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劇組“病號”多

說拍到第四部的時候，大家就跟離休幹部一樣，雖然是玩笑話，但卻是真真的大實話，第四部時，很多演員身上都有病，都是堅持著拍完這部戲的。《重案六組4》籌備時，張潮被檢查出患了很嚴重的膜性腎炎，危及生命。他沒有告訴大家，若無其事的堅持工作。

他知道《重案六組4》能夠開拍，耗費了很多人的精力，如果他走了，那這部戲就拍不下去，就要前功盡棄了。為了《重案六組4》的順利進行，他留在了組裏，每天靠吃藥打針維持。為了在熒幕前呈現出好的狀態，張潮不能服用激素藥（人吃了激素藥會激增肥胖），選擇吃一些別的藥代替。但那些藥的效果畢竟不好，張潮當時的兩條腿腫地很嚴重，手按下去就是一個坑，半天也恢複不了。還有他的腳腫的已經穿不上警鞋了，當時有人給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把他的鞋後跟絞開，讓他當拖鞋那樣穿著，褲子遮蓋著，這樣看不出來什麽，他也方便一些。

大家都勸他停工去醫院接受治療，可張潮堅決不幹。沒有張潮的戲時，我就找來幾塊冰塊，讓他敷腿，但這些對緩解張潮的病痛基本沒什麽作用。那時候，他的身體什麽營養都吸收不進去了，狀態特別不好，馨竹等幾個重犯探班時看到她們的鄭大大病成這個樣子難過地哭了，但就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張潮堅持一場不落地拍完了所有的戲，才去住院。

而住院並沒有讓他的病情得以緩解，當時對張潮病情最有效果的一種藥叫做丙種球蛋白，這種藥很難弄到，一個醫院的院長也隻能批幾十盒，我當時急壞了，四處托人找關係，拜托朋友們幫我務必要找到這種藥。

最後我舅舅從上海托關係終於買到了二十五盒丙種球蛋白，張潮知道這件事後，打電話向我道謝，電話裏他的聲音哽咽了，說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說：“你沒事吧，咱倆誰跟誰呀，別說那些沒用的，你這家夥別再逞能了，倆字：認慫！”

雖然我嘴上嘻嘻哈哈的沒個正形，但心裏很是感動，一些話到了嘴邊就是不好意思說出口。在這裏，我是真的想對張潮說，謝謝你的堅持，沒有你的堅持，也就沒有現在的《重案六組》，真的謝謝。

除了張潮的“生死危機”之外，我在拍《重案六組4》時，也經曆了一次生死的考驗，差點掛掉。

那是殺青前幾天的一場夜戲，要拍我和邢岷山驅車到一家賓館，去裏麵調查一個案件的戲份。我記得當時大概是淩晨兩點多鍾，當我和邢岷山趕到拍攝現場的時候，導演和工作人員正在現場布置。

經過長期高負荷的拍攝工作，整個劇組的工作人員都進入到了一種極度疲憊的狀態，每個人都是強撐著最後一點能量在工作。包括我自己也已經是強弩之末，精神各方麵都不是很好了

我在等待拍戲的間隙，看到了賓館的推拉門虛掩著，我就上前，想把門關好，可沒想到，我的兩隻手剛放到門把手上，我的身體就開始不受控製的顫動，然後“啊啊啊啊……”慘叫起來。我明白自己觸電了。

但我明白沒用，得別人明白才行。當時，導演還有攝像，離我有大概三十多米遠，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在幹什麽，周圍其他的人也不清楚我在叫什麽。當時唯一注意到我不對勁的就是邢岷山，他當時在挪車位，看到我背對著他在慘叫，就立馬從車裏衝了下來，想要把我拉開。

這時，站在我旁邊助理董亮和演門童的一位群眾演員可能是覺察到怎麽回事了，他們搶先邢岷山一步，飛起一腳，把那扇推拉門踹開，我一下子鬆開手整個人向後仰倒，被衝上來的邢岷山一把抱住。後來，我在地上癱坐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

。兩隻手滾燙滾燙的，就像快要燒熟的烤肉一樣。

事後我才知道，現場拍攝的機器接通的是賓館裏的電源，在我來之前，工作人員在試機器的時候，可能來回搬動機器，導致接著電源的電線上那層絕緣體被推拉門磨掉了。

而我們拍攝的那個賓館的推拉門和一般常見的賓館推拉門有些小區別。一般的推拉門都是中間一塊玻璃，上下兩個不鏽鋼的門把手會是分開的。但是我們那天拍攝的那扇推拉門的門把手，它的把手是從上邊兜到下邊，基本就是一個導聯體。

在電線的絕緣體被磨掉後，這扇門就成了一個大的導電體，偏偏我還要不知死活的往上摸，結果我兩手一抓門把手，剛好抓了一個正負極。

後來，據邢岷山說：“我從來都沒有聽過王茜這麽慘烈的叫聲，好像瘋了一樣。”

拍了那麽多警匪片，什麽樣的爆破、飆車、打鬥的場麵，我沒見過，每一次都能安然應付，沒想到的是，大風大浪都闖過來了，卻在小小的玻璃門前“栽”了一下，差一點為這部戲“獻身”。

事後，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我的朋友們聽時，他們都目瞪口呆，問：“然後呢，然後呢？”我使勁回憶了一下，告訴他們，“然後，我就把自己的戲拍完，接著回家洗澡睡覺去了。”

回想起那次的“夜半驚魂”，我雖然覺得有些好笑，但其實心裏也挺後怕的，如果當時不是那個門童反應快，提前把門蹬開。等邢岷山抓住我，他也會被電擊到，而且電流通過我打到他身上，他恐怕會傷得更嚴重。

哎，傷的傷，病的病，就連一貫堅強的“鐵胃科波菲爾”導演在拍完戲後，也因糖尿病直接住進了醫院，出院後又在家休養了好一陣子，才漸漸恢複元氣。說我們這個劇組是“病號”劇組真是不為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