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第一章 漢朝初期的哲學流派 (1)

漢代初年，一度選取了道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但同時存在著百家爭鳴的餘波，秦代對思想界的高壓政策被解除了，儒家和道家又重新活躍起來，而法家也還有一定勢力。當時漢代統治集團麵臨著選定統治思想的迫切任務。漢代初年的幾十年間，黃老之學受到當時朝廷的尊崇。漢初雖然尊崇黃老之學，但儒家學說也很流行，出現了兼綜儒道學說的思想家陸賈和賈誼。

一、黃老學派及其代表人物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經法》等書可能就是《黃帝書》的重要部分。從曆史記載來看，黃老之學的經典是《黃帝書》和《老子》。《漢書·藝文誌》中記載的《黃帝書》有《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班固自注：“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這些書都是戰國時人寫作的，假托黃帝，而內容與老子相近。這些書後來都失傳了。這些書中的思想屬於道家，但也采納了一部分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觀念。其中“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等語句，經常為漢初人所引用。

漢初黃帝學派的主要代表有蓋公和曹參。曹參於漢惠帝初年任齊相，《史記》中敘述曹參的事跡說：“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蓋公和曹參的主要思想是主張“清靜無為”。後來曹參又任漢相國，也是采取這個辦法。

司馬遷稱讚曹參說：“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所謂清靜無為，所謂與民休息，即是對於地主階級的活動，對於自耕農民的生活，盡量不加幹涉，任其自然發展，這在當時對於受到戰爭破壞的封建經濟的恢複，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漢初用黃老之學為指導思想，就是因為經過多年戰爭，生產遭受破壞，又鑒於農民起義推翻秦朝的教訓，首先要安定人民生活，緩和階級矛盾，所以采取了清靜無為的方針。

二、陸賈的《新語》

陸賈（約前240—前170年）是漢初著名的著作家、思想家，是漢高祖劉邦的一個謀士，著有《楚漢春秋》和《新語》。關於《新語》的著作緣起，《史記》敘述說：“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新語》中的主要內容是總結秦亡漢興以及曆史上興亡成敗的經驗，為漢代統治者提供一個治國方針。他所提供的治國方針以儒家的“仁義”為主，而以道家的“無為”為最高理想，又為仁義無為的思想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唯物主義理論根據。

陸賈區別了天道和人道，並且討論了天人關係問題，他說：“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這是說，天道和人道是有區別的，社會的治亂興衰，是由統治者的政治措施造成的，與天無關。但是，陸賈又以為，人事也能影響天。所謂惡政會引起惡氣，惡氣就引起災異的說法是不科學的，帶有神秘主義的色彩。但他這裏所講的惡政與災異的聯係是一種機械的因果聯係，並不是天意、天命的體現，這和以後董仲舒宣揚的天人感應學說還是有所不同的。

陸賈以為，萬物是天地所生成的，有了人類，然後有所謂“道術”出現。有天有地，然後有物有人，萬物和人類都是天地間“氣感相應”而生成的，至於道術乃是有了聖人之後才出現的。因此，天地萬物和人類都是可以被認識的。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觀點。

陸賈從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出發，還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求長生不死的神仙思想和宗教迷信。他認為，人們“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是“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這是說，求仙祈長生對於世事毫無補益。他尖銳批評那些鼓吹宗教迷信的人：“不學詩書，行仁義，尊聖王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眾人之誌，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他認為那些“不驗之語”、“不然之事”都是不可講不可聽的，那些“邪變”、“奇怪”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宣揚這些迷信不會有良好的結果。

陸賈的自然觀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

陸賈強調仁義的重要，他說：“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仁義是定危拯亂的方法。陸賈所謂仁義也就是先秦儒家所謂的仁義，他以仁義為最高的道德準則。

陸賈認為，政治的最高理想是無為。他說：“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謨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陸賈讚揚無為，是把先秦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糅合在一起的。孔子也曾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陸賈還指斥秦代的過分有為說：“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天下愈亂……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秦代統治之所以不能維持，迅速崩潰，就是由於過分違背了無為的原則，對人民壓榨太甚。陸賈講無為的境界說：“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裏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子親。”由此可見，陸賈所謂無為就是主張朝廷和官吏對於人民的生活不要進行過多的幹涉，以便恢複戰亂後的封建經濟。因此，他認為，這樣的“無為”也就是“有為”。

陸賈宣揚無為，與當時的黃老之學有一致之處，但他既講無為，也講仁義，就與道家學說不同了。陸賈是兼綜儒道的思想家。

三、賈誼的哲學思想

賈誼是漢初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思想家，洛陽人，生於公元前200年，死於公元前168年。他的議論文章，後人編為《賈誼新書》，班固摘選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錄入《漢書·賈誼傳》中。賈誼還寫了《鵬鳥賦》等文章，其中也表述了他的哲學觀點。

他總結了秦朝統治被農民起義所推翻的經驗教訓，向漢文帝提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中央政權、削弱諸侯王地方割據勢力、抵禦異族侵略等有關政策方針的一係列建議，對漢代政權的鞏固和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在《鵬鳥賦》中，賈誼繼承並發揮了先秦時代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和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他肯定了變化的無窮無盡，他說萬物變化，就是形氣轉續，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他還指出：變化是對立雙方的相互轉化，一切對立雙方都必然相互轉化，對立雙方不斷相互轉化，就是統一的意思。萬物變化的根源何在？他解釋說：“萬物回薄兮，震蕩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虯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兮，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這裏提出了天地、陰陽、大鈞、造化在世界生成中的作用。天地好比火爐，陰陽好比炭火，造化即是大鈞，是變化的動力。大鈞、造化是什麽？他沒有明說。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大鈞或者造化是無“慮”無“謀”，即沒有意誌沒有目的的，是一種無意識的動力。因此，也就是說，萬物是在那裏自然變化著的。從這一點看，賈誼表現了唯物主義的傾向。

賈誼還著有《道德說》、《六術》等篇，講“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行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在這裏，賈誼認為“德”是具體萬物以至仁義道德的根源。他說“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仁是德之所以產生的根源：“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他又說，一切變化也從德中產生，所以又說：“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但是，“德”又是從“道”中來的，以“道”為本。

這就是他說的“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又說：“物所道（導）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為本。”關於“道”的性質賈誼沒有詳細地論述，隻是說“道者無形，平和而神”，但就他說“德者離無而之有”的意義看，他關於所謂道與所謂德的說法，顯然是淵源於老子的。《六術》篇中強調“以六為度”，當是受了秦朝“以水德王，數用六”的影響。後來賈誼向漢文帝建議“改正朔，易服色”，主張“色尚黃，數用五”。《道德說》、《六術》等篇以六為基本數，顯然是賈誼20歲以前寫的。《道德說》文字很晦澀，思想內容不明確，是賈誼早年不成熟的作品，他後來所寫的《鵬鳥賦》中，就比較明確地表達了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賈誼考察了秦代興亡的過程，分析了秦亡的原因。他認為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在於不行“仁義”。秦吞並六國，統一海內，表現了強大的力量，但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秦朝就被人民所推翻了，這證明人民的力量比秦更強大。他說：“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為家……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認為攻（取）與守需要不同的方法，攻是進行兼並戰爭，可以用“詐力”；守是鞏固統一政權，必須用“仁義”。他所謂仁義主要是安定人民的生活，使人民能安居樂業。賈誼認為，統治者必須照顧人民的生活，“凡居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對待人民，要從寬從厚。他認為必須重視人民的衣食，“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嚐聞。”隻有“足民”然後才能“治民”。

賈誼深刻考察了人民推翻秦朝統治的曆史事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巨大，得出了“與民為敵者，民必勝之”的結論。他指出，民是國家的根本：“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賈誼所謂民，不僅指勞動人民，也包括沒有做官吏的地主階級中下層，凡受國君和官吏統治者都是民。但是賈誼仍然認為民是沒有知識的，他把人民看成群盲。他說：“夫民之為言也，瞑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但他認為，這些群盲卻是不可侮的。“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賈誼認識了人民的力量，這是賈誼思想的進步之處所在。

賈誼著重論述了禮與法的區別和聯係。他認為法固不可不用，而禮更為重要。他說：“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日禮雲禮雲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所謂禮是道德教育，讓人民從思想上服從統治。他認為禮有保民的作用。禮可以穩固國家的社會秩序，是使民維護國家的方式：“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