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遜用權以協調各方

獨立之後的美國，由議會和一個由13個州組成的聯邦政府統治。這13個州各州有自己的政府、錢幣、軍隊和法律，因而被歐洲人譏為“一團糟”，被華盛頓稱為“一個半死不活的、一瘸一拐的政府，拄著拐杖蹣跚而行”的政府。對於1786年發生的農民起義，這個政府束手無策，因此議會決定改變這種形式，建立即非君主製又強有力的新政府。1787年5月，為了國家利益，在各派人士的推舉之下，為了自己護送的已到岸的航船再開始一次安全的新航程，華盛頓才不情願地擔任弗吉尼亞代表團長一職，參加製憲會議，並以會議主席的身份，召集主持會議。憑他非凡的調解才能，他和代表們一起製定了以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為理論依據的合眾國憲法。在憲法文本上簽字時，富蘭克林說：“在會議期間，我總是一次次地凝視主席身後的太陽，分辨不出那是輪紅日在升起，還是夕陽在落山。我現在明白了，那是一輪噴薄東升的旭日。”

1789年4月，華盛頓被一致推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開始了被傑斐遜稱為“光榮苦役”的旅程，貫徹被漢密爾頓在心緒不佳時所稱的一片“脆弱而毫無價值的織物”的憲法，並逐漸完善它。當時美國是個弱小農業共和國，置身於充滿敵意的君主大國所控製的世界之中，國庫空虛，沒有名副其實的陸海軍，沒有先例可循，一切要華盛頓創“建立在真誠原則基礎上”的先例。此時的華盛頓心情惴惴不安，他覺得自己“像是走向刑場的囚犯”，甚至在就職演說時，他的聲音太低沉，聲調太低，聲音還有些顫抖，迫使聽眾隻得屏息靜聽。一位評論家說他的臉色“嚴肅得幾近悲哀”。賓夕法尼亞參議員威廉·麥克萊評論說：“這位偉人，而對槍尖炮口時，也從未像今天這樣激動和窘迫。”華盛頓的表現很正常。美國這種製度在200年前堪稱一怪，那些皇家宮廷的政客們認為這種製度不會持久。他們認為：如果總統強有力，他不會屈從於選民的意誌，定會自立為王，終生秉政；如果他脆弱，那麽幾年內，人民會造反，把他轟下台去。

為了美利堅的利益，保衛來之不易的自由民主和獨立，華盛頓沒有退縮，他運用無人匹敵的聲望和調解能力，很快平息由各州全國代表大會意見分歧所激起的憤怒情緒。在組閣時，華盛頓任命不同政治傾向的著名人物來擔任領導職務，以求得各地區各種觀點的平衡，便於聯盟政府對各州的控製。在裁決議案時，華盛頓也給各部部長以充分權力。他從不輕易發表意見，總是隨和多數人的意見；隻是在內閣意見不一致並且勢均力敵，爭執不下時，他才提出自己深思熟慮的看法。對他的左膀右臂，華盛頓很器重：他給傑斐遜國務卿以對學者的尊重；對漢密爾頓財政部長以養子般喜愛。可是這兩隻“鬥雞場上的公雞”，卻一直針鋒相對。自由派傑斐遜對任何帶君主和貴族色彩的事物都表示反感。他認為漢密爾頓在操縱國會“朝著他的政治方向而行”。在內閣討論漢密爾頓為提高政府信用提出的建立“合眾國國家銀行”時，傑斐遜以其違憲表示反對。討論結果雙方互不相讓。華盛頓沒有表態，而是要求所有部長用書麵文字說明其理由，在權衡了所有顧問的意見相對各種理由進行通盤考慮後，他說服了傑斐遜，並批準了該法案。新政府由此克服了財政混亂，經濟蒸蒸日上。

華盛頓行使權力不采取專斷做法，因此其光彩似乎不及其下屬。其實他“在人民中的影響超過其他所有人”。1792年，華盛頓對政治有些厭倦，而且身體有病，於是他請求辭退。然而聯邦還很脆弱，傑斐遜等堅持重新選舉華盛頓這一統一的象征。像雷古拉斯那樣，為了免於危及國家，華盛頓又一次勉強接下總統之職。

在第二任期內幾個月，革命的法國與英國宣戰。華盛頓不受親英派和親法派的影響，堅持走中立路線，以使美國有一個和平環境。他認為若有20年的平靜，美國就足以“在一個正義事業中同任何一個強國抗衡了”。雖然華盛頓出色地表現為不偏不倚，但傑斐遜反對這種中立政策，堅決主張美國應履行與法國訂立的軍事聯盟的義務，因此他在1793年底辭職，辭職後的傑斐遜對華盛頓的看法依然如初。他評價說：“華盛頓光明磊落，辦事公道，任何益己的私利和裙帶關係，朋友的私情和私人的嫌隙都無法影響他的決定。”華盛頓就是以這種品質成功地與各種代表進行合作，審慎地超脫政黨和派係的分歧。他是時代和憲法均勢要求的共和國領袖。1796年，華盛頓感到“天下已太平”。他也感到身心交疲。他說他像一個“渾身困乏的旅行者”，“情願進墳墓，也不願呆在總統職位上。”於是堅決要求辭職。

1797年3月4日，亞當斯就任總統，這是他最具光彩的時刻，可是華盛頓仍占據著中心舞台，在場很多人為他流下眼淚。亞當斯抱怨這一幕說：“我想我是聽到華盛頓這麽說的，‘嘿，我是公平地離去，你是公平地進來，咱們看看到底誰最快活’。”

參加了亞當斯的就職典禮後，華盛頓回到弗農山過隱居生活。他的名望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很多慕名者來到弗農山看他，他和瑪莎記得隻有一次他們兩人在一起安靜地吃飯。有一次他走進歌舞廳看青年人跳舞。可是人們一看見他，立刻鴉雀無聲。華盛頓很知趣地退出，從門縫裏看青年人繼續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