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兩岸

台灣省自1895年4月17日，中國甲午海戰清朝失敗後，被迫割讓給日本。至1945年10月25日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日本歸還中國。（《英國大百科全書》中文版第7期詞條：“台灣”）

當時代從“清朝”更迭為“民國”，國人並沒有忘記被割讓的台灣。出身中國著名世家的陳寅恪將自己的女兒取名“流求”，表達了中國人民“絕不放棄”的國土情懷。這與聞一多先生“七子之歌”異曲同聲。

台灣複歸中國，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成果，對於中華民族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它意味著雪洗“甲午戰爭”的恥辱；它標誌著推翻封建王朝的中國人民已經爆發出巨大的愛國熱情，所以能夠承受艱苦卓絕的抗戰，從而使世界承認了自己國家的獨立性與尊嚴。

然而由於“國共”內戰，人們的注意力被轉移，當時對“台灣回歸”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與認識。很快地中國就進入了“兩岸對峙"的漫長年代，以至內地的人們對台灣收複後的過程一直是隔膜的。

“兩岸”成為大陸和台灣的特指：一個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分界；而“一個中國”的原則卻是雙方共同遵守的默契。至2008年，共產黨與國民黨重建合作，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跨入一個新格局。今日之台灣，對於中國非常重要，它的意義不止是在國防與軍事上“不沉的航空母艦”；台灣和內地不同的發展模式，表明中華民族在振興之路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遠在昆明的西南聯大就有畢業生分配赴台，參加政府接收；至1948年國民黨撤離大陸，西南聯大幾位校長和一些著名學者、學子隨之登島。聯大學人在島前後總數約三百人。他們致力於去除“日本化”，投身土地改革、振興農業、重建教育，對台灣的經濟起飛和政治民主化，發生了不可取代的作用。這些在大陸都鮮為人知。

在大陸，西南聯大則為新中國的建設儲備了一批高端人才，這在過去那個被國際世界封鎖的時代彌足珍貴，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兩彈一星”工程的巨大貢獻。在日本人狂轟濫炸昆明的二十年後，新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在爆炸原子彈的命令書上簽字的，就是當年的西南聯大學子鄧稼先。此外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等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方麵，聯大人也起到最骨幹的作用。

而在1957年，聯大學子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由此成為最先來往於“兩岸”的科學家。西南聯大學人一直是“兩岸”聯係紐帶的中堅力量。台灣的學人們在曆史的波濤中顯示出“本是同根生”的民族血脈和不可分割的凝聚力。

鄧稼先：“人傑”與機製

鄧小平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1999年，大陸對“兩彈一星”有功人員舉行了隆重授勳，在二十八位功臣中，有八位是聯大的教師和學生。他們是：趙九章、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楊嘉墀、朱光亞、王希季、鄧稼先。

“這些人，都是一個人就代表著科學進程中‘一個台階’的寶貴人才。有時候失去他們中的一位，中國原子彈等重大工程就會遲緩很多日子。”當空氣力學專家郭永懷在空中遇難時，鄧稼先曾經這樣沉痛地說過。這是一批成長於戰時大學的學子們，建國後，他們從海外毅然歸國，撐起了大陸和平的天空。正是他們這代人為新中國創造的功績，使人們重新認識到，戰時大學在八年戰火中堅持“弦誦”的價值。

我見到朱光亞時，他和妻子住在一棟警衛嚴密的小樓裏。他告訴我，為了不給人們增添麻煩，他基本上不出門。雖然也很想回到雲南去看一看昔日上學的地方。他們夫婦把聽音樂作為消遣。朱光亞說：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新中國誕生了。我們當時比較要好的少數同學，專門找一個地方慶賀了一番。那個時候我已經萌發了願望，同時我學業已經結束，學位考試都完了，所以就非常想回來。

朱光亞為我們拿出一些在美國留學時期的照片。其中一張，留學生們在林間圍坐野餐，而朱光亞站在中間讀一封從大陸寄來的信。

1950年初，我是三四月份回來的。那時感覺到要快點回去。一方麵有家庭的關係，那時候我還沒有對象呢。我的父親年老，希望我回來；主要是感覺新中國成立了。我們當時有一個小的集會，大家的情緒很高。在美國時研究生搞同學會，我也曾經在同學會跟大家一起討論。不少同學都覺得，應該學完了趕快回去。成立新中國了，應該投身到自己的國家裏麵，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做一點事，盡我們的一份責任。

我到過王希季的家，他是雲南人，被譽為中國的“火箭之父”。中國的第一代火箭和衛星都是他設計的。王希季從聯大畢業後，懷著科學救國、科學強國的理想，先後投身軍工製造業和電力工業，後來也留學美國。歸國後，他最早提出了中國必須爭奪“天疆”的理念。

我訪問郭永懷的妻子李佩，她也是聯大學生。李說，當年留學生們常在她們家開會，商量歸國的事情。郭永懷非常堅定。為了能夠順利回國，郭永懷不惜燒掉自己曆年的研究資料，他說“最重要的東西都裝在腦海裏了”。

任之恭教授回顧戰時歲月時曾經說：“我常常為沒有獲得直接的成果而沮喪。然而，由於看到昆明經曆了戰爭的青年科學家的力量和潛能，我覺得有一種難以用語言表達的豐富經驗和極大滿足。”

鄧稼先，西南聯大學子，抗戰勝利時留學美國，後毅然歸來，為中國原子彈工程貢獻直至犧牲。他的思想、經曆和奉獻，正是那一代學子的優秀代表。

鄧的夫人許鹿希，是北大校友、“五四”前驅許德珩的女兒。許、鄧兩家是世交。鄧稼先歸國後，在兩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之間，誕生了一個輕鬆寬裕的小家庭。命運的改變從1958年8

月開始。許鹿希說：

1958年以前，鄧稼先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做副研究員。那時候調動工作，把他調到二機部，二機部是核工業部，做理論部主任。調動那天，錢三強先生跟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要你做這個工作，怎麽樣？”鄧稼先聽了這句話，心裏就咯噔一下，馬上就明白了，這個大炮仗就是原子彈。他當時就問，我能行嗎？錢先生跟他講了一些道理，他就服從調動。當時家裏負擔很重。兩個孩子很小，兩邊的父母都有病。鄧的父親是肺病，母親有哮喘病。

他就跟我說了這麽一句話，家裏的事，他不能管了，都靠我了。那時候我三十歲，鄧稼先三十四歲，那是1958年。我們的孩子一個四歲，一個兩歲。可是我看他那麽堅決，我就說我支持你。

鄧稼先的人生之路從此走上了這樣的三步棋：拋妻離子，步入險境，死而無憾。

後來我們倆談了很久，他談了很多日本人怎麽欺負中國人的事。他說什麽我聽著。之後，他就突然一句話：“我今後的生命就交給今後的工作了，為了幹好這件事，就是為了它死了也值得。”他說這句話，我就掉眼淚了。

參加國防項目，有“六不準”。諸如：不準與親友聯係通信，不準告訴他們自己的去向，不準發表學術文章，不準參與學術活動……等於這個人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因為要失去個人的學術活動，有的人就中途不幹了。許鹿希對我們說，參加這個國防工程的前後有十多萬人，有許多人得了白血病，有人失明。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獻身於這樣一個荒野上的事業，成敗不知。進入那個瘋狂的“文革”年代後，還隨時可能獲罪。鄧稼先就這樣義無反顧地去了。家屬都不知道他在哪裏，通信、聯係也要通過組織。楊振寧後來說：“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途徑的話，他仍會選擇他所走過的道路。”

當鄧的母親病危的時候，他是不知情的。因為事前他已經同意這樣的組織約束。許鹿希說：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時候，鄧稼先在新疆的羅布泊基地，看判讀結果。他們的黨委書記就給鄧稼先一張飛機票，說你趕快回北京，那時候才告訴他，他母親病危。在這以前，我怎麽樣也沒辦法把他搞回來，他領導說，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母親病中已經昏迷很久，難以維持了，就在醫院等著。

吉普車準備好了，加滿了油，兩個司機，輪流開車。從羅布泊，新疆的戈壁灘上，開車到烏魯木齊的飛機場，飛到北京西郊軍用機場。下飛機後，把他直接帶到醫院，讓他看他母親最後一麵。

在他母親床旁邊，放著一張新聞公報，那時候叫“號外”。他父親、母親才知道他是幹什麽的。

鄧家父母此時的心情，是焦慮與欣慰兼有之。當年，鄧稼先在日寇占領下逃離北平，去昆明考西南聯大，父親鄧以蟄對他說過：“孩子，要學科學，學科學對國家有用。”建立中國國防，這是幾代人的願望。楊振寧說：“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崇高奉獻精神的兒子。”楊認為，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在中國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中國的情況太特殊，需要付出的東西太多，已經超出一個科學家所能，隻有鄧稼先這樣無私的樸實的人才能做到。

在鄧稼先這一批人的身上，積澱太深了；不僅積累著中國現代最高科技的力量，更寄托著幾代人和整個民族不甘淩辱，獨立自強的希望，所以他充滿了自我犧牲的精神。許鹿希回憶：

過了幾天，中科院的副院長嚴濟慈先生到我父親家。嚴先生跟我父母都是留法勤工儉學時的朋友，很熟的。嚴先生到我家裏，我爸爸就說，搞出原子彈來太好了。他問嚴先生：是誰有這麽大本事把中國原子彈搞出來了？嚴濟慈先生就笑得要命，哈哈大笑，說：“你問我？你去問你女婿去啊。”這句話才真正把這個事給挑明了。這時，我們全家人才知道鄧稼先是搞原子彈的。

鄧稼先在1985年得癌症，發現的時候，已經很晚了，他1986年去世。許鹿希給我看一張照片，是楊振寧到病房最後看望老友，兩人站在一起，年齡較小的鄧卻顯得如此蒼老和虛弱。這時鄧的嘴角上帶有血絲，全身大出血，不久就逝世了。而另外幾張，是鄧稼先當年在美國時與楊振寧的合影，鄧是那麽高大帥氣，英姿勃勃，明顯比楊要年輕。照片中鄧稼先與楊振寧的弟弟在做一種滾球遊戲。鄧稼先早逝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身體大量地接受輻射，遭到核汙染。許鹿希：

鄧稼先在1958年8月接受任務的時候，他已經下決心為這個事業不惜一切。我了解他的心情。因為我們受過日本鬼子的侵害。對他生命最大一次的威脅是：我們曾經失敗過一次。有一次一顆彈從飛機上掉下來的時候，應該是拿降落傘慢慢落，落到一個高度；可是沒有降落傘，它是自由落地，又有風吹，它就跑得很遠，完全摔碎了。摔碎的彈片，大概有半個足球場那麽大一個彈片，全摔碎了。當時是“文革”剛剛完，那個降落傘沒有造好。等到這個倒數起爆的時候，沒有蘑菇雲，沒有響動。到底這個核彈哪去了？派了很多防化兵去找。可是防化兵不認得那個摔碎的彈片。鄧稼先就親自去找。

每一次爆炸之前，要專家簽字。一般都是鄧稼先親自簽字。簽字就是他對祖國負責。而這一次，鄧稼先簽好字以後，這個彈沒響。許回憶：“基地的領導說，老鄧，你不能去，你比我的兵值錢。他說這麽懇切的話，讓鄧稼先不要去。鄧稼先當時顧不了這些，立刻上了吉普車就走了。跟鄧稼先一起上吉普車的，有二機部的趙副部長。”

吉普車在那個戈壁灘上到處找，大致知道方向。鄧稼先一下子看到了摔得很碎的一大片。他就對趙副部長說：“你們停住，你們進去沒用。”把別人都隔在外麵，他自己去。

他進去，彎著腰，一步一步在地上找。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摔碎的彈片。他當時什麽也不顧了，他就用手把那個

東西捧起來。這是有非常強的放射性物質，對人的損害是不得了的。一看，他就知道沒有核爆炸，隻是摔碎了。他退回來，跟趙副部長說：平安無事。

中國人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鄧稼先此狀更危於“虎穴”。他是用生命在對抗核輻射。事後查清，是降落傘出的問題，不是鄧所負責的方麵出的問題。這一次留下來了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高個子的就是鄧稼先，矮個子的就是趙副部長，他們戴著白帽子、白口罩，穿著白衣服、白褲子，站在戈壁灘上。這個是他退出來了。忽然要求拍一張照片，手捧著彈片，以後身體就非常壞了。

鄧稼先當時主動提出拍一張照片，他知道這就是他的生死極限。其實現場所有的人也都知道這個分量。這令人想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類殉道的話。這件事情一說出來就引起了我們攝製組強烈的震動。一個核武器研究的總負責人，親臨現場自己去接受致命的核汙染。為什麽鄧稼先這麽重要的科學家要親自去現場遭受這樣的核輻射？

鄧稼先所處的那個時代和環境，不允許人們進行科學的判斷和分析。他和自己的科學家團隊時常處於被“批鬥”和入“學習班”的衝擊中，有一次學習班還打死了一名炸藥專家。核試驗隨時會被無理停止。許說：

科學是允許試驗、失敗、找出原因、再改正、再失敗、再找出原因，最後才成功的，沒有說那麽順利，一次就成功的，不能說一點彎路不走；走一點彎路就說你是“反革命破壞”，說你是“反動學術權威”。那時候不講理，利用完全不懂的一些年輕人亂喊，失敗就說是破壞。

在住院的最後日子裏，鄧稼先對自己的事業進行了最後的交代。

當時國際上別的核大國核武器已經到了理論極限，這核武器差不多到了一個極限就不能再做了。這個時候別的核大國就會壓中國，不讓中國再做。中國必須趕在沒有簽訂“核禁試”之前，也把中國的核武器達到理論極限。他在病床上向中央寫了一封建議書——在他以後中國核武器應該怎麽樣發展。

1996年7月29日，在鄧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中國做了最後一次核實驗，第四十五次。挑這一天，就是一種紀念。第二天，1996年7月30號，人民日報大字標題“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申明，中國從今天起，暫停核實驗”。中國在聯合國合約上簽字了。

鄧稼先的最後留言是：“我死而無憾。”這句話，令堅強者流下更加堅強的眼淚。

那天在鄧家小屋，采訪結束時，有人問到“獎杯”，許鹿希的嘴角上出現一絲不易察覺的表情，她始終沒有拿出來這東西來。她珍重的是這個小屋裏的每一件遺物。她讓我們一一地拍攝了鄧稼先的眼鏡、茶杯，還有電話和折疊椅。許鹿希有一股氣概，不愧名門之後。她懂得鄧稼先的人生追求。

在這個簡樸的小屋裏，我想到了中國古老的傳說“鑄劍”：當鑄劍人的女兒跳進熊熊大火的熔爐中，寶劍得到“人”的祭獻，而鑄造成功。這就是傳世的莫邪寶劍。一個民族要有自己的防身寶劍、正義之劍，這把劍也是用報國誌士的生命鑄就的。鄧稼先是為這個民族而生的誌士。許鹿希說：“沒有一個國的核武器是一批科學家幹完原子彈的。幹完原子彈、幹氫彈，幹完氫彈、幹……我知道別的國家都是換人的。鄧稼先他們是從頭幹到尾，幹一輩子。所以這一輩子對他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西南聯大校歌裏唱出：“中興業，須人傑。”“人傑”，並非隻是有一技之長，或有數技之異者。他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雖千萬人，吾獨往矣”的英雄。苦難的中國，是人傑輩出的國家，這份最可貴的資源，不是金元可以交易的。

我時常在想這個問題：中國與美國有著完全不同的“立國”基礎。美國靠最先進的機製和金元霸主的優勢來結構這個國家，它的人才和資源是從全球各個地方，通過市場的競爭網羅而來的。所以美國必須保證它永遠處在發展的前沿和高端，它才會有這種吸附的力量。一旦失去這個優勢，情況很難預料。

而中國，近代史上數百年之久都一直在最糟糕的體製中掙紮。它是靠著本土的人們對於這個民族的摯愛和信念，自覺地付出與獻身來維持和渡過危機的。中華民族的存在與發展的力量，源自它深層的文化精神和凝聚力。那些堅守本土，與自己民族在一起同進退的“人傑”，對於中國的生存功不可沒。

在世界上很多弱小民族落後地區的曆史上，都會產生這樣的“人傑”，他們有如聖賢一般的道德光芒和獻身的精神，感召和引領著那些不幸的人民。例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緬甸的昂山季素。他們與自己的群體之間差距非常大，有如神與凡人。相反，在那些機製比較合理的發達國家，如歐美，則不太會有這些超群人物；即使是國家首領，也不過是一個單純的政治人才而已，在個人道德方麵並不完整。因為他們是靠機製作保障的，領袖人物受到製約，即使有些缺陷也無傷舉國利益。在這樣的社會裏，領導與群體的素質，基本上沒有多大差距。

“人傑”是一種奇跡，卻往往是對個人幸福和人生的違背，“人傑”為總體而犧牲，拯救在苦難中的國家和地區。而“人才”則比較正常和自然，他們是以維護個人權益為原則的，他們屬於“市場”與交易。正常社會的道德，應該不是以犧牲個體生命與生活為要求的，正常的道德隻是對於人與社會關係的規範。

我又開始思考，在“機製”與“信念”之間，事情的發展並不是絕對的，二者也在發生著轉換與互動的關係。一個好的機製，好的生存發展環境，會令人們發生好的信賴之情和信仰，它所提升的是全民的普及的一種道德規範。而一個惡劣的機製，卻會毀滅人們的信念與情感，結果是總體的道德滑坡，即使出現個別的獻身英雄，也難挽救大局。正如胡適所說，有好的機製，才能保證好的道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