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弦誦：教授“立”校_教授樹立學風
教授樹立學風
大師上基礎課
采訪鄒承魯院士是在李四光大院裏。他是李四光的女婿，一家三代人、四院士。鄒承魯身材高大，麵貌毓秀，給人的感覺始終沉鬱寡言。夫人李淩的活潑打破了大房子裏的沉悶，她正在隔壁一間房子裏打電腦，不時跑過來說幾句。
有一張鄒先生學生時代的照片，李淩說：“那是我拍的。”照片儒雅稚氣。白發蒼蒼的李院士一句話，透出背後多少同窗共讀的佳事。
鄒承魯印象最深的是大師上基礎課：“總之，西南聯大的傳統就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高級老師教。係主任就教普通化學。我上普通物理，是吳有訓教；微積分，是楊武之教，他是楊振寧的父親。反正越是普通的課，越是名教授。”
王漢斌，校友中政壇地位最高的中共元老。他說：“聯大為什麽能造就一批人才呢？應該說，教師在國內是第一流的，這是很關鍵的因素。教基礎課的教師都是有名的大師，像陳岱孫、李繼侗、賀麟等。各個係主任基本上都教基礎課。”
聯大的基礎課卻給他廣博的社會經濟學視野，使他後來在執政管理中能有所借鑒和思索。
我們學的基礎課，在以後的經曆中還是有用的。我開始學中文係，後來轉學曆史係。我念過政治概論，我學的政治概論就是講比較憲法和各國的政府製度。我後來搞法律工作，因為對各國政府製度有點了解，包括美國、法國還有英國的，所以對我的工作就有幫助。
我上過陳岱孫的經濟概論，凱恩斯學說講的供求關係、邊際效用，我就是從他那兒學來的。我們國家搞宏觀調控，調整供需關係，我看跟凱恩斯學說有關係。羅斯福新政，搞公共投資，增加和擴大內需，都跟凱恩斯學說有關。
聯大的基礎課有特點，大一、大二要學國文、英文，我也學過兩年英文。
許淵衝先生近年來寫了一些書回憶聯大生活。他說：
楊振寧給我的序言裏說了一句話，他說：他和我的成就都是得益於聯大的教育，我們今天的這種成就，都得益於聯大。
如果沒有聯大，我想我的曆史要改寫。我寫的這篇文章及回憶世界一流大學，總結聯大教育的三大優點：
第一，大學不是有大樓的學校，而是有大師的學校。聯大最大的特點就是大師多。楊振寧說，聯大當時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聯大的過程，已經與美國最好的大學同行。他在聯大念完以後，再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芝加哥當時是物理係最好的，但是不如他在聯大念的深。
聯大那些剛回國的，如華羅庚、錢學森，都是當時國際一流的學者。當時就是幫助（外國導師）得到物理獎的。文學也一樣，當時中國文科精英在聯大。文史大師、散文大師朱自清，詩歌是聞一多。比較文學方麵就是錢鍾書。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他。因為外國人沒有中國人英文學得好，這是中西貫通的。錢鍾書是中西貫通的第一人。
一個國家的大師都集中這裏，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前提。我們都是在聯大長大的。我們可以說，是吃聯大的奶長大的。
這種大師集中的名校優勢，建國後被一股院校合並的風潮衝散了。“我現在說一句老實話，我們當時的教育，到50年代就斷了。清華、北大合並，不像當年聯大那樣把我們全部集中了。雜牌大學並在一起，反而不如當年的北大。名校的傳統已經斷了三十年。我們也痛惜。”許先生不客氣地稱一些院校為“雜牌大學”，固然有些刺耳。不過在民國時期，大學的等級是非常清晰的。
記得父親曾經對我說過，某某是“野雞大學”出來的。就是那種有錢就可以上的，質量、風氣都被學界所菲薄的學校。許說：
全靠老師教，那是沒出息的。但是沒有老師教，也不行，光有老師也不行，聯大這個領導，他能夠讓你發揮。牛津大學校長說過一句話：一個學校的傳統是經過多少年積累起來的，恢複過去很難。
台北學長易君博先生說：
對我印象最深的是聯大的教授。第一個就是張奚若老先生，他是係主任。另外一位就是錢（端升）先生。一位是教政治思想，一位是講授各國政治。後來有機會到英國去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的老師都不錯。他們講的東西，講授的方式，絕不亞於英國第一流的教授。因為語言相同，所以我們更容易感受，收獲更多。
有一位，他是英國新一代的大師，我聽他的課，再和張先生講的同樣內容比，張先生確實不僅僅是功力深厚，而且吸收的能力特別強。
錢端升也不例外，他在美國受的訓練非常好。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他教的跟其他的不同。他就是隨便講，每講一個東西他的深度都非常深。其他那些外國老師沒有他講得好。英國政治學是近代以來非常重視的，可是聽英國人講起來，就覺得那些思想反而不如錢先生講得深刻、對我們的影響深刻。他當時從大憲章開始一直講到1832年英國的改革方案，很出名的改革方案，這就看出來，他對英國的熟悉和專業，很少人有他的深度。
在聯大，無論學什麽，都必須先修中國史，打好做一個中國人的基礎。易說：
在大學一年級，馮友蘭先生教《新原人》，就是他那幾本書，叫做“貞元六書”，印象非常深刻。馮友蘭講中國哲學史是很多人沒法跟他相比的。雖然有點結巴，但是他的深度很強，是史學家的感受。他好像一個宋代的史學家給我們講授一樣。
金嶽霖先生也是大家都很崇尚的，他是超然無為的學者樣子。殷海光就非常崇拜金嶽霖。殷海光把金嶽霖的書扔到地上，說：“聽到沒有？擲地有聲。”
名師與名校的煙滅，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師生互教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真正的教育就像源頭活水一樣。陳省身說：
我們在西南聯大就不分教授與學生，有的學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樣，見麵就隨便談談，平起平坐的。國內現在一般的情況，教授就是教，學生就是學，教授講什麽，學生就聽、就學什麽。這個在大學是不應該的。
陳省身指的現在大陸教育，與西南聯大相比，與國外相比，有浮淺、庸俗與深刻、深遠的差別。
學生發展了，他自己有自己的方向。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學生比老師好。學生最好能往新的方向發展，結果他的成就會比老師大，很短的一個時期，他就可以回來教老師。這個國內沒有這個觀念，老師說什麽，他就聽什麽。
在聯大，老師和學生是互相來往的，沒有等級，談天。這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
我的學生有很好的。比方說有一個是很好的數學家，他比我死得早，幾年以前，他就死掉了。但他貢獻了很多。他有時候來看看我，我們談談。我告訴他一些東西。學生知道的東西比較少，他需要從老師方麵得到這些材料。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我們應鼓勵他的想法。
除了“師道”的責任，根本的觀念還是對於“學問”的認識。“主要的是你要做一個學問，這是一個活的學問，一直在變化，一直在擴充。像我們數學，那擴充的，包括科學的，有多少！”現在，國內自上而下，對於學科、學問和學者的觀念都基於實用的考慮，而沒有一種對於知識的敬畏之心和嚴肅態度。
像教育部講“應用數學”沒有道理。數學一定有應用，沒有應用數學老早就完了。所以在一直擴充，一直在發展，形成新的發展方向，是好現象。它跟老的不一樣。你能夠發現新的方麵的主要原則，有新的方法，是好的。老的東西，也不見得一直都好。有的東西需要改善，尤其是新的老的混起來，這學問大得很。問題不知道有多少，你能夠抓住要緊的，有些能夠發展的，有些能夠做一點進展的，這個進展可能就是你的貢獻；也有可能是了解，你對這個東西知道得，懂得的深刻點而已。
學生有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教師的鼓勵。我尊敬學生，我希望他有一天比我好。我不是擺架子。學生不用功，我罵他，批評學生，所以我有好多學生。比如最近得獎的吳文駿，他就是我的學生。
學生與教員在知識的麵前是平等的，是都可能有所發現的。他們共同的責任是提供貢獻，哪怕隻是更深刻的認識，為後來者開路。“老師跟學生是不分的，你任何人都要做老師的。這樣子搞學問，就有意思了”。而國內大學照本宣科式的講課，違背了科學與育人的規律。“不是這一段我把他背出來、講出來、年年講，這是不對的。學問是永遠在變化的。”知識是一條活的河流。
名教授帶隊考察
郝詒純學長，女院士，著名地質學家。她認為自己在地質學領域中的成功，和聯大教育關係密切：
這個關係是很密切的，因為聯大，是北大、清華、南開，各個學科，在全國拔尖的、有造詣的學者都是在我們那兒教學。
地學係，當時我們的係主任是孫先生。從國外回國的博士就有好幾位，教我們地質專業的就有五位，那都是在國內最有名的地質學家行列中的。這些教授不但業務造詣非常深，而且為人跟愛國主義思想都很值得我們學習。
那個時候我們出去實習都是係主任親自帶隊，最有名的教授親自帶隊。不像現在，最有名的教授他不一定出來，讓什麽副教授、講師去。那時候都是親自帶隊，而且他們在野外是很艱苦的，不怕困難。這種教學的態度，一直是對我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的。
顯然郝詒純對於現在的學風不滿意，有一點資曆和名氣的教授就不再帶隊出野外了。這對於地質學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潘光旦調查土家族
費孝通與潘光旦的關係很深。費孝通說：
潘先生是我的直接老師了。他一條腿。因為在清華體育跳高的時候摔壞了。這條腿不行了，受了傷。當時醫療條件不夠，就把它鋸掉了。隻有一條腿，可是他不服氣，不服氣自己這個缺陷。他仍很努力。盡管在這麽一個困難的生活條件之下，他能繼續不斷地為學生服務，想各種辦法，同時提出重要的看法，指導我們做人。怎麽樣做人？成為他主要的教育工作。現在的教育裏麵，這方麵缺乏一點。是講怎麽得到錢，不是講怎麽做人。
幾乎所有的當年聯大師生，都嚴厲地批評現在的教育。
潘先生是我的直接老師啦。後來他和我們一同搞民族工作。他有一個問題，土家族是不是一個民族？大家爭論得很厲害。他
自己就到土家族裏麵去。土家族在湖南的湘西，都是山地裏麵，他自己要去看，去調查研究，把它的曆史搞清楚，說明它這個民族究竟從哪裏來的。
我那時候沒有時間陪他去，他一個人帶著一個學生，兩個人下去了。騎馬？馬又不能騎，他隻有一條腿啊，就等於伏在馬背上，到深山裏麵來解決問題。後來把這問題解決了。土家族的來源，把它弄清楚了。
潘光旦不向殘疾低頭，甚至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有殘障。本來是屬於個性化的人生態度，但在抗戰的環境裏，外有強虜，內有艱難，潘光旦從自己身上迸發出來的這種精神，就有了強烈的感召力。
我曾有過騎馬的經曆體驗。試想，一位獨腿的人竟然騎馬到山裏去，他如何控製馬？如何掌握自己的平衡？
這是一種英勇精神。
老師身教言教
在清華大學草地“西山蒼蒼”的校歌碑前，我采訪摩擦力學專家鄭林慶。鄭說：老師的身教，更在於“德”的操守。
我是等他們到了昆明之後，就從北京到天津坐船，到香港，後從越南海防坐小鐵路火車到昆明，追著去了。在受教育等方麵，真是得到很多好處，特別是老師的身教言教，感觸特別深，包括在黑板板書的時候，他不說話，但對你都有影響。
比如說，有一道題應該怎麽做？先不給學生講，讓你們想，他也在那兒想。看了半天，畫了一條線，這條線一畫下來，問題立刻就清楚了。
所以你就跟著他想，他不告訴你怎麽想。他畫出那條線，你立刻就悟道：哎呀！我就沒有想到畫這根線。他為什麽就能想到畫這根線？就是幾分鍾的時間，是幾堂課教不出來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好多這類事情，很能使你深思。
現在教學趕時間，一天必須教多少，一個鍾頭都塞滿了。他很快地講，當然能講明白。可是想法、思路，沒有講清楚。
我們學機械的，有一個老師叫劉仙洲，從前就是清華大學的第一副校長，我們機械係的老師。他這一生為人是很清白的，而且治學很嚴格，對我們的教育不僅是在學問方麵，而且在德育方麵影響很大。
他過一百歲的時候——1990年，我就講了一個笑話：大家說劉先生那麽好，有沒有缺點呢？我們同學平常難得碰一塊兒，大家想了半天，說：劉老有一個缺點。什麽缺點呢？沒教給我們“走後門”，我們誰都不會走。我們那些老師都很正直，絕不會教你邪門歪道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一生無論做什麽事都很認真，也許現在的人看了，覺得你們太傻了。
在一個學校裏，不隻是某個人對你的影響，實際上整個學校的風氣，都自然會陶冶人的性格，會在各方麵對學生有所影響。
“零分”與拳師
王希季，中國“火箭之父”。在聯大時，他有過“零分”的紀錄：
在聯大四年，作為培養我工程學方麵的基礎，我覺得是比較難得的。另外做人處世等方麵，這些名師能給你做出表率。
例如劉仙洲先生。劉先生教我的是機械學。有一次考試他出了一個題目，他在題目的後麵要求準確到小數點後三位。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計算器、沒有計算機，有那個計算尺，計算尺是不可能準確到第三位的。我對這個準確到第三位並沒有注意。結果，我把這道題都算了，我這道題什麽都對，就是沒有準確到第三位。劉先生給我這道題零分。
機械學的零分可是對我們很大的事。因為機械學是必修的，機械學之後才能學機械設計，機械設計之後，才可以學其他的東西。機械學不及格就等於你要多學一年，你的第二年就得再學。
所以這個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大，讓我認識到，做一件事情就必須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標，要考慮得非常清楚，非常認真。不然的話，好像是對了，結果沒有達到最後的要求。
我以後做工作要求自己必須嚴謹，就是從這個事情培養出來的。嚴師出高徒，它不止是知識的事情。
機械學和所有的工程學，都是要付諸實踐的，如果計算不確，立刻導致報廢、損失，甚至危險。
在功課上的認真態度，直接導致在事業上的責任和敬業精神。這個零分對學生的培養，比給八十分、九十分更好。
我學熱力學，那時候教我們的是孟廣喆教授，也是非常有名的。有一次他出一個題目，結果全班人沒人做出來。後來他一指點，他說你用微積分的方法，一積分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了。大家一看，個個都會。為什麽沒想到要用這個？他說，這個就像跟師傅學打拳一樣的，你跟我學，不能老是照我這個方法做、按書本做，你要靈活應用。他說，一個拳師教了一個徒弟，這個徒弟跟著他練功，每一個路數都非常好，結果出去一打，卻打了敗仗。拳師回來問，為什麽你會打敗？徒弟說：他的路數跟您的不對。
孟廣喆教授說，你們跟我學，不能死啃書本，你要應用你全部的知識來解題，不要老用我那個書本上教的東西。思維方式的啟發、做工作的啟發、做人的啟發，他都在培養你。怎麽用知識，怎麽去做事情，所以說他不是照本宣科。不單是考試考得好這件事情。
做一道題目，不隻是教解題方法，還指出學生的思維障礙，教給你廣開思路。這種教育，真的是“大師”的講授，非平庸輩可為之。
劉先生、孟先生，還有我們在機械繪圖上的董樹屏先生，他那個機械繪圖，你如果交得上卷，他能夠收你的，那你就得很辛苦。你要做得很工整，否則不規範，他連收都不收。他看不行，你就得重新畫，從頭來。
做不好，從頭來，幹我們這行的現在也是。如果你一個設計做不好，你得從頭來，因為你沒有滿足這個東西。這個要求對我今後做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很大的影響。
今人提出“素質教育”，卻不知其為何物。那時沒有“素質教育”這個詞，但是有這個意識，有這個內涵。現在有這個詞，可沒有這個內涵。
“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教科書”
鄭敏，“九葉詩人”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講述，帶有詩人的敏銳與女性的感知：“西南聯大的教育，百分之百是啟發式教育。我是念哲學的，我們幾乎沒有什麽月考、期中考試。隻是在學期末，才有一個考試。”
哲學係是一個研究“形而上”的地方，我所接觸的聯大哲學係學子，他們都有一種詩人的氣質：鄭敏、熊秉明、劉孚坤。他們特別追求一種精神的世界，沉溺於自由的想象與思索。也許是哲學給了他們一種空靈，也許他們自身的性格裏就帶著這種東西。
我們沒有課本，沒有像現在的教科書。那是在抗戰的時候。但是，老師本身像一本教科書。我接觸的老師，什麽時候你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是說上課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他什麽時候都是這個樣子。你跟他交流的時候，他就跟你談有關的問題。
西南聯大會聚的，都是不得了的、星光燦爛的學者。從他們身上你會得到一種極大的啟發，就覺得你這一生，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這是一個言傳身教的方式。“他就啟發你考慮很多人生的問題。你自己就沉浸在這個學術的氛圍裏麵了。”他對你的培養不是表麵給你塞很多知識，不是注重很多具體知識。人各有天賦，有的人記性非常好，過目不忘。有的人，他沒有那種強記的本領。如果你老去考試，把他的精力就全放在強記上麵了。
我就是一個不善於記憶，可是比較有興趣考慮問題的學生。我的老師每次去上課，基本上都是帶著他一生研究的問題，這就是課本。並沒有什麽實際的課本。他的每一堂課，他講的時候，都好像他自己在考慮這個問題。
熊秉明、劉孚坤都說過他們選擇哲學係的目的，完全是非功利的，沒有什麽世俗需求，就是為了想要解決個人探索社會領域中的許多疑惑，直接說就是世界觀和信仰問題。
有一個先生，就是教康德的老師，鄭新教授。鄭新教授給我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每次上課都抽煙鬥，同時他就開始思考。
他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思考所謂“物”本身，這個問題永遠是解決不了的。他教康德，這個是哲學裏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人到底能不能進入物質裏麵，知道物的本身？他這種苦苦的思考，不斷地把考慮的過程講給我們聽，不是給你提一個大綱或答案。
他站在那兒或者坐在那兒，就一個人在那兒反複思考問題。他想到的他就講出來，或者懷疑的他也講。他有什麽還沒有解決的，他也講。你就跟他一塊兒思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鍛煉，學生知道怎麽樣思考問題，能讓你感覺到，老師在帶著你思考。
這種啟發式的教育，隻有最高級的老師才能夠做到這樣。那種至高智慧的啟發，是了不起的。
我們的先人是最早探索哲學奧秘的。從莊子到屈原，無不在叩問天地、叩問心靈，想要求索一個個最終極的問題。然而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大學已經丟失了。
現在老師一進教室——今天教案進入第幾課了？就在黑板上寫，現場答案灌輸給你，這叫灌輸。老師把課本的東西消化了喂你。我所有聯大的老師，他們沒有一個是這樣做的。
他們自己一生都在裏麵，他們的言行，一切都是帶著他所相信的東西，他走進來跟你談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哲學談話。上課是一種師生之間精神的對話，你不感覺他在灌輸什麽知識。
現在的哲學教員，由於學識麵狹窄，興趣也不在此，他們多半難以陶醉於哲學，隻可能是把哲學當作“工具”一樣來教，談不上將哲學當作“尋求信仰”的思索之路。
對於知識的概念，絕對沒想著知識明天能換來什麽樣的報酬。在我們哲學係沒想過這個問題。
經濟係有比較實際的角度。當時經濟係的學生跑仰光，他們已經開始實踐了，我們哲學係的人在思考。所以一點都沒有“知識等於若幹報酬”的感覺，沒有這種感覺。
哲學，在當代中國已經失去它高蹈的意義；過去哲學與“階級鬥爭”混為一談，而現在講一些所謂“方法論”，都非常庸俗。
“讀書要有興趣”
身處陋室，以茶館當圖書館，卻旁若無人，討論著世界級的科學問題，思考著人類生存的哲學。他們為什麽可以做到這樣呢？除了外在的戰爭壓迫，使人煥發出奮進的力量外，知識者最重要
的還是自身的素質。許淵衝先生說：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朱光潛先生的一句話。他說，讀書要有興趣，沒有興趣做不了事。楊振寧也講過，沒有興趣的事情我不做。剛開始的時候，我家裏讓我學習經濟，也有現在的下海之風。那個時候大學畢業一個月隻賺三十塊錢。但我的興趣不在那兒。
這些嚴格選拔出來的學生，他們自身有一種讀書的興趣，這種興趣非常重要。
“聯大，當時就有很多狂人，到台灣去的鹿橋也是一個狂人，在台灣寫了一本小說，叫《未央歌》。錢鍾書，狂的。你看他的《圍城》，字字珠璣。”
有興趣才有理解，有理解才有創造。然而當代往往不顧人的天性，對青少年采取強製性的學習。違背了人性，也違背了學習的規律。
創造的衝動與享受的衝動
台北的劉孚坤學長與我討論一個問題：人為什麽要創造？他說，這是人的一種需要，創造本身就含有一種享受在裏麵。
羅素在《社會結構的理論》這本書裏提道：人有兩種衝動。第一種衝動是創造性的衝動，第二種衝動就是占有的衝動。羅素講，要盡量地發揮創造的衝動，而減低和不要那個“占有的衝動”。應是享受的占有的衝動。
我的講法稍微有點不同，追求利益的衝動也要有，但是這個追求利益的衝動是融合在創造衝動裏麵的。
可是，光去創造而不求享受，隻有少數的人是這樣的。我創造了以後，我就不要了，留給別人。少數的人可以成為別人仰慕的一種目標。但這不是一個全體的狀況。
可是劉學長依然堅持：“創造的衝動裏麵帶有占有衝動。占有的衝動是融合在創造的衝動裏麵的。這是我和羅素講法不同的一點。這不隻是我的理論，現實中就有。”對於靠靈性和思想勞動的人，這兩說都能成立。創造本身在勞動的時候都在享受，同時也需要從創造的結果中得到物質的回報。劉說：
享有的衝動融合在創造的衝動裏麵，你創造了就有，結果就融合在裏麵。這才是理想的。其實現實中就已經有這種情形，一體的，享有的衝動融合在創造衝動裏麵。它不是兩個東西的和諧，而是並成一個東西。
哲學思考可以磋商，劉學長也許忽略了另外一麵。但正是這種精神的追求、創造的享受，貫穿著西南聯大學子們戰時的學習生活。
書桌上的公式
在南開大學靜湖畔，陳省身先生住在一幢袖珍型的小樓裏。樓下是餐廳與客廳。電梯上去，門一開就是書房。書房可稱為跬步之齋。陳先生的輪椅一進去，就再不能進什麽人了。
我說，這書房太小。陳先生說：“夠了。”
在書桌上放有一頁紙，上麵寫著幾道數學公式。陳先生說，這是他正在思索的問題。助理在旁邊說，就在上個星期，陳先生忽然又解決了一道多年未決的數學難題。陳先生對我說：
數學和生活不是分開的。你想不通的時候，就放下它，去生活、去處理別的事情。但是它在你的腦海裏，它自己在思索。忽然，就有了答案。所以我有個習慣，問題想到哪兒，就寫在一張紙上，放在桌上，不管它。這就是我想到的地方，會想怎麽往下走？結果總是這樣，一段時間過後，或者是受到其他問題的啟發，你忽然知道下麵要怎麽做了。
曾經以為，數學是非常有奧秘的學問，抽象並且脫離生活。原來數學也同人文一樣，可以在人生中得到演進，煥發出靈感。
這種思考的方法與習慣，是否與當年西南聯大在昆明時候的住所條件和動蕩環境有關係？陳先生說：“當然有關係。人在任何環境下都要學會思維。”
陳省身不僅是一位數學的巨人，也是一位思想的巨人。中國古人說的“貧賤不能移”，還不隻是一個抽象理念，它是一個具體的生動的思維活動。什麽時候這個活動停止了，那麽，作為學者的意義就消殆了。
“要看到世界”
哲學史家任繼愈是一位與聯大相始終的學人。他在聯大念書，後來又在聯大教書。他說：“八年我都在那兒。我當研究生三年後就教書了。後來我在那兒教書，是聯大的教員，前後九年。日本投降以後，沒有立刻搬回來，第二年才搬回來。”
當年他的導師有兩位，一正一副，賀麟是其一。任說，導師對他的教導，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要看到世界”；一個是“文理不能分割”。“中國當時的時代精神，就是放眼世界。你研究中國，你也要了解世界；你研究古代，要了解當前。所以到現在，甚至以後也是這樣的。你了解局部，非得從全部著眼。”他認為，現在大學學科越分越細，有弊病。學生出了那個圈子後，不會思維，不會聯係。
除了題目做得很深以外，他知道的很少，他上不去。他那個小範圍他很清楚，很頭頭是道，出了這個圈他很茫然、很無知，這是沒有發展前景的，前景一定會受限製。
對外看到世界，對內打通各學科與各界，這才是真正的宏觀意識。所謂知識構架，人生觀、世界觀，莫不起源於此意識中。
要看到世界。文理不要那麽分割，國內外、古與今、中與外，都要融匯進來。因為文化本身是一個綜合體，為了教學方便，分了這個係、那個係，課講起來是方便，但對真正接受的、培養的人來說，要把知識湊合在一個人的腦子裏，湊合成一個整體。
高等教育一個最大目的，就是要打開視野，打開胸懷。對於世界的認識，絕不是用文科或理科這樣的界線可以分開的。
2007年秋，我到南沙溝探望任繼愈先生。先生拿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兩枚校徽，顏色有別，分學生和教師所佩戴。他說：“這兩件東西，送給你是最合適的。因為你對比有這個感情。”一枚是他當學生時的，一枚是畢業後他留校任教時的，背後的號碼就是任先生當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身份號碼。西南聯大隻有八年，像這樣上完了學，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這兩枚校徽也很難得了。
還有一句話他沒有說：曆經七十年，滄桑動蕩，這兩枚校徽還在。這兩枚校徽，曾經千百次地被青年任繼愈別在胸前，紐在前襟，它們是那些極其珍貴的歲月之證明和紀念，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不料，那就是我最後一次在任先生的家裏與他交談。
中美教育比較
楊振寧聲稱他身受中美兩個國家最典型的教育，所以他進行了回顧與總結：“在西南聯大畢業後，我念的東西很紮實，我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去念研究院。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物理係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我就覺得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對於物理學的想法，或者是他們作研究的態度，和在昆明西南聯大有一個分別。”這種不同裏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說，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物理係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一位是費米，一位是泰勒。費米當時是四十幾歲，是1901年9月29日出生的。前不久全世界六個地方慶祝他一百周年的生日。費米當時是世界最有名的幾位物理學家之一。1942年12月由他給人類製造出來第一個核反應堆，等於給人類發現了一個方法、一個新的能源。以前的能源不管說火也好，燃燒油也好，燒煤也好，都是化學的，把化學能解放出來，就變成了普通的能源。費米的這個工作使得人類得到一個新的、更重要的、更強的能源，就是核能。這是他對於人類巨大的貢獻。
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當時還年輕，還不到四十歲，叫做泰勒。泰勒後來非常有名，他當時是美國最早設計氫彈的主要人才。
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跟他們兩位有了很多的接觸，發現他們做學問的態度跟西南聯大物理係做學問的態度不一樣，總體表述就是好像不那麽嚴肅。
尤其是泰勒。你走在走廊裏看到泰勒，他抓住你就說：我剛剛有一個好主意。於是他就大講一套。多半這主意都是錯的，但是他不怕講。於是你跟他說，到黑板上去討論幾分鍾。然後你說，你這個辦法好像不太對，應該怎麽樣改一改，他立刻就接受。他能很快地就跟你討論起來。泰勒一天至少有十個新主意，其中有九個半都是錯，不過沒有關係，假如一個人一天有半個正確的主意，這就不得了呀。
這就是泰勒做研究的辦法：一個是主意非常之多，興趣非常之廣，隨時都在試新的想法；另一個是不怕跟人討論。
中國的傳統教育，有一點是教你不要亂開口，你還沒想清楚不要講。美國的教育哲學跟中國的教育哲學是兩個極端。“歐洲是在兩者之間，比較接近於美國；日本呢，大體也在這兩者之間，比較接近中國。”
當今中國青年出洋留學者大增，可謂浩浩蕩蕩。但是其中幾人有如此清醒和自覺的認識？
這種教育的哲學，都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新的主意很多。這個裏頭雖然錯的很多，沒關係，你過些時候就懂了，對自己就是一個新的發現、新的認識。這個辦法也有它的壞處，它有一個啟發，有一個思維上的跳躍。這對於有的學生來說有壞處，因為他跳得太多了，以後他自己不太清楚，底下不瓷實。
比如說小孩玩積木，美國的教育哲學是讓小孩趕快把這個積木搭起來，他可以有一個構想，很快就可以搭起來，可是底下常常是不瓷實的。因為不瓷實，危險的地方是要塌下來的，那簡直是糟極了。中國就不是這樣，中國是一塊搭一塊，慢慢砌上去。砌上去以後，它不坍塌，因為它底下是很鞏固的。所以這個方法有好處，也有壞處。
楊振寧的體會，對於留學的個人，對於當代教育工作者，對於教育學的研究，有非常生動和宏觀性的意義。
我非常占便宜的地方，可以說是我一生很幸運的地方，就是我把兩個好處都學進去了。我在中國有瓷實的基礎，所以我同美國和芝加哥大學的同學（這些同學都是很有名的物理學家，有好幾位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一比，像考試，他們不能夠跟我比。因為我從前念的知識，念得非常瓷實。他們沒有念得那麽瓷實，這點上我占了一個很大便宜。
到了美國發現，原來泰勒和費米，他們的著眼點不在考試。那麽過了些時候，我漸漸了解他們，也學會在什麽地方發現問題，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吸取了他們這個精神，所以我非常幸運，把兩種教育好的地方都吸收進來了。
一個善於總結思想方法的人，才可能有大的成就，楊振寧在這方麵是相當自覺的。這是一個人早年人文基礎寬厚與紮實的成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