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我體驗真理的故事之二 (4)

我隻在杜爾班待了七八天便離開了。他們給我買了一張頭等車廂的票，如果需要坐臥鋪，通常要再付5先令。阿布杜拉賽非要我坐臥鋪，但是出於固執和驕傲，也為了節省5先令，我謝絕了。阿布杜拉賽說：“小心點，這裏有別於印度。謝謝神靈，我們還花得起這點錢。隻要是你需要的，請你不要舍不得花。”我謝過他，並請他不必擔心。

晚上9點左右，火車抵達納塔耳的省城馬利茲堡。照例從這一站開始提供臥鋪。有一個乘務員過來問我要不要臥鋪。“不要，我自己有鋪蓋。”我說道。他便走了。跟著來了另一個乘客，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一番，看我是“有色人種”，很不高興。他馬上走出車廂，帶了一兩個官員來。他們一言不發，後來又過來一個官員對我說：“跟我來，你必須轉到貨車廂裏去。”

“可是我有頭等車廂的票呀。”我說。

“那沒用，”另一個官員道，“我跟你說，你必須去貨車廂。”

“我告訴你，我在杜爾班就獲得坐這個車廂的許可了，我會堅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官員說，“你必須離開這裏，否則我隻好叫警察把你推出去。”

“那好，你去叫吧。我絕不自動離開。”

警察果然來了。他抓著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行李也扔了出去，我拒絕去別的車廂，火車就開走了。我拿著提包走到候車室，把其他行李留在原地，交由鐵路當局代管。

恰逢冬天，南非高地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馬利茲堡地勢很高，那種寒冷難以形容。我的大衣放在行李箱裏，但我不敢去拿，害怕又受到侮辱，我就坐在那裏任憑自己發抖。房裏沒有燈，半夜裏有一個乘客進來，似乎想要和我搭訕，可我卻沒有心情跟他講話。

我開始想到自己的職責。是該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呢，還是幹脆回印度呢，還是把這個侮辱拋到一邊，先趕到比勒托裏亞去處理完這個案子再回印度？沒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回印度是懦弱的表現。我個人所遭受還隻是表麵的痛苦，更深層的含義是那種沉重的種族歧視。如果可能的話，哪怕要遭受一些折磨，我也應當設法根除這個病根。我所尋求的無非是消除種族偏見罷了。

我決定搭乘下一班火車趕到比勒托裏亞。

第二天早上我給鐵路局長發了一個長途電報，一並通知了阿布杜拉賽，他立刻親自去見那位局長。局長的解釋是鐵路當局的做法沒有不妥，但也告訴阿布杜拉賽說他已指示站長將我平安帶到目的地了。阿布杜拉賽發電報給馬利茲堡的印度商人，還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請他們去車站接我，給我適當的照顧。於是，那些商人便來車站接我，還把他們所遭遇的不平事都講給我聽以安慰我，說我碰到的事情在這裏並不少見，還有，印度人坐頭等或二等車廂出門，鐵路官員和白人旅客一定會刁難他。就這樣聽著大家訴苦，那天就過去了。後來夜車到了，上麵給我定下了臥鋪。這時我便在馬利茲堡買下了在杜爾班時不肯買的臥鋪票。

我乘火車到了查理斯城。

三十四更多的磨難

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時，查理斯城和約翰內斯堡之間還沒有火車站，隻有驛站，中途還要在史丹德頓過夜。

我手中有一張車票，盡管在馬利茲堡耽擱了一天，票依然有效；何況阿布杜拉賽還給查理斯城驛站的經理人發過一個電報說明了情況。

然而那個經理人想借故把我丟下，所以他一發現我是生客便說我的票已經失效了，我據理力爭。其實他真實的想法不是因為沒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來都該坐在車廂裏，但是因為我被當做所謂的“苦力”，又是個生客，那個被稱為“領班”的馬車管理員——是白人，認為我和白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合適的。馬車駕駛座兩邊有兩個座位，照例領班需要坐在其中一個座位上，而這一次他卻坐在車廂裏麵，把他的位子讓給我坐。我知道這種做法完全是不正當的，而且也是一種侮辱，但是我想最好還是忍了吧。我強坐到車廂裏麵去是不可能的，若是提出抗議，這輛馬車就把我丟下，這樣便會再延誤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又會發生什麽事。所以，即便我心裏極為不滿，還是不聲不響地坐在車夫旁邊了。

大約下午3點，馬車到了巴德科夫。領班想坐在我的位子上吸煙，順便想呼吸一點兒新鮮空氣。於是他從車夫那裏要了一塊髒麻布，鋪在駕駛座旁的腳踏板上，對我說：“沙彌，你來坐這兒，我要坐到車夫旁邊。”這種侮辱太過分了，我忍無可忍，戰戰兢兢地對他說：“是你叫我坐在這兒的，本來我應當坐在裏麵，但是我忍了。現在你又要坐到外邊吸煙，卻讓我坐在你的腳下。這我做不到，不過我倒可以坐回車廂裏麵去。”

當我還在吞吞吐吐地講時，領班走了過來，重重地給了我幾個耳光，抓住我的胳臂，想拉我下車。我死命地拽住車廂的銅欄杆，即使斷了腕骨，也絕不鬆手。那個家夥對我又罵又拖又打，而我始終不動聲色。他強我弱，乘客們都看在眼裏，有幾個乘客同情我，禁不住嚷道：“夥計，由他吧。別打了。他說得對，不該受到指責。如果他不肯坐在那裏，就把他放進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吧。”“我才不怕。”那個家夥叫道，可是似乎也泄氣了，不再打我了。他鬆開我的胳臂，又罵了我一頓，便把坐在駕駛座另一邊的那個赫頓托特仆人叫過來坐在腳踏板上，自己又坐到那個空位子上去。

待乘客們坐定，吹過哨子以後，馬車又繼續趕下一程了。我的心急速跳著，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到達目的地。領班不時怒目相視，指著我厲聲說道：“當心啊你，等到了史丹德頓，再讓你看看我的厲害。”我坐在那裏不吭聲，隻求神明保護。

天黑以後，我們到了史丹德頓。終於看見了幾個印度人，我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一下車，接站的這些朋友便對我說：“我們是來接你去賽伊沙的店的，達達·阿布杜拉給我們發過一封電報。”我自然放寬了心，和他們一起去賽伊沙·哈齊·蘇瑪爾的店鋪了。賽伊沙和店員們圍坐在我身邊，我把路上的種種遭遇講給他們聽。他們聽後很難過，也把他們自己的慘痛經曆說出來安慰我。

我要通知驛車公司的經理人整件事的經過。於是寫了一封信，敘述了路上發生的一切，並請他留意他的這位手下對我的恐嚇，還要求他保證第二天一早繼續趕路時，我能像其他旅客一樣坐在車廂裏。經理人是這樣回信的：“從史丹德頓開始，我們會換一輛大一點的車，是由另外幾個人負責的。你申訴的那個領班明天不在那裏，你可以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這使我稍微放下心來。我本無意要控告那個欺負我的領班，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賽伊沙派人送我上車。我得到了一個好座位，當晚平安到達約翰內斯堡。

史丹德頓不過是個小村莊，而約翰內斯堡卻是個大城市。阿布杜拉賽本來已經發電報到約翰內斯堡，也給了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魯丁商店的店名和地址，那兒的人到驛站去接我，然而我沒有看見他，他也不認識我，便錯過了。於是我打算去住旅館。我知道幾個旅館的名字，就租了一輛馬車，請車夫送我去國民大旅館。見到了旅館經理，請他給我開一個房間。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客氣地說：“非常抱歉，客滿了。”還對我說了再見。我隻好請車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魯丁的商店。我發現阿布杜爾·甘尼賽正在那兒等我，他誠摯地向我問好。他聽了我在旅館裏的經曆，不由大笑起來：“難道你還夢想住進旅館嗎？”

“為什麽不行？”我問道。

“在這兒住上幾天你就知道了，”他說道，“隻有我們能在這種地方生存下來，為了賺錢，必須忍受一些侮辱，就是這樣。”接著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的種種不幸遭遇講給我聽。

關於阿布杜爾·甘尼賽的情況，後文中還要談到。

他說：“這種地方不適合你這樣的人待。你等著瞧，明天去比勒托裏亞，就隻能坐三等火車。德蘭士瓦的情形比納塔耳還糟，頭等和二等的車票是從不賣給印度人的。”

“大概你們在這方麵也沒有盡量進行持久的努力爭取吧？”

“我們提過意見，不過我得承認，我們自己的人也照例不願意坐頭、二等車廂。”

我找人弄了一份鐵路規章看，發現裏麵是有很多漏洞的。德蘭士瓦舊法令的文字表述本來就不算準確，鐵路規章更是如此。

我對阿布杜爾·甘尼賽說：“我想坐頭等車，如果買不到票，我寧願租一輛馬車到比勒托裏亞去，路上總共也不過37英裏吧。”

阿布杜爾·甘尼賽提醒我，這樣做既費時又費錢，但是他同意我坐頭等車，於是我們給車站站長寫了張條子。條子上說明了我是律師，出門一向坐頭等車船。還說我需要盡快趕到比勒托裏亞，因為來不及等他回信，我希望到站上當麵和他買一張頭等車票。我想聽他當麵答複自然是別有意圖的。我猜想書麵答複很可能是個“不”，也許他對於“苦力律師”會有成見。於是我打算穿上最考究的英式服裝去和他談談，盡可能說服他賣給我一張頭等車票。我穿上大禮服，戴著領帶，來到車站，拿出1英鎊放在櫃台上，要買一張頭等車票。

“是你寫給我那張便條？”他問。

“就是我。要是你能賣給我一張頭等車票，我將不勝感激。今天我必須趕到比勒托裏亞。”

他笑了起來，和藹地說：“我不是德蘭士瓦人，我是荷蘭人。我理解你的感受，也深表同情。我願意賣給你車票，但有個條件：如果乘務員叫你轉到三等車廂裏，請不要把我牽連進去。就是說，請不要控告鐵路公司。祝你一路平安，看得出你是一位紳士。”

說完這些話，他便賣了車票給我。我謝過他，並給他必要的保證。

阿布杜爾·甘尼賽到車站來為我送行。此事令他又驚又喜，但還是提醒我說：“隻盼你能平安到達比勒托裏亞。我怕乘務員不會放過你，即便他同意，頭等車的乘客也不會答應的。”

我終於坐上了頭等車廂，火車出發了，到了日耳米斯頓，乘務員上來查票。看見我坐在那兒他非常生氣，用手示意我轉到三等車廂去。我給他看我的頭等車票。他仍說：“這不算的，到三等車去！”

車廂裏除我之外，隻有一個英國乘客，他替我打抱不平：“你幹嘛要這樣麻煩這位先生？難道你沒看見他有頭等車票嗎？我不介意他和我坐在一起。”然後這位英國乘客又轉身對我說，“你就在你原來的位置舒舒服服地坐著吧！”

乘務員喃喃地說：“要是你願意和一個苦力坐一個車廂，幹我什麽事？”說完就走開了。

當晚8點左右，火車到達了比勒托裏亞。

三十五比勒托裏亞第一日

原以為達達·阿布杜拉的律師會派人到車站接我，因為來之前我已經承諾過不在當地印度人的家裏住，所以不會有印度人來接我，不料那位律師並沒有派人來。後來我才知道，因為我到的那天是周日，派人來接我很不方便。當時我很為難，不知道該去哪裏，又擔心沒有一家旅館會收留我。

在1893年，比勒托裏亞車站的情形和1914年時是截然不同的。那時燈光昏暗，旅客稀落。我一直在等所有的旅客都走光，想乘收票員稍微得空時我便可以把票遞給他，順便向他求教我能到哪個小旅館或其他什麽地方可以投宿。不然，我就隻能在車站過夜了。應當承認，我連這麽點事都不敢問他，是怕再受到侮辱。

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車票交給收票員，向他詢問起來。他客客氣氣地回答我，可是看得出來他幫不上忙。此時，站在旁邊的一個美國黑人和我攀談了起來。

“這麽說來，”他說，“你完全是一個生客，在這邊沒有任何朋友。如果你願意，請跟我來，我帶你去一家小旅館，老板是美國人，跟我很熟，我想他會招待你的。”

我將信將疑，不過還是向他道謝，並且接受了他的建議。他帶我到約翰斯頓家庭旅館去，把約翰斯頓拉到一邊說了幾句，約翰斯頓同意讓我住一晚，條件是：我隻能在自己的房間裏用餐。

“我向你保證，”約翰斯頓說，“我沒有種族歧視。但是我這兒隻有歐洲客人，所以如果請你到餐廳去吃板，我的客人們可能會不高興，甚至於離開。”

“謝謝你，哪怕隻能住一晚，我也非常感謝!我現在多少了解了這裏的情況，也能理解你的困難。叫我在房內用餐不要緊。希望明天我可以另作安排。”我說。

我被帶進房間，獨自坐在那裏等晚餐，陷入沉思之中。旅館裏客人不多，我以為服務生很快就會把飯送來了，沒想到約翰斯頓親自進來了。他對我說：“我叫你獨自在這裏吃飯，實在是過意不去，因此我向其他的客人說起你，問他們介不介意請你到餐廳裏吃飯。他們說他們不介意，並且說隨便你在這裏住多久，他們都不會介意。所以請你到餐廳去吃飯，還有如果你不嫌棄，在這裏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次向他道謝，到餐廳裏好好地吃了一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