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南北朝人士的女性觀

內容提要

《世說新語》是一部主要描寫士人言行的書，作者劉義慶卻又特立《賢媛》一‘門’，詳載‘婦’‘女’言事，為其揚名。本文擬就《世說新語》一書，對魏晉南朝‘婦’‘女’之風貌作一個初步探討，以此來探究魏晉人的‘女’‘性’觀。

在人類走人文明的進程中，“‘女’‘性’”曾是可憐與卑微的同義詞。‘女’‘性’是作為男‘性’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在儒家思想籠罩下的中國封建社會裏，早在先秦，統治者們就把自己統治秩序的穩定植根於倫理綱常之上，‘女’‘性’的附屬地位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典籍中。男尊‘女’卑，是封建道德倫理的主調，彌漫於‘女’‘性’社會生活中的一切，歸根結底隻有兩個字——順從。封建倫理對待兩‘性’的雙重標準決定了男‘性’地位的絕對崇高，表明了‘女’‘性’所受的壓製與束縛，反映了‘女’‘性’社會地位的屈從。

漢代‘女’‘性’的生命幾乎被禁錮在了封建訓示中，一統天下的儒教要求‘女’‘性’表現“恭順”。然而，到了魏晉六朝，由於玄學、佛學、道教的興起，打破了西漢以來“獨尊儒術”的思想束縛，在男‘性’紛紛崇尚自然、追求人格自由的時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命意識也開始漸次複蘇，‘女’‘性’的束縛相對減輕，社會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魏晉時期的思想解放所產生的必然之一的結果，就是人‘性’的覺醒和對人‘性’真實的反映，其中必然包含對‘女’‘性’意識的關注。《世說新語》是一部主要描寫士人言行的書，作者劉義慶卻又特立《賢媛》一‘門’，詳載‘婦’‘女’言事，為其揚名。本文擬就《世說新語》一書，對魏晉南朝‘婦’‘女’之風貌作一個初步探討，以此來探究魏晉時期士人的‘女’‘性’觀，以就教於方家。

《世說新語》雖然以描寫魏晉士人的言行為主，但它所記載的一批‘女’‘性’，卻並未被湮沒在整本書中男‘性’的強勢話語下，反而因其嘉言懿行特立於古典文學的殿堂中。《世說新語》中的‘女’‘性’或‘性’情率直，或才華橫溢，或見識超群，或剛強機敏，具有和男子相抗衡的才智和膽識，並且為男子所讚賞。考查《世說新語·賢媛》中眾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們並不是以母儀、賢名、貞順、節義而成為榜樣和典範，但作者卻將這類人物冠之以“賢嬡”，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婦’德觀念的變化。餘嘉錫先生說：“有晉一代，唯陶母能教子，為有母儀，餘多以才智著，於‘婦’德鮮可稱者。題為賢媛，殊覺不稱其名。”我們把《世說新語·賢媛》中的‘女’‘性’和《後漢書·列‘女’傳》中的‘女’‘性’對比一下就能發現其中的差別，《後漢書·列‘女’傳》以大量的篇幅記錄班昭的《‘女’誡》，偏重於‘女’子的孝行與節‘操’，幾乎一大半篇幅都是描寫‘婦’‘女’如何為丈夫守節，甚至不惜身死的。而劉義慶在《賢媛》中卻沒有選取一個這樣的貞節故事。分析這些個‘性’化的‘女’‘性’形象，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當時的文化心理和社會風氣，進而從側麵折‘射’出與前代相比，魏晉人在‘女’‘性’觀上的變化。

一、‘女’‘性’對禮教的蔑視

魏晉以來，男‘女’之防、夫‘婦’之別的堤壩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風所衝垮，王弼認為“聖人有情”，阮籍高呼“禮豈為吾輩而設”，提倡以發自內心的自然之情去對待父子、母子乃至男‘女’關係。這一時期出現了較為平等的夫妻關係。如：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這段記載深為後世道學家們所詬病，如清人李慈銘責難道：“閨房之內，夫‘婦’之‘私’，事有難言，人無由測。然未有顯對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蕩’‘婦’，市裏‘淫’‘女’甘，尚亦慚於出言，郝其顏頰。”清人章學誠則認為“晉人崇尚玄風，任情作達，丈夫則糟粕六藝，‘婦’‘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圍之談，新‘婦’參軍之戲，雖大節未失，而名教‘蕩’然。”但這些為後世禮法家們視作傷風敗俗的事，在這裏卻傳為佳話。

追求情愛地率真、自然。在此時期夫‘婦’之間也充分表現了出來。如：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複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鍾夫人地“參軍之戲”。王安豐妻地“親卿愛卿”之論。都說明了率直‘性’情所驅動地親密感情取代了儒家所要求地夫妻相敬如賓、舉案齊眉地嚴峻禮法。‘女’‘性’地地位也比以前有所提高。

這時期‘婦’‘女’地潑辣、通脫。也有異於以往。如：

“山公與嵇、阮一麵。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婦’‘女’於夜間偷看男子地行蹤。如此不避嫌疑。這本是嚴重違反禮法地事。而魏晉人卻把它看作超常拔俗地行為。把她歸之於賢嬡。極讚韓氏地膽識及知人之能。封建禮教把‘婦’‘女’看成是男子地附庸。家庭地馴服工具和柔順奴隸。容不得獨立地思想與個‘性’。《世說新語》中地‘女’子生活在相當寬鬆地社會氛圍裏。在家庭中地地位比較高。不再是男子地陪襯和附庸。她們有自己地獨立意識。有思想。有個‘性’。嘻笑怒罵。率意而行。與男子並無不同。

‘女’子敢大膽地追求自己所愛的男子，如：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並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蹺捷絕人，逾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曆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假急峻，何由得爾?乃托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這就是著名的“韓壽偷香”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賈‘女’癡情、大膽、主動。並且她的這一大膽違禮行為被他的父親承認。賈充身為廷尉，曾為朝廷製定法令，但對‘女’兒的敗德行為竟無一句責備的話。漢代著名的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在當時是受到了社會輿論的一致譴責，卓文君就是因為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被她的父親趕出家‘門’。對比一下這發生在不同時期的兩件事，就可看出魏晉時期的社會風氣確實比較開放，而這些都是儒家禮教崩潰以後的現象，在禮法嚴峻的漢代，這些現象是少見的。

二、對‘女’‘性’容貌美的傾慕和對‘女’‘性’的尊重

在儒家的道德觀中，‘女’‘性’的所謂美實際上就是德，德要求‘女’‘性’喪失自我，喪失為人的屬‘性’，安於奴隸的地位。在德的束縛下，‘女’‘性’自身的美被忽略被掩蓋了。魏晉時期，人的生命覺醒了，人的生命意識與審美意識緊密相連。士人對‘女’‘性’美的理解和觀照也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如：

“阮公(籍)臨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

本文原文察，終無他意。”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當一個素不相識的姑娘去世時，阮籍為她的“才‘色’”而哀，並因哀而往哭。這哀和哭都是毫無偽飾，發自內心的真情，這是一個真正懂得美，珍惜美的士人對美的過早凋零的無限惋惜和痛悼。時人往往因此而指責其任誕不拘、蔑視禮教，其實這裏也能體現出阮籍對‘女’‘性’的尊重與對‘女’‘性’美麗的欣賞，並且這種欣賞是完全超功利、超道德，甚至可以說是超情感的。如果說阮籍有情，那隻是對‘女’‘性’身上流‘露’出的自然美的欣賞，而非執著於對方情感上的回報。因為沒有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玩物，所以他想不到去占有去征服，更想不到坐懷不‘亂’的矜持。因此，可以說他是以美的眼光去衡量‘女’‘性’，以藝術的眼光去欣賞‘女’‘性’的美。這在中國古代社會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又如：“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在中國曆史上，妻子殉夫屢見不鮮，丈夫殉妻卻很少，荀粲的行為足以說明他的“以‘色’為主”的真正含義。在苟粲眼裏，妻子既不是‘抽’象空‘洞’的封建“‘婦’德”的載體，也不是可以隨便脫換的衣服，妻子是應該得到丈夫愛護和體貼的“人”，是應該享有自由、平等與尊重的“人”。同時代的詩人潘嶽在妻子死後，作了一首《悼亡詩》，情意殷切，哀婉感傷，對亡妻的感情也與苟粲相類。這種婚姻生活從人的自然本‘性’出發，尊重感情，珍視情感的行為，開啟了魏晉婚姻的新風尚。

三、對‘女’‘性’才能的欣賞

才華和美重於‘婦’德是這一時期對‘女’子價值的重新定位。談及六朝‘女’子的才智，首先要推的是才‘女’謝道蘊。《世說新語》收錄了大量的有關謝道蘊的事跡。作為賢媛，她並不具有封建衛道者們所鼓吹的節烈，相反，她是以自己的才情、機智、風雅贏得了作者的敬重與賞識，也贏得了受禮教影響頗深的世人們的感佩和欽慕。謝道蘊的聰穎機智、豐姿雅致，深得謝安喜愛。如：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未若柳絮因風起”，形意俱美，不僅博得了謝安的“大笑樂”，也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一直延續到徐渭的《四嬋娟》還在稱頌道韞之才；而《紅樓夢》借道韞事來讚美黛‘玉’的文采風流，更是將“詠絮才”顯揚到了及至。這一時期對‘女’‘性’價值的衡量加入了更多的才智因素，社會對‘女’‘性’的認可角度與前代相比，更多地從“貞順”之德轉向了內在的才華氣韻之美。

時人對她的雅評：“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濟尼讚二媛，以“林下風氣”與“閨房之秀”來分別形容謝道韞和顧家‘婦’。“林下”謂“竹林名士也。”，即竹林名士不拘禮法，超凡脫俗的風采。餘嘉錫先生評論濟尼之語“不言其優劣，而高下自見。”這反映了當時對於‘女’‘性’的審美標準，更注重氣質上的美。在清談成風，競相標榜的魏晉時代，謝道蘊能占有一席之地且聲名遠播，說明魏晉時期‘女’‘性’的世界是相對開闊的。

相貌不好的‘女’子也可以自己的智慧征服愛美的丈夫，如：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複人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雲：‘無憂，桓必勸人。’桓果語許雲：‘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查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複人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雲：‘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婦’同丈夫爭論德‘色’的重大問題，靠自己的智慧贏得了丈夫和家人的尊重，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使新郎對她心服口服。而在漢代，則要求‘女’子對丈夫絕對的順從、恭敬，根本不可以和丈夫辯論。賢媛有三個故事都是說她，可見許允‘婦’備受作者的推崇。

魏晉時期‘婦’‘女’的個‘性’解放，還表現在才‘女’的大量湧現上。胡應麟《詩藪》雲：‘婦’‘女’“有(文)集行世，則六朝為多。”這於《‘玉’台新詠》中看的很清楚，《‘玉’台新詠》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出現的一部現存較早的詩歌總集，該書收有近二十位‘女’‘性’的詩文達40首左右，此時期‘女’詩人之多，非漢、唐所能比擬。《隋書·經籍誌》、《宋書·藝文誌》所著錄這一時期的‘女’‘性’作品有20多部，內容體裁豐富多樣，包括詩歌辭賦、古文注疏、祭文悼詞、書法理論等。西晉的‘女’文學家左芬也是一位值得書寫的‘女’才子。她和其兄左思，都是當時文壇上的名人。左芬以文才超眾被武帝納為嬪妃。南朝宋詩人鮑令暉和作為文學家的兄長鮑照也是文壇上名噪一時的兄妹倆，其現存的詩篇，載於《‘玉’台新詠》，其詩作多為思‘婦’之辭，情意纏綿、語言清麗。‘女’子不僅在文壇上給中國曆史留下了輝煌的一筆，而且在書法藝術領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如東晉‘女’書法家衛鑠，師承鍾繇，妙傳其法，擅長隸書，亦重行草，作《筆陣圖》一篇，詳述書道的‘精’微奧妙，在我國書法史上影響深遠。

四、對‘女’子再嫁的寬容

貞節觀念自先秦萌發，伴隨著西漢中期“獨尊儒術”的推行，經董仲舒、劉向、班固、班昭等人的發揮，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在朝廷和官府對貞節的褒獎以及世家大族的推動下，貞節觀念由社會上層逐漸向社會中下層傳播。到了東漢時期，‘女’‘性’寡居守節已成為社會所推崇的作法。但到了魏晉，人們對再嫁卻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婚後若丈夫去世，妻子可以改嫁，她們的親屬甚而前夫之親人亦很開明地給予理解。如：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魏晉以來，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百姓，再嫁是很正常的事。玄學大師何晏母帶著何晏再嫁曹‘操’，並母子受寵。東晉簡文帝母鄭太後曾先嫁田氏，後入宮為妃。《晉書·列‘女’傳》共記錄38人，表彰守誌不嫁者僅6人，與後來的《唐書》、《宋書》中比比皆是的節烈之‘婦’相比，這些再嫁‘女’‘性’沒有因為所謂的“名節”而犧牲自己在俗世的幸福，而世人甚至史家也不以為不合禮教，這種開明的態度在中國古代‘女’‘性’史上是非常少見的。

五、妒‘婦’多出

魏晉南北朝時期，魏晉‘女’‘性’的許多形象走向了追求個‘性’解放的極端——妒‘婦’。按照名教的理論，妻子應當支持丈夫納妾，而這恰恰違反了人的自然本‘性’。許多‘婦’‘女’不能忍受妻妾同處的境遇，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地位，取得對丈夫的獨占權，不惜施展各種手段，以發泄對丈夫多偶的仇恨。如：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踴，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世說新語箋疏》所引南朝虞通之撰寫的《妒記》，記載了東晉謝安妻劉夫人的妒忌之事：

“謝安深好聲樂，每次妓‘女’相隨，後頗‘欲’立妾，而其妻劉夫人戒視甚嚴。兄子外甥等知公之意，乃共問訊劉夫人，稱關雎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因問：‘誰撰此詩?’答雲：‘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劉氏之妒成為後世嘲諷的對象，但她為自己的妒忌而作的反詰亦很有理，它與當時禮教對‘女’子的束縛還不太嚴、‘女’子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環境相契合。南朝時，妒‘婦’現象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僅以劉宋為例，就有許多關於妒‘婦’的記載。如：

“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

《宋書?前廢帝紀》：“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為之置麵首左右三十人。”

皇家的公主，能夠說出這樣的話，說明當時整個社會風氣是非常開放的，封建禮教已經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魏晉時期的‘女’‘性’大膽地追求自我，追求個‘性’解放，她們不甘心作為男‘性’的附庸，不能忍受男‘性’對自己的不忠，對上千年來男權主義進行了堅決的反擊，這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但是有些‘女’‘性’的行為走向了極端，她們把矛頭指向了自己的同‘性’，而不是夫權。這類‘婦’‘女’看不到她們應該反對的是封建的禮法製度，而不是這些同樣是封建禮法的受害者。‘女’‘性’對‘女’‘性’的欺淩、迫害，不僅顯示了封建製度的罪惡，而且對欺淩者和被欺淩者，對所有的‘女’‘性’來說，都是悲劇，同樣也是社會的悲哀。

六、結語

魏晉時期的‘女’‘性’觀，總的來說，沒有用封建倫理中的三綱五常觀念給‘女’‘性’另立標準，而是以自然人的標準，站在與男‘性’平等的人的角度來衡量‘女’‘性’。在我們今天看來，《世說新語》中那些為封建道德家所認為“可憎可惡”的‘女’子卻頗多可敬可愛者。魏晉士人以率真自然之‘性’情來欣賞‘女’‘性’儀態才貌與內在才情氣度之美，在玄韻悠長的藝術遺像中記錄進而塑造了一個個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世說新語》在這一點上給中國的文學，尤其是‘女’‘性’文學，增添了新鮮的活力。

《世說新語》所刻畫的‘女’‘性’形象在魏晉以前的中國‘婦’‘女’史中都是極為罕見的，但在魏晉，這些‘女’‘性’的在封建衛道者看來是如此不守禮法的言行，卻堂而皇之地寫在了《世說新語》這本書中，並一代代流傳下來。《世說新語》中的魏晉‘女’‘性’與前代相比，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她們靈慧秀雅、灑脫飄逸，體現了魏晉士人階層對‘女’‘性’的肯定，這是當時‘女’‘性’自身價值意識滋生的土壤。與以往的‘女’‘性’相比，《世說新語》中的‘女’‘性’形象是嶄新的，她們睿智、灑脫、風雅，並執著地追求自由，雖然不可能真正成功，但她們的努力贏得了世人們的尊重，也因此成為中國‘女’‘性’形象中的一道燦爛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