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十四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1)

“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

——丘橓

十六世紀中期的嘉靖年間，無錫人鄒望是一位全國聞名的巨商，他擁有三十萬畝田地，家裏記錄錢財的會計簿竟有六百本之多，糧倉裏的米穀以百萬計，家裏的珠寶多到數不勝數，連床鋪之下都是裝錢的櫃子。有關鄒望的名字，出現在兩本明清筆記中。

在花村看行侍者撰寫的《花村談往》中，講了一則鄒望與一位退休尚書鬥法的故事，情節頗為生動：

有一年，鄒望跟同鄉的大官——退休尚書顧榮僖因事發生訴訟，鄒望下令無錫城內外十裏之中的所有商鋪全數關門歇業，以致於堂堂顧尚書在家裏竟無法買到魚肉下飯。顧榮僖有一枚非常喜歡的玉質圖章，日夜係在腰間，從來不曾摘下。一日，他想要給無錫當地官員寫信，取出圖章，居然變成了一塊瓦礫，他大驚之下，不敢告訴別人。第二天早晨起來，向腰間一摸，圖章赫然又在了，取出一看，外麵包了一張綿紙，上麵寫了“鄒望封”三個字。顧榮僖大駭，驚呼說，“這樣弄下去，我的腦袋可能丟掉了。”於是，馬上與鄒望講和。

鄒望這個名字，另外一次出現是在王世貞的《國朝叢記》中，在那段筆記中，他被列入全國十七位大富豪的名單之中。王世貞的記載如下：

1560年前後，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蕃夜宴賓客，席間突然興致大發，評點天下富豪，他屈指細數，共列出十七位“首等富豪”，這相當於是一張“嘉靖富豪榜”。據嚴世蕃的計算，他自己積累的家產超過百萬兩白銀，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標準是家產五十萬兩白銀，其中包括：他自己、蜀王、黔公、貴州土司安宣慰、太監黃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都督陸炳，還有京師的一位叫張二的錦衣衛官員，他是太監黃永的侄子，除了這些人之外，還包括三個晉商，兩個徽商，以及無錫的兩個商人，其中，鄒望的財產將近一百萬，安國則超過五十萬，他的財富也都來自於土地——“以居積致富”。

從這張嚴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讀出明代財富分配的三個最重要的特征：

其一，官員比例非常之高。十七個“首等富豪”中有十位是純正的官員身份，他們中有內閣大臣、宗室、軍閥、太監和土司。晉商三位，嚴世蕃沒有例舉其名，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應該就是王崇古家族、張四維家族和馬自強家族（陝西），全數屬於官商一體。

其二，晉商、徽商以及江浙商幫分享其餘的七席，凸現三大商幫在民間商人集團中的顯赫地位；

其三，財富的分配徹徹底底地向三個方向傾倒：官權、特權和土地。

一個最具諷刺性的事實正是：曆代治吏以明朝最為嚴酷——《明律》明確規定四品以上的官員禁止經商，貪汙者要被扒皮示眾，可是，曆代官員經商之盛、家財之富，又以明代為最。特別是嘉靖年間之後，此風已不可遏，據吳晗的考證，“從親王到勳爵、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而且官愈大，作買賣愈多愈大，十六世紀中期的這種現象，是過去所沒有過的”。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認為，“帝國模式特別容易產生官商經濟，因為無法監督，太大了，隨便弄一點就是大數目……統觀曆朝貪汙史錄，愈接近近代貪汙現象亦愈普遍，貪汙技巧亦愈周密，而與懲治貪汙刑典的寬嚴似無何等重大關係。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汙實較任何前朝為烈。”與吳晗和王亞南的觀點幾乎相同，王毅在《中國皇權製度研究》一書中也說：“權貴工商業形態雖然是漢代以後兩千年間始終沿襲不替的傳統，但是它竟然發展到如十六世紀前後這種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這卻是前代製度環境下所難以實現的。”

到底怎樣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試以史料證之。

首先是自首輔以下的大小官員蜂擁經商，蔚然成風，其手段無非三種：利用職權，形成壟斷專賣；欺壓民間，賤買貴賣；大肆走私，獲取暴利。

《明史·外戚傳》記載，弘治年間（1488――1505），外戚經營私利，周彧與壽寧侯張鶴齡聚眾相鬥，“都下震駭”，於是，尚書屠漦與九卿聯名上疏，陳述當時貴戚開店經商的巨大規模和橫行無道：功勳、外戚們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訓，放縱家人在鬧市中經商，侵奪商賈利益，京城內外，到處可見。，他們懇請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勳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經營活動，有擾亂商賈、侵奪民間利益的，交給有關司法部門懲治。”

嘉靖年間的翊國公、太師郭勳在京城開了一千多間店舍，規模非常驚人，而且他的族叔郭憲又同時掌管東廠，“肆虐無辜”，成了京城商業的一霸。

嘉靖、萬曆年間的多位首輔大臣，如嚴嵩、徐階、張居正、張四維等人都因經商而成一時之富。嚴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當地一府四縣的田地，嚴家獨占了七成，而且嚴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則是貧瘠地，嚴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稅收，平民則賦稅沉重。徐階一邊在北京主理朝政，一邊在家鄉華亭（今上海鬆江）大肆經商，他擁有二十多萬畝良田，佃戶不下萬人，而且還開了一間規模很大的織場，養了很多織布女工，每年生產大量織物，在市場上進行交易。首相開織場，徐階算是開了先河。

張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輔，也是中國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條鞭法”，對土地製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史稱“張居正變法”。而在家庭理財上，張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斂財高手，他喜歡享樂，日常生活奢靡，頗有管仲遺風，在他去世之後，萬曆查抄張家，得黃金1萬多兩、白銀10餘萬兩，也是頗為富足的。

明代從1492年之後宣布海禁，可是國際貿易卻未完全斷絕，在東南沿海地區，除了海盜盛行之外，豪門巨室成了走私的主角。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寫道，“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顧炎武所提及的這些產業無一不是公共事業，且與公權力有關，他的這段文字其實指出了中國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經濟”：大凡國營或權貴資本，一般不會直接進入生產領域，而是尋找流通環節中的交易節點，以政府的名義和行政手段進行管製，然後以特許經營（牌照、指標）的方式加以“尋租”，這類節點好比一個“渡口”，占據其點，則可以雁過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經濟的獲利實質不是創造價值，而是通過增加（分享）交易成本來實現的。

明代官員經商之風，不但曆代罕見，而更獨特的一個事實是，其中最貪婪和最賣力的那個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中國自漢代之後，就清晰地劃分了皇室與政府的收入分配，其中，皇室的財務由少府管理――在官職上，少府位列九卿之一——獨立於政府財政之外，這在法理上一直非常分明。曆代盡管也有不少皇帝家國不分、挪公為私，然而，卻從來沒有哪位直接通過經商來牟利的，明代是一個例外，其重要的辦法是開辦皇店。

據明代學者王世貞的記錄，“發明”皇店模式的是正德皇帝（1506－1521），他在北京的九門關外、張家灣以及山西宣州、大同等地廣辦皇店，派出太監經營，每年上繳內庫八萬兩白銀，其餘則歸於太監，此例一開，怨聲載路。同時，皇家還經營寺院、田莊，動輒收入數十萬兩，這是前所未見的景象。

明人劉若愚記載，太監們在北京城裏開的大型皇店就有六間之多，分別是寶和店、和遠店、順寧店、福德店、福吉店和寶延店，經營各處客商販來雜貨。其中以寶和規模最大，而太監首領――司禮監提督――的辦事衙門就設立在此店內。

從種種史料來看，正德皇帝是真的喜歡金錢，他也許是曆代君王中商業細胞最發達的一位，有兩個細節可做佐證。

據明末清初的毛奇齡記載，正德皇帝曾經扮成商家，到這六家皇店與人做買賣，爭吵喧嘩一整天，折騰累了，就在長廊之下休息一番。

除了親自上陣販賣貨物之外，正史之中甚至還有這位皇帝開妓院的記錄。《明史·齊之鸞傳》記載：1516年冬天（正德十一年），正德在京城的西邊開了一間皇店，是喝花酒的娛樂中心，大臣齊之鸞上書說，“最近聽說開了一間花酒鋪子，有人說皇上將親自駕車臨幸，也有人說朝廷靠它獲取利潤，陛下貴為天子，已經富有四海，怎麽還想要賺這樣的倡優之錢？”

自正德之後，皇店模式一直延續百年，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直到明朝覆滅。萬曆年間，曾有廷臣奏稱：太監張誠經營的皇店分支遍於北京城內，其銷售的商品非常豐富，都城裏的人都管它叫“百樂川”。劉若愚還記錄了天啟年間（1621－1627）的北京皇店經營貨物細目，其中包括：每年販來貂皮約一萬餘張，狐皮約六萬餘張，平機布約八十萬匹，粗布約四十萬匹，棉花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簍，荊油約三萬五千簍，燒酒約四萬簍，芝麻油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千簍，南絲約五百馱，榆皮約三千馱，北絲約三萬斤，串布約十萬筒，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匹，瓜子約一萬石，醃肉約二百車，紹興茶約一萬箱，鬆蘿約二千馱，雜皮約三萬餘張，玉約五千斤，豬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其中，僅香油一項，皇店每年的經銷量就達約三萬石（合四百萬斤）。由這張細目可見，皇店的總體規模之巨大實在讓人咋舌。

皇店模式一開，至少造成三大惡果，一是皇帝經商，與民爭利，二是所得暴利，不入國庫，三是太監當權，成特權暴富階層。史家均有定論，曆朝太監亂政以東漢、唐和明代最為嚴重，清代學者趙翼就曾指出：“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其中，明代太監不但嚴重幹涉朝政，而且在經濟上也最為富有——這一事實從嚴世蕃的那張“嘉靖富豪榜”中可見一斑。

在明朝的曆代皇帝中，最喜歡賺錢的是正德，不過論到經商能力之強的，則是他的孫子明神宗萬曆。

這位皇帝是明朝十七帝中最獨特的一人，他執政48年，是兩千年帝製時期執政最長的皇帝之一，而他創下的另外一個記錄是，在長達27年的時間裏，他把自己關在皇宮裏拒絕接見大臣、不批一份奏章。而同時，他在聚斂財富上卻從來沒有空閑過，如曆史學家孟森所說，“神宗怠於臨政，卻勇於斂財”。透過政府的正常渠道開辟財源，隻能歸戶、工、兵等部控製，而萬曆的用意是想增加宮廷內庫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這就不能不委托內宮的太監進行，由此生出無窮患亂。民國學者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一言以蔽之曰，“明代弊政，無過萬曆之時。”

在工商政策上，萬曆做過幾件事情對民間打擊最大。

首先是破壞鹽政，動搖財政製度的根本。鹽務專營是曆代王朝的基本經濟政策，鹽稅收入占到財政收入的一半，因此曆代都在鹽政上不敢掉以輕心，特別是嚴禁權貴染指。可是到了萬曆年間，這個規矩也被敗壞了，《明史·諸王·五》記載萬曆之子福王開鹽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