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10章
十一
分別以後，我獨自一人走回家去，眼前依然不停地晃動著楊南雁的身影，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那天在聞梅家她父親講到的楊南雁母親一九五七年的所謂曆史問題，心底掠過一絲陰影。$(n)$(小)$(說)$免費提供閱讀在我兒時的記憶中，那一段時間大人們都比較神秘而壓抑，講起話來總是隱隱約約的，我們要問起來，他們總是講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亂問。我記得那時候托兒所的牆上有一張宣傳畫，背景是一片篙草叢生的墳墓，其中一個墳墓的墓門被打開了，從墳裏鑽出一個青麵獠牙的人來，一臉的猙獰和瘋狂，還舉著一枚“滋滋”冒煙的炸彈作投擲狀。
沒想到這麽多年過去了，那些保留在我最初的意識中的朦朧記憶，又再一次地被喚回到我的眼前。
這裏是城市近郊工農混雜的地帶，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一片片平緩的山坡被開墾出來，成了為城市提供蔬菜的農地，點綴在碧綠蒼翠的山野和田畦間的，除了那早已存在的一幢幢別墅外，便是工廠裏新建的職工宿舍，一簇簇白牆灰瓦的平房高低錯落地散布在半山坡和山穀的底部。
金鱗溪從穀底緩緩地流過，兩岸是連綿不斷的竹林、蘆葦和河灘。因為是在一片環形的山凹中，空氣流動不暢，這兒的夏天常常很悶熱。早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轟炸，沿山根挖了許多防空洞。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緊張期間，為了備戰的需要，由政府組織相關的工廠對這些防空洞進行了擴挖和修葺。有些防空洞很大，也挖得很深，直通工廠的車間或者倉庫，有的直接就叫洞庫，時刻準備著一旦戰爭爆發，就將地麵的工廠轉入地下，進入戰時生產狀態。如今，戰爭似乎一時半會兒不會發生，這些防空洞就閑置下來。為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戰爭，為了戰爭時對保密工作的需要，經曆了各種各樣的戰爭並對這些戰爭記憶猶新的人們把這些防空洞封閉了起來，但這並不妨礙大家將防空洞的鐵門做成柵欄狀，讓山洞深處“颼颼”的涼氣從那些鐵條的縫隙間流泄出來。工廠的工人們大多不識字，白天又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工，沒有閑暇關注外麵的世界，於是，這裏也就成了家屬區裏的職工和家屬們交流外界消息和展示自己見識的好地方。每當夏日的傍晚，辛苦勞作了一天的人們，便聚集在防空洞口外的平地上，擺開了他們的“龍門陣”。
這天，吃過晚飯，母親剛將碗筷收起來送到廚房裏，父親便一手提著他的涼椅，一手端著他的大茶缸，弟弟和妹妹幫他拎著裝煙葉的布袋和一個破蒲扇，就去“龍門陣”了。
我有些憂心忡忡，正斜躺在床上為楊南雁母親一九五七年的所謂曆史問題發呆。這時，弟弟跑回來說：“哥，張叔叔叫你去一趟。”
弟弟說的張叔叔叫張文彬，歲數並不大，隻有四十多歲的樣子，卻是防空洞“龍門陣”裏少有的“科室幹部”，他看書看報多，消息來源廣，又很健談，不論是軼聞趣事還是時政新聞，總能娓娓道來，講得清清楚楚，是“龍門陣”中的核心人物，深得大家的看重。
由於怕招蚊蟲，“龍門陣”裏並沒有安裝電燈，隻是借助家屬區的路燈獲取最低的照度來辯識周圍的情況，當我拿著小板凳來到“龍門陣”的時候。那裏已經橫七豎八地擺滿了躺椅和小板凳，影影綽綽地坐了一地的人。張叔叔讓人們在人堆裏騰出了一塊空地，待我坐下後對大家說：“山溝裏飛出隻金鳳凰。咱們老林家的老大，今天上報紙了。剛才，我已經把報紙上寫的事給大家簡單講了一遍，現在再讓他給我們講一講事情的經過吧。”
以前，我來這裏隻是一個聽眾，從來沒有講過話，他的話讓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好在這時太陽已經下山去了，天色已經暗了下來，人們之間並不能看得十分真切，使我從容了許多，便將那麽天的情況又一五一十地講了一遍，引來人們的一片議論：
“嘖嘖嘖……那麽大的一河水，你們還敢去救人，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年青呀！……”
“瓦罐子離不得井沿上破，河中淹死會水人，還是膽子小一點的好啊……”
“火能燒死人，水能淹死人，可是死在水裏的人總比死在火裏的人多……”
“嘉陵江不是金鱗溪，哪年不淹死幾個人？就拿我們這一片來說吧，前年是老葉家的孩子，去年是老呂家的孩子……唉，隻要回來了就好……”
“毛主席遊長江，你們也要遊，你有那個命嗎？他老人家是真龍天子的命！打了二十八年的仗，手下將士死傷無數，自己卻毫發無損，想要跟他老人家比，玄了一點兒……”
也有的人起哄說：“老林家這次可出了個‘角’了，要請大夥兒看一台戲才是。”他是街道上運輸合作社裏的一名老戲迷，一個人住在我們這一片，卻不是總裝廠的職工，我們隻知道他姓吳，從小就叫他吳伯伯，高興時總愛“咿咿呀呀”地唱幾句川劇，一開口，就能看到他嘴裏鑲著的兩顆大金牙。他一時興起，便唱起來：“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發，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幾個弟子遊戲在山門下。他把眼兒瞧著咱，咱把眼兒覷著他……”
他那搖頭晃腦擠眉弄眼的樣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父親用蒲扇的把兒敲著我的頭說：“以後要是再碰到這樣的事兒，再逞能，看我不打斷你的腿！”。他以前是不太輕易地說話的，這時我看不見他的臉，可是從他的口吻中聽出來他心中有些許的得意和深深的擔心。
這時，張文彬叔叔說：“你知道你們救出來的是什麽人嗎？”
“知道，工業大學的學生，後來我們回來的路上，是工業大學的同學給他送的衣服。”
“我聽說，他是對立麵紅衛兵的一個‘頭兒’呢。”他特別地強調了“對立麵”幾個字。
“不跟我們是一樣的紅衛兵嗎？”
“紅衛兵與紅衛兵可不一樣。”
“有什麽不一樣呢？”他講的正是周文龍那天在化龍橋上講的話，我禁不住問。
“聽說他們把市委派到學校裏的工作組都趕出來了。”
有人驚訝地問：“什麽？敢把市委的人都趕出來，這不是造反嗎？”
張叔叔搖著蒲扇，淡淡一笑，說：“這次運動，越來越叫人看不明白了，我們這裏陵江大學、工業大學的一幫學生鬧事是跟著北京的學生起哄，那麽北京的學生鬧事，根又在哪裏呢？可是你們看這篇《做毛主席的紅衛兵，在**的大風大浪中前進》，怎麽看都跟北京的精神有點‘擰勁兒’，看來，這次運動跟‘反右’不一樣，跟‘四清’也不同，怕是真的要造反了呢。”
他的話有點“玄虛”，讓大家聯想到最近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和不時穿街過巷的遊行隊伍，把話題引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上。
有人問：“造反！評書裏說當年‘長毛’造反，張獻忠剿四川，殺得血流成河，長江裏流的都是人血，把四川人都殺光了。現在又說要造反，會不會也和當年一樣呢？”問話的人姓郭，叫郭巨財，愛打魚，如果不是河裏漲水，這個時候他八成是扛著他的漁網到嘉陵江裏打魚去了。
又有人反駁他說：“你說把四川人都殺光了，那麽我們陵江人又是那裏來的呢？”
我父親說：“說書人說的是，後來皇上滅了張獻忠，就把湖廣人遷到四川來，叫湖廣填四川，我們這些人往上數幾輩，都是湖廣人。”
然而，吳伯伯卻說：“你說的不對，張獻忠剿四川，沒有殺陵江人。戲文裏講的是，張獻忠大軍殺進陵江城的前一天，在城外官道上碰到一個女人往城裏在趕路，背上背著一個孩子，手裏牽著一個孩子，背上背著的孩子明顯地比在路上走著的孩子大許多。張獻忠一看，很不理解，就攔下她問‘你為什麽背著大的孩子，而讓小孩子跟著你走路？’那女人回答：‘因為背上背的是我已經去世的前房大姐的孩子，而我手裏牽著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張獻忠大受感動，對她說，明天大軍就要殺到，你回家在門上插一根柳條，我保你無事。那女人回到城裏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街坊鄰居，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結果全城的老百姓都在門上插一根柳條。第二天張獻忠的大軍得了他的令，看見門上插有柳條的人家一律不準殺，結果，全城的人都保下來了，直到現在，陵江城裏還有一條街叫楊柳街。”
於是，大家又圍繞陵江人是不是湖廣人爭執起來。
他們的爭吵讓旁邊一個過路的人聽得不耐煩了，插嘴說：“你們都扯得太遠了，講的都不對，現在不是過去了，過去的天下是皇上的天下，自從毛主席領導人民翻了身，現在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造反是為了防止那些幹部還象過去皇上的官一樣欺負老百姓，造反是要‘造’他們的‘反’……”
講這話的是葛利江的爸爸。他原先跟我父親在一個車間裏工作，是鑄造車間的澆鑄工人，前些年車間出了一起事故，他被鐵水嚴重燙傷，不能做澆鑄工了，就安排在傳達室工作。本來他也沒有文化，在解放後興起的掃盲運動中，跟他老婆一起參加了工廠裏組織的職工掃盲班，學著認了些字，後來也與大多數人一樣前麵學了後麵忘了，隻是他老婆一直沒丟，還做了俱樂部的圖書管理員。他到傳達室工作後，要收發信件和報紙，必須認得些字，於是他在老婆的幫助下發奮學習，幾年下來，竟也能看書看報了，在老工人中算得是一個識文斷字的人。由於他在傳達室工作，經常上夜班，夜裏閑來無事，有時能把當天的報紙從一版到四版一個字不落地都看一遍，所以見解就與其他的人就有些不一樣。以往，他下班回家隻是路過這裏，並不參加這裏的討論，許是今天看見他兒子的名字也在報紙上了，也有些興奮，特地站下來聽聽大家的議論，這時忍不住在旁邊插了這麽幾句話。
但他的話，讓大家都難以理解：
“造反！造誰的反？曆朝曆代，不都是造朝庭的反嗎？”
“造反！那可是‘大逆’，殺頭之罪？要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的！”
“書生造反，三年不成，五七年也有人造過的，結果怎麽樣……”
“造反，這不是又要天下大亂了嗎？”
……
天已經有些晚了，明天還要上學，遠處不斷傳來各家的母親要自己家的小孩回家洗澡睡覺的呼喊。人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走回家去，防空洞前的人明顯少了許多。
突然間，我心中有了一個想法：何不就我心中的疑團，問一下張文彬叔叔呢？
正當張文彬也欠起身子，準備收了躺椅回家的時候，我抓緊問：“張叔叔，可以問您一點兒事兒嗎？”
他又坐回到他的躺椅上，問：“什麽事兒？”
我說：“我們學校有一個同學，參加紅衛兵沒被批準，廠裏領導說是因為她媽媽在一九五七年的時候講了一些不該講的話，按您的經驗，可能是一種什麽情況呢？”
他想了想說：“一九五七年最突出的政治事件就是‘反右’，按照你說的情況，你的那個同學的媽媽可能被劃為右派分子了，不過，一九六二年的時候，絕大部分右派分子都摘掉了右派帽子，應該不會影響到其子女加入紅衛兵。”
我說：“她媽被評為右派分子，而本人卻又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麽情況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還有一種內控右派，就是被定為右派分子的本人也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好奇地問“內控右派是什麽意思？”
“隻是裝在檔案袋裏，由組織上掌握，並不對群眾公布的右派。”
“是哪種情況下才可能評為內控右派呢？”
“本人隻有並不嚴重的右派言論，實際生活中沒有右派行為，對自己的右派問題又有一定的認識，群眾沒有強烈反映，組織上認為可以留待觀察的，就可能被定為內控右派。”
這就意味著，楊南雁的母親在五七年的時候有可能被劃為了內控右派分子了。
一種隱隱約約的憂慮，霧一般地在我的心中彌漫開來。
我又想起了貼在托兒所牆上的那張宣傳畫，記得托兒所的老師有時拿它來嚇唬一幫調皮搗蛋的孩子，說：“你們要是不聽話，長大了就和這個人一樣”，大一點的孩子問老師這是什麽人，老師說右派分子。從此，一想到“右派”這個名詞，在我心中所喚起的就是一種神秘而恐怖的感覺。同時，我又想起了在楊南雁家牆上的那張照片，猜想其中在她身後的那一位將手搭在她肩上的就是她的母親。記起那是一張年青漂亮，愛意融融臉。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這張臉與宣傳畫上的那張臉聯係起來，我隻能想，肯定存在我所不知道的另外的可能性，這決不是楊南雁母親故事的真實版本。
我不明白，與楊南雁相關的事情為什麽總是揮之不去地縈繞在我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