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姻緣

在戈家的聚會日益增大，因為謝文津與孟寶琴帶兩歲的兒子也來台灣了。她原是俊賢好友，到台北建國中學教英文，孟兄進鐵路局機務處工作，住在羅裕昌的單身宿舍。大陸局勢不好，漸漸地來台灣的人更多了。

羅裕昌有時和同學一起，有時獨自一人，常常去溫州街找我，而且幾乎每天上午打電話到台大。那時文學院隻有兩座電話，一在院長室，一在共同辦公的總務室。電話一來，那位中年的陳秘書會到走廊上喊一聲，“齊小姐電話!”我在眾目注視之下實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說什麽才好。有一天，約在中山堂對麵的朝風咖啡室見麵（也許是唯一或僅餘的有古典音樂的她方），我坦白說，勝利後這兩年我無法投入新的感情，到台灣來是對大陸政治情況不滿，父母南北分離，自己隻身一人來此，明知有許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於孤獨，暑假仍想回去隨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過了幾天，他寫了一封長信來，說他剛看了《居禮夫人傳》電影，感動得流下熱淚，很欽佩她的毅力與堅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寫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甚至於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盡量減少。

這樣的人生態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將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後，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時重讀，才恍然明白自己當年對現實人生之無知。在我們相識之初，他已清晰地寫下他處事為人的態度，和我敏感、好奇，耽於思慮，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夠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處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別人的理智與堅強，甚至是願意得到那樣的保護吧。

我在台灣的朋友，俊賢、文津，和在基隆港務局工作的程克詠都覺得羅裕昌穩妥可靠，勸我應該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來。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時，我給父親寫信，希望他來台灣看看這個人如何。

我信上說，“羅君二十八歲，武大電機係畢業，來台灣即在鐵路管理局工作，現在任台北電務段長。九歲喪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親現居四川資中縣家中。他很努力上進，很有毅力……。”

我父親兩次訂期來台都臨時不能來。到了暑假，我必須決定下學期是否留在台大。這時我母親終於離開北平到了上海，連我那一向樂觀的父親。也承認大陸局勢不好，囑我暫不必回去謀職，可先收下台大聘約。媽媽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灣結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計誌文牧師證婚定此一生。結婚前三日，裕昌受洗為基督徒。那時許多人已從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東北，尚未接收，已經失守（或淪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鋸戰中）。大多數都隻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從。那時上海的物價每日早晚都不一樣，法幣已貶值到提一袋也買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資都被囤積起來。我們的結婚戒指是叫K金，因為金子已買不到了。婚禮的賀客坐滿了禮拜堂（原不想鋪張的宴客飯店，臨時加不出雙倍人數的食物，分兩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後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後我在遺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獄中寫的《鑼鼓喧天》及

一幅字：

鐵公，我敬愛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來，於快意時未忘您。於失望時未忘您，

饑時寒時哭時笑時更未忘您。

今在獄中遙祝您身體如春風般的強健，

默禱您事業如秋月般的光輝:

王非凡敬書於北平敵牢

一九四五、七、七

這幅字寫於勝利前一個月，我珍藏至今。這些人在偽滿洲國做國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終熬到抗戰勝利，由廣闊的東北家鄉到上海來，我的婚宴是他們最後一次聚會。幾十條熱血漢子，大聲地談著“挾著腦袋打日本”的艱辛往事。在上海所見，他們心中大約也明白將進入另一場噩夢。這些當年舉杯給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親晚年縈繞心頭，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淚的人。

婚禮後十天，我乘船回到台灣。此時已全無猶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個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擔心，朋友們覺得我離開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個生活的目標竟是可羨之事。我也從此對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鐵路局電務科長鄭兆實先生的家。大約一個月後，帶著我們最早買的家具，一桌、兩椅、一張雙人床和小櫃，搬人我們的第一個家——奉準將台北電務段一間大倉庫用甘蔗板隔成兩家，暫用宿舍靠街的一戶，另一戶是新科長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個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學生。

台灣糖業公司出產蔗糖，賺回大量外匯是國家收人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榨糖副產品用來大規模養豬，製甘蔗板等等，對台灣的貢獻真是巨大無比。而台糖生產的甘蔗板，在當年解決了無數新來人口的居住問題。唯一缺點，當隔壁家孩子嬉戲玩鬧，推了隔間用的甘蔗板，我這邊的屋子就變小了……。

我記得那隔成三小間的新家，外麵是厚重的木板牆，位於很熱鬧的延平北路口，右邊是警察派出所，與鐵路局隔街棺對。牆外一條街通往後火車站，半條街擺滿了攤販，最多是布販。還有一些菜販。早上買菜人潮之後，布販開始大聲用閩南語吆喝，“一尺二十塊!一尺二十塊!真俗!”伴隨著把裹著木板的布匹展開，啪啪地摔在攤子上的聲音，十多個聲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兩點左右，拉黃包車的嚷著“邊啊!邊啊!”灌滿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牆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隻得逃出去到處逛，沿著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遠望淡水河入海口。看熟了台北開埠的商業舊街，和在湖南、貴州、四川逃難時所見的城市很不相同。台北的店麵比校小，緊緊靠著，很少門洞、橫匾之類的間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後半段以幹貨為主。有時，我們會走一半路右轉到圓環，開始喜歡肉羹和炒米粉。但這些吃食和東北人的餃子一樣，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當飯吃的。我們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廚房燒飯煮個湯才像個家。

晚上飯後，裕昌去修各種送來的真空管收音機，我讀著帶回家的書。有時我會寫一點日記，每提起筆，心中就洋溢著悲秋意味的憂傷，過幾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學標準。

這樣的日子過了將近兩個月，突然接到爸爸寄來快信，說媽媽帶兩個妹妹將在月中到台灣來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應付了。

聖誕節前數日，媽媽先帶小妹乘飛機到，大妹跟韓春暄伯伯一家帶著家中行李搭太平輪隨後亦到。住在我那陋室雖不夠舒適，卻是我一九四四年離開重慶去樂山上二年級之後，真正和媽媽一起過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鍋飯”，喜怒哀樂可以如此單純，幸福的團聚。

大陸是回不去了，爸爸在台灣的朋友幫我兩個妹妹辦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續。寒假後，寧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後來的人早一些安頓。京滬漸漸撐不住了，政府遷至廣州辦公，事實上已作遷台打算。爸爸直到大勢已去才搭最後飛機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