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製禮——流光溢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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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沒有儒家思想，中國的曆史會如何？恐怕沒有人能給出答案。可如果沒有禮製，儒家思想會不會產生？恐怕也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武王病逝後，周公先後輔佐成王、康王，創造了周代的太平盛世，史稱成康之製。但對於周公而言，這算不上最大的一筆政績。

在中國的曆史上，可謂英雄無數，才俊輩出，有無數風雲一時的人物。這些人裏，有的人如流星，雖然照亮了他所在的時代，但卻轉瞬即逝；可有的人卻如恒星，不僅照亮了自己所在的時代，更照亮了以後的時代。

周公便是後一種人，他對曆史最大的貢獻莫過於他製定了“禮”。

禮究竟是什麽？無數學者給出了不同或相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對中國人的巨大影響。

周本是一個小小的諸侯國，因為商王朝的沒落，其為周所取代，這也奠定了周作為新的宗主國的地位。可是新的問題擺在了周王朝統治者麵前，那就是如何駕馭如此龐大的帝國。

遠在周王朝時代，還是所謂的奴隸社會，沒有建立起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國家製度。因此如何治理這樣龐大的國家，是擺在周王朝統治者麵前的一個巨大問題。

周王朝統治者想到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分封，這個辦法也為往後的封建統治者所借鑒。周王朝統治者分封了大量王室子弟作為地方諸侯國的統治者，無形增加了王室的勢力，有名的典故“桐葉分封”就是產生於此。

可縱使如此，也不能保證這些宗室子弟不會叛亂，更遑論還有大量的異姓諸侯國，薑子牙就被封到“齊”作諸侯王，那麽如何保證這些人不再叛亂呢？還有該如何讓天下人都服從周的統治呢？

周公想出了一個最為行之有效的辦法，那就是從思想上對天下人進行改造——讓天下人都認為周的統治是理所當然的，是無需證明的公理。

周禮就應運而生了，周禮是周公在夏、商禮製的基礎上，加上周朝原有的禮製，製訂出來的一套行為規範。

周禮的核心是“尊尊”、“親親”，寫到這裏，我不由感歎漢語構詞的奇妙，一模一樣的字，卻是兩個詞性，兩個意思。在這裏，第一個“尊”和“親”是動詞，第二個“尊”和“親”是名詞，而正是這兩個詞概括了中國倫理的全部——尊卑長幼。它包括了兩個層麵，一是在社會這個大的範疇裏，要尊敬一切應該尊敬的人，周天子作為最尊貴的人，應該得到全天下人的尊敬與服從；另一個是在家庭的範疇裏，要尊敬長輩，兄友弟恭，父權得到了確認，而周天子作為天下人的君父，更應該得到天下人的尊敬。從社會和家庭兩方麵，確立了周天子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曆史竟有著這樣驚人的巧合，公元４７６年，西羅馬帝國覆滅，標誌著歐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日耳曼蠻族開始了對歐洲的統治，可因為日耳曼蠻族當時的文明程度並不高，如何統治歐洲這片土地，令他們束手無策。因此他們不得不借助基督教的勢力，從思想上對人民進行統治，也拉開了歐洲中世紀的序幕。

在西羅馬帝國覆滅前，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帝國，西羅馬帝國的統治者也與教會聯手。要知道，在這之前基督教一度被西羅馬帝國的統治者認為是非法的。

中國的政治家卻早在歐洲政治家幾個世紀之前，就認識到了思想統治的重要。

周公正是通過“禮製”加強了周王朝的統治，同時賦予了周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禮製”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被確立了下來。

而禮製後來又為儒家思想所吸納，成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通過儒家思想的傳播，綿延了兩千年之久，對國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但是“禮製”在思想領域的統治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曆史的長河中，它的命運也是起落沉浮。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身死國亡，西周覆滅。周王朝被迫遷都，史稱東周。

這正掀開了中國曆史上最為紛亂時代的序幕，春秋戰國時代到來了。用儒家史學家的話來形容這段曆史，那就是“禮崩樂壞”。在這個時代裏，禮製已經喪失了它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各種學術思想泛濫，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

這時的周天子已經喪失了權力，成為了一件華麗的擺設。諸侯國間弱肉強食，征戰不斷，禮製已經沒有絲毫意義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儒家吸收了禮製的內容，孔子帶著自己的弟子，周遊列國，宣傳儒家思想，可似乎列國的統治者並不買他的帳，這無異於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禮製的沒落。

而地處西部邊陲的秦王朝，卻在這紛亂的時代逐漸強大起來。商鞅攜帶著法家著名人物李悝的著作《法經》來到了秦國，為秦王朝的強大奠定了基石。隨後法家人物中較為著名的李斯、韓非都紛紛來到了秦國。秦國借助法家思想，迅速強大起來，終於一統天下。

但是法家的思想真是治國良方嗎？短命的秦王朝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不可否認的是，秦王朝覆滅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可最為重要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在這裏要說明的是古代的“法治”和今天的“法治”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

法家思想中賦予了法律極高的地位，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律，“一準於法”，以法來治國。可是現實中的“人治”無異於極大削弱了法的功效，皇帝的權力淩駕於法之上，而皇帝的權力卻沒有任何東西加以約束。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盛極必衰，當皇帝的權力擴張到無限的時候，平衡被打破了，其後果是極其可怕的。秦始皇、秦二世的權力可謂登峰造極，可其帶來的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而且法也有它自身的弱點，法是剛性的。當時六國剛剛統一，不顧各國間的差異，推行法治，絲毫沒有考慮到法在各國實際的實行情況，後果可想而知。因此秦落下了“嚴刑峻法”的惡名。

隨著秦王朝的覆滅，西漢建立，漢初所倡導的“無為而治”，緩和了社會矛盾。但“無為”真的是治理國家的法寶嗎？當然不是。

如果沒有“法”，社會必將陷入混亂。可單純的依靠“法”，又不符合當時的國情。

中國封建社會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出於對勞動力的考量，形成了中國人極度重視家族，家族觀念重。因此，如何把每個人團結在家族周圍，再把家族團結在國家周圍，是統治者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尊尊”、“親親”又被統治者抬到了桌麵上來，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正統的儒家史學家對漢武帝的評價並不高，認為他和秦始皇是一樣的暴君，仔細推敲起來，可謂言之有理。但是在北宋大儒司馬光所著的《資治通鑒》中對漢武帝卻有這樣的評語“其所以異於始皇者無幾矣”，“孝武能尊先王之道，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而班固更是直接了當的指出漢武帝“紹周後”。以上足見“禮”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

隨著漢祚滅亡，中國陷入了三國混戰的局麵，而此時禮製又一次喪失了它的作用。

而到了西晉一統天下，晉武帝司馬炎開始倡導禮製。當時的名士嵇康等人故意與司馬炎唱反調，司馬炎處死了嵇康。很多人為嵇康惋惜，但我素來對所謂的魏晉名士沒有好感，不識時務，豈不是庸人的作為？

寫到這裏，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每到亂世，禮製的作用就會大大折扣。

仔細想來，卻也沒什麽奇怪。禮製是皇帝用來要別人向他效忠，維護自己統治的法寶，治世中自是大大的有用。可亂世中，人人想做皇帝，強者勝。這與禮製所倡導的理念不符，禮製自然也就沒用了。

在這裏，我要特別提一下的就是明朝，為什麽要提明朝？因為我在前麵寫秦王朝時提過當君權擴張到極致的時候，必然會帶來負麵影響。

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大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廢除了丞相，設立了內閣；成立都督府與建衛製度，分化了兵權，以至於在明朝要想調動一兵一卒，都要聽從中央政府的安排（可參見吳晗所著《朱元璋傳》）。皇權得到了加強，皇帝的權力變得更大了。既然如此，那明朝為何會延續如此長的時間呢？

這就是“禮製”的作用。朱元璋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也賦予了“禮製”極高的地位，“禮製”在明朝被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黃仁宇先生在其著作《萬曆十五年》裏，講述了一場君臣間的鬥爭。當然在黃仁宇先生看來，這是憲政問題。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君權”和“禮製”的鬥爭，正如西方中世紀後期“王權”和“教權”之戰。

事情的經過如下：萬曆要確立皇位繼承人，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立太子。可是因為萬曆皇後無子，這就造成了有兩位候選人，一位是皇長子常洛，生母王氏；一位是皇三子常洵，生母鄭氏。

大臣們依據禮製上的規定“立子以長不以賢”，要擁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而萬曆則因為寵愛皇三子常洵的生母鄭氏，要立常洵為太子。君臣間展開了一係列的鬥法。

最終，大臣們獲得了勝利，皇長子常洛被立為太子。

但這不是大臣們的勝利，而是“禮製”的勝利。在至高無上的君權之上，還有“禮製”的存在。帝王的權力不是無限的，他也要服從“禮製”，進而形成整個社會的和諧。這也是明王朝較秦王朝延續的時間更長的秘密。

周公製禮，一件看來很簡單的事情，卻對中國曆史產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縱觀中國曆史，不難發現到處都有禮製的身影。沒有禮製，沒有儒家思想，中國的曆史又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