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不主張對外開放嗎？
無稽之談。莫非提倡獨立自主、堅持自力更生就是反對對外開放？
“反思”是可以的，不用曆史的觀點不看當時曆史背景的“反思”就是“書生空議論”，廢話一堆。
那時候你還小吧？嗯，還穿開襠褲。那你問問你父親。能向誰開放？他們帶來的不是投資。不是貸款、更不是技術轉讓，也沒有什麽平等互利的貿易往來，他”們隻給你帶一塊牌子“華人與狗不得人內！”你不要？兵艦和大炮打開你大門叫你要。你不承認他的兵艦和大炮？他就封鎖你。全麵封鎖！
封鎖！你還向誰開放？封鎖的目的就是扼殺！
今天能夠實行對外開放，首先是因為領導我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活下來了；發展了。強大了。我們站起來了，站穩了，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所以尼克鬆來北京，同周恩來握手，又同握手。而不是相反，或周恩來去華盛頓找尼克鬆握手。
曆史發展了，人們的思想觀念隨著也發展了，但是，不能否認為適應過去曆史條件而製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那樣做就是否認曆史，也是否認現在。因為現在最終也會變成曆史。
1949年5月2日，我照顧起床後，便從雙清別墅乘車來到頤和園東門外，柳亞子先生已等候在那裏。
像其他許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一樣，柳亞子一邊同握手，一邊舉著拳頭連聲說：“偉大！偉大！人民解放軍偉大！
那時，的聲望在的領袖人物中是高高在上的，幾乎可以說是和人民解放軍的同義詞，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偉大的讚譽聲。今天我們可以清醒正確他說，這個名字是許多優秀的領袖們的代表，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功勞是集體的。這種認識無疑是正確的。可我常常生出一些題外的感想：那麽，為什麽談到一些失誤和錯誤，某些人就隻談論，不能從集體的角度考慮一下呢？寫到勝利，的名字與許多名字一同排列；寫到失誤，就隻是了。說不服人麽。還是鄧小平同誌講得好，談失誤，他說：“我們也有責任。”
那時，對於讚譽聲總是表現出不安和謙虛。他說：“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誇獎了，那樣子不好相處。”又說：“人民偉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同柳亞子攜手同遊頤和園，走在長廊裏，他們一邊欣賞長廊內部枋梁上的繪畫，一邊聊天。那段時間民主人士喜歡同談論蔣介石，常可以聽到“不講信義”、“耍政治手腕”。“禍國殃民”一類評論。這一次，柳亞子觸景生情忽然談到慈禧大後。他說：“我們真是生於災難哪！慈禧太後無能，她想關起門垂下簾子聽政，帝國主義不答應，開來炮艦，她又屈服帝國主義的壓力，簽定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屈辱，痛苦和災難！她用建設海軍的錢建了一個頤和園，再把人民的血汗搜製起來奉獻給帝國主義。真是民族罪人，千古罪人！”
也回顧了一番曆史，然後說：“歸根結底還是政治。封建製不根除，她就是建了海軍也還是要送給帝國主義的。”繼續看過幾幅畫，詼諧地笑道：“建了頤和園，帝國主義拿不定，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總比叫她們揮霍掉要好！”
他們又議論了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曆史。談到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前赴後繼，流血犧牲的許多革命先驅，柳亞子豎起大拇指真誠他說：“曆史證明，隻有行，隻有行！”
“我們是繼承前人，烈士用鮮血和生命給了我們智慧。給了我們經驗和教訓。”停住腳，深深吸了一口氣。望著廊頂深沉他說：：“我們的同誌去法國。去德國、去日本。去蘇聯……我們明白了，還得靠自己艱苦奮鬥，奮發圖強。我們要爭取外援，可是不能依靠，也不能像蔣介石那樣占那些軍閥都有帝國主義支持，靠賣國求得支持。他們和慈禧大後一個樣！他們不是為民族為國家；他們隻是要建造自己的樂園，把人民推到水火之中。到頭來，他們自己也要彼人民打倒！”
之後，又參觀了慈禧太後買的那個小火輪。柳亞子說。慈禧大後能看到這樣的火輪也算開眼界了。說：“她買幾件洋貨也是賠本的買賣。自己不奮發圖強，自己站不起來，就談不上平等互利。還是那句老話，嗟來之食不可食
從頤和園回來，除接見各群眾代表之外，還與各社會名人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繼續會談，準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夜裏便埋頭寫作，通育達旦。6月15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講話，鄭重聲明：
“任何外國政府，隻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複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這個聲明能說是不同意對外開放嗎？隻能說是不同意賣國，要求尊嚴，要求平等互利！
在開國大典上，了解中國人民堅強而雄偉力量的，向全世界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公告，明確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願意同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
然而，客觀形勢怎樣呢？帝國主義國家容不得我們有尊嚴，不答應平等互利，不尊重我國的領土主權，不承認我們的政府，公開揚言要封鎖扼殺我們。就連社會主義的蘇聯。也曾懷疑我們的生存能力。曾勸阻我們大軍過江，直到我們解放了南京，他們的大使還跟著國民黨政府遷到了廣州。是唯一跟隨國民黨政府的大使。
這就是當時的形勢與實際。
建國之初，日理萬機，仍然抽出身子去了一趟蘇聯。為什麽？為了尋求貸款和援助，他是作了困難的準備。行前我為他準備行裝，他搬動手指頭，搬了拇指，食指和中指，然後說：“可能時間要長些，要幾個星期，也許要一個月。”而事實上，他在蘇聯呆了近二個半月。就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了恢複國家經濟要一些貸款，他做了一些違心的讓步，終於獲得蘇聯答應五年內每年給中國貸款六千萬美元。
六千萬美元！聽有的首長議論，遠低於蘇聯給任何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而那些國家還不如我們一個省大，不如我們一個省的人口多……
我沒去過那些國家，我隻是從建國前在雙清別墅寫的文章中看到：美國“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二億餘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我們要到的貸款跟這些數字沒法比。
就是這每年六千萬美元的貸款，以“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真誠感情，稱讚為“偉大的、全麵的、長期的、無私的援助”。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傳來那天，失眠了。吃安眠藥也睡不著。他寫了《最偉大的友誼》一文。深情頌揚了斯大林對中國革命與建設所給予的支持和援助。
是聲明願意與“任何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建立外交關係。其中自然包括美國政府。
但是，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杜魯門總統下達“中立”台灣海峽的命令。直接幹涉中國的內政，阻撓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這是公開向中國人的挑釁，與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敵對，的憤怒是可想而知。
1950年的6、7、8三個月，一直處於激動。緊張、憤怒、優慮甚至是焦躁的種種複雜情緒中。在我印象中。他本來關心著偏遠省份尚未解放的地區，關心著西藏，特別是關心躲著蔣介石的台灣。他還關心著土改，關心著消除返貨膨脹，恢複和發展經濟。從我接觸中的感覺，他沒想過會夫朝鮮作戰。因為我們自己的事情還有一大堆急待解決。隻是當美國人在仁川登陸，將戰火迅速燃向鴨綠江，才把主要注意力轉向朝鮮戰場。那是多少個不眠的日日夜夜！他的煙灰缸幾乎是二十小時就要清理一次，幾天幾夜無法人睡。
研究出兵的那天上午，服了三次安眠藥仍然睡不著，起身下床時，他用沉重的聲音喃喃：“看來是沒別的辦法了，隻好橫下一條心，打過這一仗再說……”
會議是在的東屋召開的，研究了一晚上，屋子裏煙霧騰騰像失了火一樣，出兵後，又是幾天幾夜沒睡好。1949年到1950年初，接見各種政治和經濟方麵的領導人多，到1950年下半年，就是見軍事領導人多了。特別是見聶榮臻多。他倆一個是軍委主席，一個是總參謀長，經常見麵。直到朝鮮戰爭結束。
1953年，朝鮮停戰協議簽字，在那天走出屋門。響亮地唱了一嗓子京劇。這個場麵給我和許多衛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高興的時候常用這種方式抒發他欣慰愉快的心情。從這一年始，每年都要到海邊去一次。我們都了解他一個喜好，就是觀潮。每次觀潮胸脯都會和著潮水的節奏起伏。這時，他的眼睛就會濕潤。目光那麽深這！那深藏心底的情感是什麽？有件事我至今記得……
久久地望著大海，望著天水相連的地平線。忽然問一名著衛：“張木奇，你說大海為什麽會漲潮退潮？”
張木奇回答：“這是月亮吸引作用形成的。
“你那個吸引再加個力就好了，月球引力。我再問你。什麽是暖流，什麽是寒流？
“暖流不清楚。寒流麽，是西伯利亞來的嘍。”
毛罕東笑了，說：“你講的那是寒潮，是說的冷空氣南侵。我問的是洋流。懂嗎？”
張木奇搖頭：“不懂。”
解釋了洋流，解釋了暖流寒流。他說：“世界大洋中有兩條重要的暖流。一條是墨西哥灣暖流，再一條就是台灣曖流。”這時，他又久久地遙望大海。忽然拾起一隻手指向遙遠的遠方，說：“台灣，我們還沒有解放台灣……”由於美國的插手，留下了這個終生之憾！
1954年，中國和印度締結了體現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條約，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項條約的真正設計者是。其中而項原則甚至是逐字逐句重複了在1949年新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作為人民政府外交關係基礎的原則。
1955年，我跟隨去機場為蘇加諾總統送行。回來時，在飯館吃過羊肉泡饃，叫車開到蘇聯展覽館。因為日本人在那裏辦了工業展覽會。認真參觀了展覽，日本人送給一個半導體收音機。當時我國還不能生產這種半導體收音機。在參觀過程中和參觀結束後，反複向舉辦展覽的日本人呼籲友好往來。政府之間沒有外交關係，他呼籲擴大民間交往。他熱情讚揚了展覽會辦的好，希望加強貿易往來，雙方都要做出努力擴大經濟交往。我當時就感覺到，強烈地希望打破封鎖，在可能的情況下，擴大與外部世界的經濟往來。與敵對政府來往不了。就尋找民間的渠道。
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參加美蘇戴維營會議之後來到北京，晚上，領導人與蘇共領導人在頤年堂發生了激烈爭吵。當時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塗”來形容。第二天，在城樓上，赫魯曉夫告訴，停止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議。隨後不久，撤專家，毀合同，逼債便接踵而至。這一切使以及當時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認識到，“同誌式的援助”也是靠不住的，每個國家必須主要通過本國人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來發展它的經濟。
據說，1954年在討論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與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相遇。周恩來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卻一搖腦袋走出房間。那是對抗的年代，美國與台灣蔣介石政府簽訂了共同安全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結成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中國的誌願軍在朝鮮戰場讓美國人丟了臉，杜勒斯在日內瓦的會場上發泄出戰場上發不出的憤懣。
總之寸那時的形勢是對抗，而不是對話。，
到了70年代，形勢變了。曾經堅持在改善國家關係前，應該解決所有的原則問題。但是，一旦看到形勢的變化，便果斷地開展了現在眾所周知的乒乓外交。可以說，是首先看到一個舊的時代過去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對抗變成了對話。
1972年，和尼克鬆以非凡的膽略打開冰凍20多年的中美大門，走到一起來了。一個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和領袖，一個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總統、資產階級利益的總代表，對抗20多年，現在握手。開始對話。
對話，為今天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
隨著曆史發展。與尼克鬆握手對話，就愈加顯示出其深遠意義。應該說，我們的對外開放就始自這一刻！難道你不這樣認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