自由的“思潮”，而主要是一套具有剛性和可操作性的製度、規則和法律體係，對舊製度的言辭抨擊無論多麽激烈尖銳，都不能必然導致新的製度形態的產生。

“礦稅之禍”拉開了明帝國覆滅的序幕，《明史》評論說:“太監們從紫禁城裏跑了出來，禍害天下，鬧得民不聊生，明王室的滅亡就是在這一刻被決定下來的。”

在萬曆當政的將近半個世紀裏，皇權惡性膨脹，皇帝與大臣“冷戰”，朝廷與民間對立，製度完全失控，權力階層對國民財富的貪婪日益不可抑製，除了極少數的權貴階層，絕大多數民眾生活在均貧的狀態之下，正如之前的所有王朝一樣，貧富差距的拉大成為暴力革命的導火線。萬曆駕崩於1620年，其後又曆兩帝，到1628年，他的孫子崇禎登基。

在人類曆史上，十七世紀被稱為“小冰期”，這一時期，整個世界的農耕區都受到寒冷氣候的困擾。在1600年代的最初幾十年，中國的北方異乎尋常的寒冷和幹旱，氣候突變使得農作物的生長季節縮短兩周，糧荒日益頻繁，饑民造反此起彼伏，終於釀成席卷全國的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而在東北鬆花江外的一角，一個叫滿洲的部落轟然崛起，內外交困之下，如恐龍一般的明帝國終於被拖垮在地。崇禎手忙腳亂地當了十六年的皇帝，1644年，北京城被攻破，他自盡於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槐樹之上。

【企業史人物】南方海盜

1662年，鄭成功（1624－1662）在台灣去世的時候，年僅38歲，此時他被南明的永曆帝封為延平郡王，是無數遺老光複大明的惟一希望。在中國正史上，鄭成功因收複台灣而被看成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不過在企業史上，他的身份則比較微妙，他和他的家族在很多時間裏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海盜商人集團。

明朝自開國之後，就頒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後更是強調“片木不得下海”，當海外貿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麵封殺之後，非法的海盜事業就變得十分蓬勃且難以遏製。種種史料顯示，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的四百多年裏，跨越明清兩代，南中國海是全世界海盜最為盛行的地區之一，極盛時多達15萬人。

浙江、福建、廣東一帶地狹人稠，從來有涉海經商的傳統，海禁實施之後，沿海民眾無所得食，於是鋌而走險，從事非法貿易，他們將硫磺、兵器、銅等違禁物資以及絲綢、茶葉、棉布還有瓷器等，長途販運到南洋，與那裏的葡萄牙人（占據馬六甲）、西班牙人（占據呂宋島）和荷蘭人（占據巴達維亞）交易，再由他們轉銷至歐洲、非洲和美洲市場，同時將海外出產的蘇木、胡椒、象牙、銀幣等輸送回國。因為官方限製，所以走私的利潤就非常之高。《明實錄》中說，“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盜竟是一群來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東南沿海從事走私的是歙縣人許辰江、許本善等。嘉靖初年，歙縣許村的許家四兄弟組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海盜集團，他們以寧波附近的雙嶼島為基地，把商品販銷到了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浙江官員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稱許氏集團為“海上寇最稱強者。”

到了嘉靖中期，許氏集團被擊潰，其部下、同樣是歙縣人的汪直起而代之，他的貿易基地是舟山烈港，擁有數萬之眾和載重量達120噸的海船上百艘，其販運區域更擴大到了北部的日本、朝鮮，一度控製了薩摩州的鬆浦港。汪直還自封為“徽王”，凡“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儼然是一個獨立的割據王國。據記載，汪直能夠造出超級大海船，“造巨舟方一百二十步，木為之城，樓櫓四門備具，上可馳馬，容二千人。”從這一描述看，汪直大船堪與鄭和的“寶船”相比，其集團實際上是一個“軍事－商業複合體”。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盜之外，另外一個人數龐大的走私集團來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帶。這些中國籍的海盜與日本浪人糾結在一起，成了讓明政權頭痛不已的“倭寇之禍”，他們遊戈於浙閩沿海，有商機則交易，乘人不備則劫掠。對於“寇商一體”、“中日混合”的事實，明人其實非常清楚，嘉靖年間的抗倭名將胡宗憲就曾統計過，福建沿海數萬倭寇之中，漳州、泉州人就占其大半。他繼而寫到，“倭寇與海商其實是同一個人，如果開放海禁，倭寇就轉身變成了海商，如果實施海禁，海商就立即變成了倭寇。”

崇禎年間，因北方戰事不斷，朝廷無暇顧及海事，走私成公開之勢，擁有雄厚資本的“豪門巨族”、“湖海大姓”紛紛私造大船，經營外貿，明末屈大均追述說“在昔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豪商大賈，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貲”。1642年（崇禎十五年），萬曆名臣海瑞的孫子海述祖，在海南島自造一艘首尾約長28丈、桅高25丈的大舶，“瀕海賈客三十八人憑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這一年從廣州揚帆出海，“次年入廣州，出襄中珠，鬻於蕃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象海述祖這樣，經不住暴利誘惑，撈一票就走的人估計不在少數。

鄭成功出生在一個海盜家庭，他的父親鄭芝龍是南中國海一個海盜集團的首領。他的母親是一個日本人，而他的出生地是日本九州平戶川內浦千裏濱。

鄭芝龍會講日語和葡萄牙語，與荷蘭人非常熟悉，他還皈依了天主教，教名尼古拉。他原本是海盜李旦的部下，李死後，繼承了他的地盤和勢力，經過數年的攻伐和機緣巧合，成為南中國最強悍的海盜集團。明朝軍隊曾與鄭芝龍多次開戰，卻屢戰不勝，甚至被他占領了廈門。1624年，明廷不得不采取招安政策，任命鄭芝龍為“五虎遊擊將軍”，此時，鄭芝龍有部眾3萬餘人，船隻千餘艘。在後來的幾年裏，鄭芝龍掃蕩各路海盜，成了惟一的海上霸王。他除了從事走私之外，還向其他商船征收“保護費”，史載，“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也就是說，凡是懸掛了鄭家旗號的，即可太平無事，鄭家向每隻商船征收每年三千兩白銀的保護費，每年因此可得收入上千萬兩，富可敵國。若以私人財富計，鄭家應是明季的首富家族。

清軍入關之後，鄭芝龍先是擁立唐王稱帝於福州，受封平虜侯、平國公，掌握軍政大權。旋即清軍入閩，他又投降了清朝。而他的18歲的兒子鄭成功卻率部出走金門，在其後的十五年裏，成為最重要的反清勢力。1661年，鄭成功率將士二萬五千、戰船數百艘，擊敗了占據台灣島的荷蘭人，收複寶島。

在抗擊清軍的十餘年中，鄭氏集團仍然牢牢控製了東南沿海的外貿事業，清政府為了切斷其財源，三度頒布“遷界禁海令”，實施了嚴酷的禁海政策。到1683年，清軍收複台灣，兩年後宣布開海貿易，隨後又確立了“一口通商”的政策，此後近兩百年間，再沒有出現象汪直集團和鄭氏集團那樣龐大的海盜勢力。

在正統的中國經濟史上，從來沒有為海盜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的史料發現，自十六世紀之後，正是非法的海盜活動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區的貿易繁榮。據嚴中平的研究，從1550年到1600年前後，海盜商人把大量商品販運到馬尼拉，進而通過西班牙商人遠銷到歐洲和美洲。全漢升對晚明馬尼拉港的研究更顯示，1586年到1590年期間，中國商品進口稅在全部進口稅中占36%，到了1611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1.5%，“中國特產商品遍銷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頭為西屬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

與此同時，海盜商人還把出產於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銀大量運回中國市場。根據計算，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7億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25億兩，合計2.95億兩。嚴中平因此認為，“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係，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係。”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更將晚明時期的中國形容為“吸泵”——一個強勁地吸納了全球白銀的“大泵”。

海盜經濟是中國經濟曆史上一個十分重要而隱晦的一頁，如果我們要為海盜商人設立一座“紀念碑”，確乎很難找到合適的代表人物，以及無法用簡捷的文字來記錄他們的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