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出走
第1卷 第五十六章 出走
我們很少和吳子俊說話了，因為如果我們叫他“吳子俊”或者“阿俊”的話，他不會搭理我們，必須叫他“”或者“ZijunWu”才會有反應。
開學的時候，他當眾宣布過：“以後你們別跟我說普通話，必須說英語！誰跟我說普通話我跟誰急！”
其焦急的心情我們是非常理解的，畢竟沒有拿到四級證書的現實對一個即將畢業的人來說是殘酷的，但是用英語跟他交流所帶來的痛苦對於我們來說也是殘酷的。
譬如你要他幫個忙，你不能說“Can U give me a hand？”，而必須說“Can you help me？”否則他會問你憑什麽要他一隻胳膊。
值得慶幸的是，四級打分方式的改革，使得拿學位證的要求降低了，吳子俊最終還是拿到了學位證。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疏遠了招聘會之後，我用前所未有的專注來做著畢業設計，在離答辯還有半個月的時候我就已經將設計、仿真、論文全部做好了，並得到了導師的點頭。
記得剛開始我媽還問我要不要掏錢找人幫做畢業設計，我說我還想幫人做掙點呢。與經濟的發展成反比，找槍手做畢設的費用越來越低了，據說數年前，做一份得一兩千塊錢，而現在幾百塊就有人幹了。
臨近畢業離校的這段日子裏，久未露麵的輔導員和專業負責人一時間都冒了出來，輪番來找我們這些遲遲未簽約學生做工作——軟硬兼施地要我們掛戶口，也就是和西安的一家人才交流中心簽三方協議，並將戶口掛在交流中心那裏。（我終於知道為何每年在學校宣傳欄上都能看到那些熱情洋溢、振奮人心的數據了：今年我校畢業生就業率達到97。8％）
聽說學校放出話來，凡是願意配合的就算是幫了學校的忙，學校是不會虧待他的。顯然這話有半句沒說完。眼看著周圍許多有把柄在學校手裏的同學紛紛妥協，我感到了孤立無援，但是為了使社會以及後來的學生和家長不再遭受蒙蔽，我告訴自己要咬牙挺住。
於是我有意躲開他們的圍追堵截，他們找不到我了，但是找到了我畢業設計的指導老師，導師知道我的電話。
說起我的導師，是一位年輕的在讀博士。選畢業設計課題的時候是每位老師出幾個題目，由學生自己選題，有的老師一個人帶七八個學生，而選我導師的題目的隻有我一個，是我的英明抉擇使他避免了無人可帶的尷尬局麵。
導師撥通了我的電話，向我說明了來意，而我也婉轉而又堅決地表達了我決定，經過一番擺事實、講道理、討價還價之後，導師終於被我說服了，他歎了口氣說：“那我回頭跟他們說我也找不到你。”
離答辯還有兩周，我決定去北京遛幾天，看看外地學校的學生日子是怎麽過的，順便到外麵躲躲（我回來之後不再有人找我掛戶口了，據說是指標已經完成了）。
十二個小時之後，我出現在了北京西站。土匪說他不來接我了，北京的交通太操蛋了，隻告訴我他住在頤和山莊，讓我自己搭車過去。
我花了兩塊錢從一個北京老太太手裏購得一張北京地圖，我輕而易舉的從上麵找到了頤和園，但是我在頤和園周圍掘地三尺也沒找到一個叫頤和山莊的地方，於是我問那老太太，老太太說：“西北邊兒，再往外，五環附近呐。”
大概一個多小時之後，我終於在頤和山莊下車了。一個男的在站牌下站著，估計是等車的。我等了幾分鍾，左右張望，還沒見土匪的身影。於是我撥通了他的電話，這時旁邊那男的手機也響了。
電話接通了，我說：“我到了。”
土匪說：“喂，到哪兒了？”
我和旁邊那男的同時扭頭驚訝的看著對方。
我操！那男的就是土匪！
仔細一看還真是！我倆張開雙臂將對方緊緊抱住，哈哈大笑，引得路人駐足，婦女側目。為了避免造成交通阻塞，擾亂首都的正常秩序，我們及時的鬆開了對方，我看見圍觀的婦女兒童老少爺們都隨著我們的鬆手而鬆了一口氣。
土匪說：“咱們得有四年沒見了吧。”
我說：“可不，每年回去都湊不到一塊兒。”
土匪高中的時候是年級足球隊的，那身材絕對健美，當年也稱得上是年級一枝花，頗受女孩青睞。沒想到幾年沒見居然養起了小婦（腹），臉也發福了。
我說：“你他媽吃觀音土了吧？咋腫成這個球樣子。”
他嘿嘿一笑，說：“年紀大了，沒當年的衝勁了，把球場讓給後輩了。”
我說：“到底是首都的生活好過呀，你看我，發配到西北苦寒之地，幾年下來沒長一兩肉。”
土匪打了我一拳：“還說我呢，你他媽大熱天的，留那麽多胡茬子幹嘛，你熱不熱？害得老子也沒認出你來。”
……
土匪和另外三個哥們一塊租的房子，四室一廳。
我洗了個澡之後就到晚飯時間了。土匪說：“走，吃飯去，今晚回來看球。”
我才想起今晚世界杯就要開球了。
這片住宅區附近餐館飯店挺多的，土匪的幾個哥們都很熱情，問我吃什麽，我說客隨主便。
討論喝什麽酒的時候，其中有一哥們是紹興的，極力推薦大家喝黃酒，他說：“多少年了！老子每次提議喝黃酒都被你們毫無人性的槍斃掉，這次無論如何你們得喝一次！”
這哥們買來兩壇黃酒和一包黃糖，還跟老板要了個酒精爐子——聽說過青梅煮酒，還沒聽說過黃糖煮酒的。
酒煮燙了以後散發出濃烈嗆鼻的藥酒味。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那紹興哥們攪動著黃糖，臉上洋溢著成功的喜悅，額頭上流淌著幸福的汗水。
我強忍著刺鼻的藥酒味咂巴了一口，就兩個字——難受！感覺就像喝中藥，而且是發了酒糟的中藥，確切的說喝的像是小時候怕苦加了糖的發了酒糟的中藥。
紹興哥們說：“誰要是腎虛，再往這酒裏加幾片生薑，喝了包你龍精虎猛。”
另一北京哥們立馬嚷到：“老板，給我們切碗生薑來！”
北京哥們問我要嗎。我慚愧地說我沒機會腎虛（本來就夠難喝的了，再加點薑還能咽得下？），謝絕了他的好意。他給自己加了幾片，然後灌了一口，大呼：“我操，還真他媽夠勁！從胸口到小腹這兒熱乎乎的。”（能不熱嗎，還別說喝熱藥酒了，就是喝杯開水也夠你熱的）
觥籌交錯、酒足飯飽之際，土匪的電話響了，是老刀打來的。
老刀在北京呆了幾年也學了一口半生不熟的京片子，張口就問：“喂，嘛呢？”
土匪說：“喝酒呢，跟唐宣一塊兒。”
老刀驚訝到：“我操！丫來北京了？”
我一把搶過電話：“喂，老刀啊，你哥我視察你們學習生活來了。”
老刀喊到：“你他媽的來也不跟我打聲招呼，真他媽不夠意思！我在刀郎燒烤攤呐，土匪知道地方，你們一會兒過來坐坐。”
我們過去的時候，老刀和一個女孩坐在那兒，是他女朋友。
我和老刀也有兩年沒見了，推杯換盞、把酒言歡，幾瓶啤酒下肚，老刀就開始頻頻出沒於衛生間，而我和土匪卻坐得穩如泰山。
土匪說：“刀兒啊，不是我說你，生活注意節製點兒，這才哪兒跟哪兒你就上了多少趟廁所了。”
一聽這話老刀的女友臉紅了一下。
老刀反駁到：“扯淡！咱一人少說也喝了三瓶了吧，上兩趟廁所有什麽奇怪的…不對呀，你們怎麽一趟也沒上？我看看是不是尿褲子上了？”說著在我們身上扒拉著試圖找到答案。
“我們剛喝黃酒了，渾身發熱，這點啤酒都給揮發掉了。”
老刀恍然大悟：“我說呢，剛一來就聞到一股子藥酒味兒，還以為誰傷筋動骨了呢。”
我問老刀畢業了有什麽打算。
他噴著酒氣說：“都說咱這個時代是沒有大師的時代，我不信，哥們已經下定決心為藝術獻身了！”
“我看你是想為藝術係的女生獻身吧？”
“去，我可是認真的。”
……
晚上哥幾個一人拿了張席子鋪在廳裏躺著看球。
第一場是德國對哥斯達黎加。
土匪說：“還記得嗎，高三那會兒，也是世界杯，快要高考了，咱們還逃課溜出學校到外麵看球。”
我說：“怎麽能忘了呢。還記得那會兒上百號人擠在一個球場上踢球，立兩塊磚就算是球門了”……
四年前的這時候，雖然是在緊張的複習備考中逃課看球，隻能偶爾看一場，可那時覺得生活有目標，看著過癮。而四年之後的今天，無需逃課，可以整夜整夜的看，我卻怎麽也看不進去……
我在胡思亂想中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不知什麽時候又被地板輕微的震動吵醒了。
我問土匪咋回事。
土匪說：“沒啥，那北京哥們叫了個妞來，正辦事呢。”
我關切地問：“黃酒喝多了？”
土匪說：“不關事的，他平時就這樣，他參加工作一年了。”
第一場已經踢完了，德國4：2，現在正在播波蘭對厄瓜多爾，解說在電視機裏唧唧歪歪。房間裏不時傳出女人的哼叫聲。另一個石家莊的哥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心如止水地完成其畢業論文的，論文題目是《論當代社會現象在大學校園中的映射》。據說土匪說，此篇論文後來獲得了一幹老教授的一致認可，他們給出的評價是：深刻。
我又問土匪工作的事，他說他已經簽了一份工作，給一家出版物當信息采編，試用期過後工資一千八，外加一點夥食補助什麽的，一共兩千出頭。
我向土匪表達了我的祝賀和羨慕之情。
土匪說：“別扯淡了，這有什麽值得羨慕的。在北京混的外地人隻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混得好的，飛黃騰達榮華富貴；一種是混得不好的，忙活了幾十年，連塊合法的私人居住空間也沒混到，到頭來辛辛苦苦掙的那點錢都交了房租。前一種人鳳毛麟角，後一種卻多如牛毛。”
土匪為了證明他的觀點，還特意給我算了一筆帳，他說：“就拿咱們現在住的這套房子來說，五環，夠郊區的了吧？就這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據說買的時候就要四十八萬，估計北京沒再比這便宜的了。就算今後幾十年裏地價、房價一分錢不漲，就我那兩千多塊錢工資，除去房租、水電費、夥食、交通費、通訊費，其他的衣服鞋襪、煙、交際、醫藥費還都沒敢算，每月能省出五百塊錢那就算阿彌陀佛啦。你想想，一年也就能存六千塊錢，十年六萬，八十年才夠四十八萬啊！到那時我都他媽一百多歲，早他媽與世長辭了！”
於是我問他既然前景如此暗淡，為什麽他還要留在北京。
他說後來想通了，租房還不是一樣住，買的死了你也帶不走。
我忽然想起土匪大學裏交的女朋友，就問他：“你女朋友呢？”
“去年就分了。”他說得很平靜，平靜得就像說的是別人的事。
“打算再找？”
“不找了。至少在事業沒有任何成功的兆頭之前不找了。”
“那要是一輩子成不了事呢？”
“操，你他媽別咒我。”
“我是說萬一。”
“那就打一輩子光棍吧，不是說中國男人比女人多幾千萬嗎，再加上做小姐的，當二奶的，怕得有上億吧，肯定總有人得打光棍的。正所謂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你怎麽解決正常需要？”
他說：“有一種行業的曆史幾乎跟人類社會的曆史一樣長，要不就one-night stand，再說了世上最先和男人發生關係的通常都是他的左手或者右手。”
我告訴他：“我說的是情感需要。”
土匪典型的光棍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我。
第二天早上我到清華的一個同學那兒，他騎著自行車帶我逛了一圈校園，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大。中午我在他們食堂蹭了頓飯，然後又在他們宿舍眯了一會兒。醒來的時候我讓他給我本書。
他問我：“要什麽書？”
我說：“隨便，最好是可讀性強一點的。”
他隨手遞給我一本學生守則，我清了清嗓子，很虔誠地念了起來。
他問：“幹嘛呢？”
我說：“實現夢想。”（在很久很久以前，到清華念書一直是我的夢想）
接著我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北大，路上一男子問我：“哥們要證嗎？清華北大的都有，四六級的也有。”
“死亡證有嗎？”
“有，有，結婚證、準生證，什麽都有。”
其職業態度使我想起了當年半道上向我和俞洋兜售毛片的那哥們。
為了證明我到過北京，在往後的兩天裏，我象征性地轉了一圈故宮和頤和園，並留下了照片以為憑證。可惜我忽略了一點——數碼影像不能成為有效證據。回去之後，俞洋他們看了也隻會誇我photoshop學得好而已，他們會說：“幹得漂亮啊，旁邊要再坐一慈禧老太太，效果就更好了。”
期間有幾個青春活潑的韓國美眉請我幫她們拍照，嘰哩咕嚕地衝我說了一通，可惜韓語我就會一句“薩朗黑油”。初次見麵就說這個似乎有點輕浮之嫌，不利於在外國友人心中樹立我國非禮勿說謙謙君子禮儀之邦的光輝形象。
一個星期之後，我乘上了返回西安的列車。
本屆世界杯，我關注的不多，也無心關注更多，給我留下印象的隻有幾個淩亂的片段，但是刻骨銘心。貝克漢姆的掩臉痛哭，菲戈的黯然神傷……當然，還有齊達內遺憾的背影。多少我們這一代人看著他們踢球長大的天才告別了國家隊，告別了世界杯，甚至，永遠告別了綠茵球場。他們謝幕的同時，我們的學生生涯也劃上了句號，我們的青春也已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