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這家夥
這是金庸的語錄,大家可以看看
一
人的性格很複雜。
平常所說的人性,民族性,階級性,好人,壞人,等等,都是極籠統的說法。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樣遺傳,在同樣的環境中成長,即使在小之時,性格已有極大分別。這是許多人共同的經驗。
我個人的看法,小說主要是寫人物,寫感情,故事與環境隻是表現人物與感情的手段,感情較有共同性,歡樂,悲哀,憤怒,惆悵,愛戀,憎恨等等,雖然強度,深度,層次,轉換,千變萬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卻每個人都不同,這就是所謂個性。
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泊與祝英台,賈寶玉與林黛玉,他們深摯與熱烈的愛情區別並不大,然而羅密歐,梁山泊,賈寶玉三個人之間,朱麗葉,祝英台,林黛玉三個人之間,性格上的差異簡直千言萬語也說不完。
西洋戲劇的研究者分析,戲劇與小說的情節,基本上隻有36種。
也可以說,人生的戲劇很難越得出這36種變型。然而過去已有千千萬萬種戲劇和小說寫了出來,今後仍會有千千萬萬的戲劇上演,有千千萬萬種小說發表。
人們並不會因情節的重複而感到厭倦。
因為戲劇和小說中人物並不相同。當然,作者表現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風格,是作者個性的一部分。
二
小說反映作者的個性與想象。有些作者以寫自己的經驗為主,包括對旁人的觀察;有些以寫自己的想像為主,但也終有一些直接與間接的經驗。武俠小說主要依賴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卻總與經驗與觀察有關。
詩人與音樂家中有很多神童,他們主要抒寫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經曆與觀察。小說家與畫家通常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當然,像屈原,杜甫那樣感情深厚,內容豐富的詩篇,神童是決計寫不出的。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與他自己有關,或者,寫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
到了後期,生活的經曆複雜了,小說的內容也會複雜起來。
我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寫的是我小時候在故鄉聽熟了的傳說--乾隆皇帝是漢人的兒子。陳家洛這樣的性格,知識分子中很多。杭州與海寧是我的故鄉。《鹿鼎記》是我到目前為止的最後一部小說,所寫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宮,朝廷,荒島,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韋小寶這樣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半個。揚州我從來沒有到過。我一定是將觀察到,體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適應環境,講義氣。
三
中國的自然條件並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極多。埃及,印度,希臘,羅馬等等古代偉大的民族消失了。中國人在極艱苦的生存競爭中掙紮下來,至今仍保持著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當然是有重大原因的。從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理論來看,大概主要是由於我們最善於適應環境。
最善於適應環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遺憾的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競爭中往往是失敗的。
中國曆史上充滿高尚者被卑鄙者殺害的記載,這使人讀來很不愉快。然而事實是這樣,盡管,寫曆史的人早已將勝利者盡可能寫得不怎麽卑鄙。曆史並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是好人得到最後勝利。
宋高宗與秦檜殺了嶽飛,而不是嶽飛殺了秦檜。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們取得勝利的手法卻不怎麽高尚。例如唐太宗殺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雖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見得比他更高尚。
其它國家的曆史其實也差不多。英國,俄國,法國等等不用說了。在美國,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國白人高多少。
從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凡是有利於本國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事。但人類一致公認的公義和是非畢竟還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類在進步,政治鬥爭的手段越來越文明,卑鄙的程度總體來說是在減小。大眾傳播媒介在發揮集體的道德製裁作用。從曆史的觀點來看,今日的人類遠比過去高尚,比較不那麽殘忍,不那麽不擇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產物,野蠻人之間沒有道德。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進了皇宮,皇宮以是最不證明道德的地方。在教養上,他是一個文明社會中的野蠻人。為了求生存和取得勝利,對於他是沒有什麽不可做的,偷搶拐騙,吹牛拍馬,什麽都幹。做這些壞事,做來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蠻人,決不會以為吃人肉有什麽不該。
韋小寶不識字,孔子與孟子所教導的道德,他從來沒有聽見過。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或者,孔子與孟子是歸納與提煉了中國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係統的說了出來。韋小寶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宮中的野蠻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會接受中國社會中所公認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會後,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範與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極少,但隻要信替,通常不敢違反。江湖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勿視。
中國社會中另一項普遍受重視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與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孝”是確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則;“法”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於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神聖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與“愛國”之間可以劃上等號。
“孝”本來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征,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規條。“孝道”與“禮法”
結合,變成敬畏多於愛慕。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極少。稱自己父親為“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確定父嚴母慈是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一篇描述父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並稱之後,“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幹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與“廉”兩種德行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忍受,甚至於,“無法無天”,是蔑視權威與規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於社會之外。
甚至於,“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隻要他講義氣。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守是不遵守政治規律與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
但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人是最
大的壞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六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曆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係。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聖之時者也”就是善於適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聖人。孔子是充分體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團體(家庭,鄉裏,邦裏)中的和諧與與團結,“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一切行動以“合理”為目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午容易,要旨於不能對不起別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兩大支柱。
所以“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係並列,是“五倫”之一,是五大人際關係中的一種。西方社會,波斯,印度社會並沒有將朋友的關係提到這樣高折地位,他們更重視的是宗教,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講愛,在環境發生變化時能采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鬥爭之時,自然無往不利,曆久而常勝。
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以一個個在曆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僵屍的社會。再凶猛剽悍的僵屍,終究會倒下去的。
七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劫舍,雖然最後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遊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演義》寫的是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氣”而不是“正統”。
《封神榜》作為小說並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極大,寫的是武王伐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部分是寫哪吒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醜惡(孫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畫人性的基本貪,嗔,癡三毒),與“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三俠五義》中最精彩的人物是朝廷時期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禦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國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俠義小說。“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力,這並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俠”。“義”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平喜歡小說中重視義氣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與諸葛亮相差極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國人認為,義氣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中武鬆,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壞一切規範,那不要緊,他們講義氣,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什麽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
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氣。
“義氣”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於皇帝朝廷,造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窺,搶劫,謀殺,通奸,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國社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孝道”對繁衍種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用;“義氣”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大作用。“人情”對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衝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怒》等等中,黑手黨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的殘殺自己同黨兄弟,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氣,絕對不能接受。法國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隻重法律而不顧人情的警察,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並非不重視義氣。《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氣的史實,予以歌頌讚美。
西漢呂後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與周勃謀平諸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遊而解除兵權,終於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撲滅“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天滅酈寄為賣友。”)這種責備顯然並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確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於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一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處以極刑,身居帝位的舜怎麽辦?標準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隻是說說好聽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在“揮淚”而不在“斬”。
八一個民族的自下而上與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於生產。中華民族所以曆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極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己生產足夠的生活資料。一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曆史上曇花一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道德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禦外來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什麽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卻不適宜於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一切規範律則全部破壞,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情景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兒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種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異的、不正常的事件與人物。武俠小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傳統
道德唱反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於側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於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於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德報怨,是出於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正統是隻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的,常常與官府處於對立地位。
九
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機關槍、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與秩序,而不是破壞法律與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種行動--個人以暴力來執行“法律正義”,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於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極少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人民與政府是一體,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一定。
古代社會中俠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施之於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領,或者是反對極端暴虐、不人道、與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製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隻是精神上有一種“維護正義”的感情,從來沒有哪一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體行動。
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種廉潔或事跡,也幾十年沒聽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也敵不過一支手槍,也不必這樣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十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沒有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決不可能。隻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的突出了他善於適應環境與講義氣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一般外國人沒有這們顯著。
關於適應環境,在生存競上是優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惡的。
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能值得讚揚,不過,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環境,假如說是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正嚴明,社會的製裁力量很強,投機取巧的結果通常是很糟糕,規規矩矩遠比為非作歹有利,韋小寶那樣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適應環境,會選擇規規矩矩的生活。雖然,很難想象韋小寶居然會規規矩矩。
在某一個社會中,如果貪汙、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潔身自愛更有利,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製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與製度。就像《官場現形記》等等小說一樣。
十一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生活中憑添不少溫暖。在艱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充滿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軌道,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係。拉關係、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於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隻有法律,沒有人情;隻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鐵麵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麽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並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隻是敘述在那樣的社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你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家夥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麽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隻是一個簡單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於(不擇手段地)適應環境和注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台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者問到我的意見,於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這裏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後的感想,與寫作時的計劃與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布局、史實的研究和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與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的關係。
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一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麽樣一個主題。如果讀者覺得其中有什麽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自己所作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幾部小說中,我感到關切的隻是人物與感情。韋小寶並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並不是一部重感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與韋小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衝突、又有情誼友愛的複雜感情。這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韋小寶的身上有許多中國人普遍的優點和缺點,但韋小寶當然並不是中國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種廣泛的觀念,而韋小寶是獨特的、具有個性的一個人。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典型。
中國人的性格太複雜了,一萬部小說也寫不完的。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他們都不是人,但他們身上也有中國人的某些特征,因為寫這些“妖精”的人是中國人。
這些意見,本來簡單的寫在《鹿鼎記》的後記中,但後來覺得作者不該多談自己的作品,這徒然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的樂趣,所以寫好後又刪掉了。何況作者對於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總有偏愛。
“癩痢頭兒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較理性的分析。事實上,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夥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因編者索稿,而寫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拋棄,於是略加增益,以供談助。
匆匆成篇,想得並不周到。
(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