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統一局麵的改革

趙匡胤自登基後的第四年即963年便開始了統一全國的戰爭。至976年病死，前後以13年的時間，統一了除北漢之外的所有地區，基本恢複了完整的版圖。結束戰亂分裂，統一大半個中國，是趙匡胤一生最大的功績。

趙匡胤統一天下，一方麵靠武力，一方麵靠攻心。曆來改朝換代之際，都充滿血腥的屠殺和殘酷的報複，趙匡胤卻能反其道而行之，對失去權力的國君待之以禮，輸之以誠，千方百計地感化他們，化反對力量為積極因素。周恭帝被廢除帝位後，趙匡胤好生待他，他病死後，趙匡胤親自素服發喪。南唐主李煜投降時，趙匡胤“禦明檀門見李煜於樓下，不用獻俘儀”，又“封李煜為違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讓他過著優裕的生活。後蜀主孟昶投降之後，趙匡胤“禦祟元殿備禮見之”，賞賜無數。吳越王錢繆在趙匡胤稱帝後即表示歸顧，被封為兵馬大元帥。錢繆入朝，趙匡胤檢查準備與接待工作如何，又親自接見。特準他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南漢主劉張被俘入京，趙匡胤對他釋罪不問，封為思赦侯。趙匡胤優待的是幾個亡國之君，所費甚小，而安撫了效忠亡國政權的一大批忠臣義士，換得了大片土地的完整與安全，所得甚大，這是富有政治眼光的做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凡爭天下者都會在口頭上說這句話。但做起來甚難。多少赳赳武夫，放縱軍隊，草菅人命。宋太祖則不同，他領兵打仗，不擾百姓，秋毫無犯。待到他做了皇帝，更是把統一與安定作為戰爭的目的，反對濫殺無辜。每次戰爭，他都告誡主帥，勿以多殺為功，以攻心為上，得民心為上。每當主帥出發前，宋太祖都要語重心長地叮囑再叮囑，要攻地安民而不擄掠。進攻後蜀前，宋太祖對王全斌說：“勿害良民！”又下詔伐蜀將校，有受蜀人錢物者並即還主。江南之戰，又要求曹彬“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並說：“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圍鬥，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宋太祖的撫民方針也為部將所接受，用以激勵自己並約束部下。曹彬圍南唐都城金陵快要攻下時，突然病倒不視事。當諸將前來探望時，曹彬說出了自己的心病：“餘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宋史·曹彬傳》）。眾將異口同聲答應，又焚香發誓，曹彬的病才好了。曹彬這樣做，他是為了執行宋太祖的命令，可謂用心良苦。五代之時，百姓吃盡戰爭之苦，受盡士兵肄肆，一旦遇到這樣的“仁義之師”，怎能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乎”！宋太祖能夠很快平定大江南北的割據政權，並不是偶然的，他的寬仁愛敵恰好與各個割據政權後期的統治者驕奢**逸，暴虐黎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孟子說：“仁者無敵”，宋太祖正是這樣的一個無敵者。

五代時期，短短的53年之間，王朝政變頻繁，中原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共有5姓13位君主登台。除五代的更迭外，周邊還存在著吳、南唐、吳越；前蜀、南漢、楚、閩、南平、北漢等十國，各自割據，獨霸一方。連年戰爭，使社會生產受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這樣的形勢下，趙匡胤統一全國順應了民心，符合曆史潮流。隨著戰亂的結束，社會生產恢複了，經濟向前發展，統一顯示了進步的曆史意義。

與統一全國一起使趙匡胤縈繞於心的另一問題是，如何杜絕五代以來的分裂與動亂，如何實現長治久安。建隆二年（公元961）7月，趙匡胤與最重要的謀臣趙普有一次很重要的談話，清楚地表達了如何加強中央集權的思路。趙匡胤問趙普：“自唐朝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趙普回答說：“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方稍奪其權，製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趙普的思路與趙匡胤不謀而合。趙普所指五代以來弊病可歸結為兩點：其一是地方權力大於中央，尾大不掉，其二是軍人權力太大，軍隊左右了國家命運。趙匡胤的施政綱領便以此思路為基礎。

首先，宋太祖在一次宴席之上勸導諸將長保富貴，交出兵權，不要過問政治，在聲色犬馬之中度過餘生。統管禁軍的大將石守信、王審琦等人懾於宋太祖的神武，和平地交出了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接著宋太祖又奪去慕容延釗、韓令坤二人的禁軍職，任命他們分別擔任山南西道和成德節度使。為了集中兵權，趙匡胤又規定，禁軍軍官由皇帝親自任命，隨時予以更換。這樣一來禁軍將領不能擁兵割據，“將不得專其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消除了其他人發動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殿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為禁軍三統帥，互相牽製。而且隻有統兵權而沒有發兵權。樞密院名義上有權調動軍隊，卻沒有統兵權，這樣就使統兵權與發兵權分離，大權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北宋王朝的軍隊建置除禁軍外還有廂兵、鄉兵、藩兵三種，都是地方兵種，實力有限。封疆大吏即使想造反，也明明知道兵力虛弱，遠遠不是禁軍的對手。趙匡胤從軍權抓起，控製了禁軍就根除了產生割據分裂的根源，對於鞏固國家統一，穩定全國政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加強中央集權的又一措施是改革官製，使權力集中。在中央權力機構中仍然設置宰相，使用平章事的名號，但增加了參知政事一職，稱做副相，目的是分割宰相權力。同時規定軍事行政、調動禁軍的事由樞密院掌管，以使樞密院同宰相的政權相互對立。政權與軍權又都直接聽命於皇帝。財政權則歸三司使。負責全國財政支出，號稱“計相”，其地位與宰相、樞密院不相上下，用以牽製宰相，防止宰相一人執掌大權。又設置了樞密副院、三司副使作為樞密使、三司使的助手，以分割其權力，使皇帝更便於指揮。對於地方政權，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唐末五代時，各地節度使割據一方，或兼領數郡，稱之為“支郡”。趙匡胤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每收複一地，都取消文郡，改由中央直接管理。宋代的節度使已成為“無職掌”的虛銜，僅作為一種名號，賜予宗室外戚和罷政出守外地的功臣故老和宰相的榮銜，實際無所統領。宋代地方行政分州、縣兩級，都設有通判，由中央直接派遣，與知州、知縣共同處理州縣行政事務，並監督知州的行動。采用了這個辦法，便使知州、知縣與通判分權而立，互相掣肘，誰都不能專權。

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尾大不掉，與他們擁有財權有直接關係。趙匡胤乾德三年（公元965）下令“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趙匡胤收了地方的財權，藩鎮大吏即使想要造反，也會因為兵無糧草、府無金銀而舉動不得。

趙匡胤結束了五代以來的軍閥割據，重新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成為一代開國聖君載入史冊。但是趙匡胤始料所不及的，他的一係列集權的軍政措施，加強了皇權，削弱了軍隊和使政府官僚化，導致了北宋一代的積貧積弱。兵權過於集中，將不知兵，兵不認將，削弱了戰鬥力。官僚機構重疊，互相牽製，辦事效率極低。北宋長期處於外敵侵擾挨打狀態，最後國破家亡，徽、欽二帝被虜做了亡國奴。南宋朱熹指出：“本朝簽五代藩鎮之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宋太祖高度集權所帶來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