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夢 退回去了廿年

零碎的爆竹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

聽到窗子外麵有一個蒼老的聲音罵道:“……這些猴兒崽子,開的什麽窮心?年過了這多天,還直放麻雷子、二踢角。這年過的有什麽痛快?山東省鬧土匪,直隸鬧蝗蟲,黃河鬧水災,煤、麵全漲錢。這大雜院裏,除了張先生也沒有誰作官,哪裏來的這麽些個容易錢,到了初五六,還直讓小孩子過年?”

最後幾句話,是我驚醒之後聽到的。這時,我正在北京農商部當一名小辦事員,大小是個官。睜著眼睛一看,牆上掛著的月份牌,上麵大書“中華民國八年陽曆二月,陰曆正月”。大雜院裏這位賣切糕的街坊大胡子罵得痛快的時候,也是我該到部的時候了,怎麽還睡覺?於是匆匆起床,將白泥爐子上放的隔夜水壺,倒著漱洗過了。頭上戴了兜頭線帽,圍了一條破氈子舊圍巾兒,鎖門就走。

當個小辦事員的人,決沒錢買大衣。北京這地方又冷,不這麽穿著不行。出得門來,這冷僻胡同裏的積雪,依然堆著尺來厚,腳在雪上踏著,唏唆作響。那西北風像刀割似的迎麵吹過,把人家屋脊上的積雪刮了下來,臨空一卷,卷成個白霧團子,然後向人撲來。任是圍了破氈子,那碎雪還向衣領子裏鑽進來。我雖穿了一件天橋收來的老羊皮,不覺還打了兩個冷戰,鼻子出來的氣,透過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饅頭出籠屜,熱氣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轉帽沿,都讓氣衝濕了。心想,不過為了三十塊錢的薪水,冒了這種風雪去辦公,實在辛苦。

正想著,一輛汽車自身後追了上來,把地麵上的雪爛泥漿,濺了起來,汽車兩邊就飛起了兩排泥雨,濺了我一身的泥點。汽車過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車後身窗子裏望去,一對男女廝摟著,頭擠在一邊。那汽車號碼是自用六零六,巧了,這就是我們總長坐著辦公的車。不用說,車上那個男人是我上司賴大元總長。慢說我一個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車去講理,就算追得上,難道我還敢和總長去辨是非不成?歎了一口氣,隻好挨著人家牆腳,慢慢走到部裏。

我們這農商部,在北京是出名的閑衙門。門口站的那兩個衛警,夾了一枝舊來福步槍在脅下,冷得隻作開步走。我向傳達室一看,那傳達正在走廊下攏白爐子的火。他窗戶上放了一架小鬧鍾,已到十點了。院子裏除了滿地積雪,並無別的象征。那些花木,由雪堆裏撐出枝枝丫丫的樹枝,上麵還堆了積雪,在高屋簷下,一點也不見響動,走廊地上倒有十幾隻小麻雀,見人來了,哄的一聲飛向屋簷上。這不像衙門,倒像座廟了。

我是礦務司第一科的辦事員,直走到東向角落的五進院子,才是我們的辦公處。北屋五大間是司長室,西屋是第一科,科長在外麵一間屋子裏,幾個科員也在那裏列著桌子,我和另一個辦事員同三個錄事,就縮在另一小屋子裏。礦務司有個特別好處,盡管市麵上煤賣到二十多元一噸,大同、石家莊兩處的紅煤,我們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間屋子裏,都把鐵爐子生著火。這年頭雖不像北京飯店有熱汽管子,屋子裏攏“洋爐子”,也就是人間天上了。

掀開棉布簾子進了屋,早是滿座生春。我摘了帽子,解了圍巾,掀簾進了第一科。鐵爐子上放了一把白鐵壺,水沸得正沙沙作響,壺嘴裏向外冒汽。院子裏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進光來。

科長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來得早。這時,在玻璃窗下寫字合上,攤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國演義”,架上老花眼鏡,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給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熱氣騰騰,放在麵前了。陶科長雖然年紀大,爐子裏的火生得太熱,穿來的皮袍大衣,都已掛在衣架上。隻穿了一件存在部裏的舊湖縐棉袍子。

照例,小辦事員和錄事員見了科長,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學校的青年,這個恭維勁兒做不出來。好在是舊曆年,行舊禮罷,因之兩手捧了帽子和圍脖,亂拱了幾個揖,口裏連稱:“科長,新禧新禧!”

陶科長兩手捧下眼鏡,向我點個頭,又去看“劉備三顧茅廬”了。

這屋子裏除了科長,並無第二個人。那邊小屋子是我們自己的園地了。同事們都比我早來了。兩個錄事,已在謄寫公事;另一個錄事和一個小辦事員,在屋角裏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進門,這兩位同事,透著氣味相投,一齊站了起來,拱手道著新禧。

我掛起圍脖和帽子,問另一位辦事員李君:“有什麽公事辦嗎?”

李君道:“沒有什麽公事,司長有一個星期沒交下重要公事了。寫的這兩件公事,是陰曆年前留下來的。”

他口裏說著,眼睛正對了象棋出神。對方來了一個當頭炮,掛角馬,他正在想法解除這個難關,我也就不問他的話了,跟著坐下看棋。

隔壁屋子裏一陣亂,幾位科員來了,全部向陶科長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員範君,態度恭敬。馬褂套著長袍,兩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長麵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長公館去拜過年的。”

陶科長道:“失迎失迎,孩子們鬧著去逛廠甸。”

範科員道:“回頭我又到沈司長家裏去了。沈司長太客氣,留著我在他身後看牌,又是茶葉蛋,又是豬油年糕,隻管拿點心待客,我還替他出主意,不聲不響的和個三番。”

陶科長笑了一笑,似乎想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

立刻這屋子裏熱鬧起來。一位科員佟君,首先放肆著,在報架上將當天的報放在公事桌上,笑問道:“老範啦,八小姐那裏去過沒有?喂!今天晚上好戲有‘打櫻桃’,又有前本‘海慧寺’,包個廂,到小房子裏去約了八小姐來聽戲吧,大家也好見個麵兒。”

範君也拿一份報回到公事桌上去看著,笑道:“談八小姐呢,去年幾乎過不了年。還是老馬好,辦自由戀愛,比我們這在胡同裏胡鬧的人經濟得多,他還是一到部就寫信。”

在他的對麵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員馬君,拿一疊公用信箋放在桌上,抽起一張,信筆瞎寫。其實他不是寫愛情信,是作篇“菊評”,要投到一家小報去登出來,題目是“新春三日觀劇記”。

正在談論著,一位胡君進來了,在屋裏的人都向他道著新禧。他是次長麵前的紅人,雖未能取陶科長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長了。他一麵脫著皮大衣,一麵問道:“科長沒來嗎?”佟君道:“科長早來了,剛出去。”

胡君在衣袋裏取出一枝雪茄,咬了頭子,銜在口裏,就有人擦了一枝火柴,來替他點著煙。他噴了一口煙。用指頭夾了雪茄,高高舉起來笑道:“我告訴諸位一件極有趣的事:我打了這多年的撲克,從來沒有拿過同花順,這次新年,可讓我碰著了。”

在屋子裏的科員,全部哄然一聲。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間,精神抖擻,笑道:“這還不算,最有趣的,同場的人有一個人換到了紅桃子同花,一個人是愛斯富而好,這兩位仁兄拚命的加,一直加到一百多元。還是我告訴他們,不必再拚命,翻開牌來,我是要賀錢的。連贏帶收賀,一牌撈了個小二百元。”說著,口裏銜了雪茄,兩手連拍一陣。

當時陶科長進來了,那些科員不便作聲,隻有這位胡科員來頭大,並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間說笑著。

陶科長笑道:“胡兄如此高興,必有得意之作。”

胡君連笑帶比,又敘了一番。

我們這屋子裏,顯然另是一個階級,那邊盡管笑聲沸天,我們這邊,決不敢應他們一個字的腔。約十分鍾,那位向科長作九十度鞠躬的範君走過我們這邊來。我們也向他恭賀新禧,有的點頭,有的拱手。因為他的階級,究竟還支配不了我們的飯碗,所以並沒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無求於我們,隻是微笑著點了兩點下巴。我有點瞧他不起,借著在桌子抽屜裏找稿件,沒有和他打招呼,他走過我麵前時,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我沒有和他賀新禧的義務,他也就過那邊去了。

這時,那邊屋子,又來了幾位科員,我們這邊,也增加了兩名辦事員。這兩名辦事員,一位是司長的小舅子,年才十八歲,一個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為了春節假後的第一天,也來畫個“到”;另一位是次長的堂叔,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他來是常來的,來了照例不作事,科長向來也沒有交過一件公事給他辦,他卻以堂侄身居次長,隻給他一個起碼官做,十分牢騷,常把他一口的家鄉土話低聲罵人。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麵變紫紅,白色胡須樁子,由紅皮膚裏冒出來,又露出一口長牙,真不大雅觀。

這兩邊屋子裏,大小官員二十餘人,各都坐著一個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箋寫信,或者看報,或者口裏銜了煙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著部裏預備下的香片茶,輕輕地談著麻雀經。其間有兩個比較高明的,卻是拿了報上的材料,議論國內時局。我們這邊兩位錄事,將交下的公事寫完了,到隔壁屋子裏去呈給科長。今天也算打破了紀錄,學著隔壁屋子裏的科員,無事可做,我們也來談談天。

忽然外麵有人喊著:“總長到!總長到!”

立刻我們兩間屋子裏的空氣,都緊張起來。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點兒滋味。到了衙門裏,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著。那科長聽了這話,立刻把老花眼鏡取下,將衣架上馬褂摘來穿起。外麵屋子的茶房打了一個熱手巾把進來,捧給陶科長擦臉。他接過手巾,隨便在臉上摸了兩摸,打開抽屜,取出幾件公事,兩手捧著走了。這次科長離開,我們這兩間屋子裏談話的聲音,雖不比上次那樣高,但胡科員還是神氣十足,談那打撲克的事。

約莫有半小時,陶科長回來了,向大家點頭道:“頭兒走了。說是這兩天沒有什麽要緊的事,下午可以不來,下星期照常。”

大家聽說,哄然一聲,表示歡喜。科長在身上掏出鑰匙,把抽屜鎖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來給他披上。幾位出色的科員,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

科長走了,範君首先高聲叫起來道:“喂!下午來八圈吧?”

佟君道:“不,今兒好戲,小梅和小樓合演霸王別姬。馬上叫人去定兩個座兒。”

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餘為什麽不和楊梅合作?”

大家談笑著戲的消息,一窩蜂地走了。

我們這屋子裏的人,也走了。隻有我和一個李錄事還在那裏,談起了家常來。這李錄事一家五口人,在部裏一月薪水才二十元,說怎麽也不夠過。別人過年,雞鴨魚肉;他到三十晚上,為了借幾斤麵,一直到十點多鍾還在胡同裏跑。錢少、日子太窮,這還不說;也就因為這個,地位低,老看人家臉色。他說,今年能有辦法,就不談;要不然,他就準備把家扔了不管,自個兒遠走高飛,免得天天瞧著妻啼子號。

我聽了他的話,心裏著實為他難過,但是我同他一樣是個小職員,除了空口安慰他幾句之外,也無法可以幫忙。盡管如此,當我們談完了話分手之後,我老覺著有一個疙瘩,總解不了,真擔心他突然走了,一家老小怎樣過活。不想當這晚在燈下一人吃飯的時候,李錄事一頭高興跑進來,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

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為他是把話倒轉來說。讓他坐下,將白爐子邊放的一把紫泥壺,斟了一杯熱茶,放在桌上,笑道:“請喝一點,衝衝寒氣。在這腐敗的政府下,好是做社會上一個寄生蟲。不好卻少不了做一個二十世紀的亡國奴,中山先生在廣東組織革命政府,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我們一塊兒到廣東去罷。呼吸著自由的空氣,哪怕是當一個叫花子呢,總比在這裏強多了。”

李錄事笑道:“我不開玩笑,我真有辦法了,你也有辦法了。”

我坐著,扶起筷子來,他按住我的手道:“我們一塊吃羊肉涮鍋子去。我請你。”我道:“你中了慈善獎券?要不,怎麽半下午工夫,你就有了辦法了呢?”

李錄事笑道:“說起來話長。這事太痛快了。在這裏說出來,怪可惜的。咱們到羊肉館子裏,一吃一喝,爐子邊熱烘烘的,談起來一高興,還可以多喝兩盅。人世幾逢開口笑,走走,別錯過機會。”

我聽他說的這樣有分寸,果然就收拾了碗,和他一路到羊肉館子裏去。

在館子裏找了一個僻靜一點的雅座,要了酒菜,我是等不及他開口,又追著問了。李君因為我不會喝酒,自斟了一杯白幹,一仰脖子喝了。然後手按了酒杯,隔著羊肉鍋子,向我笑道:“人家都說我們總長是個‘癩頭黿’,可是他幾位少爺小姐都是時髦透頂的文明人兒。他二少爺和大小姐有點兒戲迷,你是知道的。”

我說:“這個我倒不知道。我隻聽說,他大少爺會兼差,現在共有三十六個差事。上由國務院,下到直隸省總稅局,他都掛上一個名。二少爺愛玩汽車,一個人有三四輛車子。大小姐喜歡跑天津、上海。二小姐會跳舞,家裏請了一個外國人教彈鋼琴。”

李君笑道:“他們家裏有的是錢,要什麽有什麽,他們就隻喜歡一樣能了事嗎?”

我見羊肉鍋子裏熱氣騰騰,炭火熊熊地映著李君臉上通紅,知道他心裏十分高興,便不攔阻他的話鋒,由他說了下去。他夾了一塊紅白相襯的肥瘦羊肉,送到暖鍋子涮著,眼望了我笑道:“到今日,才知道愛玩也有愛玩兒的好處。我一把胡琴,足拉了二十年,在北京,拉胡琴的人遍地全是,我不敢說好,不過什麽人的腔調,我都能學兩句。去年年底,吳次長家裏堂會,我去拉過一出‘女起解’,巧啦,賴二小姐就在場聽著。她聽人說那個拉胡琴的,就是農商部的錄事,就記下了。今天我由部裏出來,程秘書在馬車上看到我,就把我帶到賴公館去。這位小姐,原是不便和我小錄事請教,拉了二少爺一路,把我叫到內客室問話。二少爺作一個考官的樣子,先口試了一陣,然後拿出胡琴來,讓我拉了兩出戲。二小姐原是坐在一邊監場的,聽久了胡琴,她就嗓子癢癢,我又給她拉了兩出戲,她有幾處使腔不對,我就說:‘二小姐這樣唱得很好;另外有一個唱法,是這樣唱的。’於是我就唱給她聽。她兄妹都高興極了,留著我混了兩三個鍾頭。後來二少爺拿出一張字紙給我看,是總長下的條子,上麵寫著:‘李行時著派在秘書上辦事。’條子是總長的親筆,我認得的。而且二少爺當我的麵,把條子交給程秘書。”

我呀了一聲,笑道:“恭喜恭喜,李秘書!”

他笑道:“還有啦,二小姐讓我一捧場,高興極了,進上房去拿出皮包,順手一掏,就摸出了五張十元鈔票,說是給我當車錢。天爺!我長了三十歲,沒聽說坐車要這麽些個錢。”

我道:“朋友,莫怪我說你眼孔小,賴二小姐有次到上海去吃一個同學的喜酒,卻掛了一輛北寧、津浦、滬寧三路聯運專車。把那趟車錢給你,夠吃一輩子的了。”

李君笑道:“雖然那麽說,可是在我這一方麵,總是一件新鮮事兒。年過窮了,我這幾天正愁著過不過去,這一下子夠咱們樂幾天的了。”他說時,透著高興,右手在鍋子裏夾起羊肉向嘴裏送,左手端起杯子,隻等嘴裏騰出地位來。

我道:“不必喝酒了,吃完了還不到八點鍾,請我聽戲去罷。”

他道:“聽戲算什麽,明日準奉陪。不過今天晚上還另有一件事相煩。二爺說,他九點鍾在德國飯店等我,也許要帶我到一個地方去拉胡琴。”

我道:“你去就是了,這幹我什麽事呢?”

他笑了。映著火爐子的紅光,見他臉上很有點兒紅暈,便道:“我當然願意朋友好,你有什麽非我不可的事,盡管說。”

他笑道:“咱們哥兒倆,沒話不說。德國飯店,全是外國人來來往往的地方,讓我去找人,我有點兒怯。你什麽都不含糊,可不可以送我進去?”

我笑道:“大概不是為這個,今晚上也不請我吃涮鍋子。我沒什麽,陪你去。可是賴二爺見著我,他要問你為什麽帶個人來呢?”

李君道:“我雖沒到過外國館子,我想,總也有個雅座,你送我到雅座門口就行了。”

我看他是真有點兒怯場。人家第一次派這位秘書去辦事,別讓他栽了,於是含笑答應,陪著他吃完了飯,慢慢地走到德國飯店。

在餐館的門口,玻璃架子的外國字招牌,電燈映著雪亮。這雪亮的燈光,更加重李君的膽怯,隻管放慢步子,我便隻好走前了。到了三門,經過存衣室門口,我們既無大衣,也無皮帽,本也不必在這門邊走。我無意中一低頭,地麵上有一線光亮射來。仔細看時,卻是地毯上有一點銀光。相距不遠,我彎腰拾起來一看,心裏卻是一陣亂跳——正是一隻白金鑽石戒指。看那鑽石,大過豌豆,決不下一千元的價值。我下意識地便向衣袋裏塞著,而那隻手還不肯拿出來,我又怕李君看到了,卻趕快走了兩步。這裏是飯廳,角落裏幾位音樂師,正奏著鋼琴、提琴,滿廳幾十張桌子,全坐滿了。我到了這中外人士薈集的地方,總要顧些禮貌,不能闖到人叢裏找人,隻好站了一站。不想這位李秘書比我更怯,竟是複又退回二門去了。我見他不在身邊,把鑽戒又掏出來看了一看,光瑩奪目,定是真的。但我心裏立刻轉了一個念頭,二十來歲的青年,難道就讓這一樣東西,玷汙了我的清白嗎?我決定宣布出來。見有一個茶房經過,便道:“喂!我撿著了一點東西,你們顧客裏麵,有人尋找失物的嗎?”

那茶房向我周身看看,見我穿件灰布老羊皮,便淡淡地問道:“你撿著什麽?”

我說:“我怎麽能宣布呢?若宣布出來了,全座吃飯的人,有一大半會是失主。”

那茶房聽我的話不受聽,徑自走了。

我躊躇了一會,覺著所站的地方,雖與食堂隔了一座大玻璃門,究竟是來往孔道,隻好又向外走。口裏自言自語地道:“我登報找失主罷。這筆廣告費,不怕失主不承認。”

身後忽然有人輕輕地道:“先生,你撿著一樣貴重的東西嗎?”

我看時,是一位穿西裝的漢子,脅下夾了一個大皮包。我點點頭道:“是的,我撿了一樣東西。失主若說對了,當了公證人或者警察,我就把東西還他。”

說到這裏,又進了二門藏衣室門口,李君迎上來道:“老張,怎麽不帶我進去?”他說時,在袋裏掏出一方新製的白手絹隻管擦臉上的汗。

我笑道:“我的怯兄,你……”

那西裝人道:“嗬!李秘書,你來了,二爺正讓我找你呢。”

李君這才放出笑容,替我介紹著這是賴公館的二爺跟前胡爺。我這才曉得他是一個聽差,竟比我們闊多了。

胡聽差笑道:“哈哈,都是自己人。我剛才聽到張先生向茶房打招呼撿著東西,我就跟了來的。張先生撿著的東西,是不是很小的玩意兒?”

我道:“胡爺,對不起,我不能宣布是什麽。不過,我可告訴一點消息,是很貴重的。要是不貴重,我也不必有這一番做作了。”

胡聽差笑道:“那準對,好了,好了,可輕了我一場累。請你二位等一會兒。”說畢,也就走了。

不一會工夫,他由裏麵笑嘻嘻的出來,向我兩人招著手道:“二爺請你二位進去說話。”

於是他在前引路,我們隨後跟著,在食堂左角,一間小屋子裏,見賴大元的二少爺、二小姐,和另外一對男女在吃大菜,屋子門口,還樹起了一架四折綠綢屏風,外麵看不到裏麵的。

賴二爺坐在大餐桌的上首,麵對了屏風。我一進門,就先接近了他。他穿了一套紫呢西服,頭發油刷得像烏緞子一樣,隻他那下闊上尖的窩窩頭麵孔,有點兒不襯。他左手拿叉,右手拿刀,正在切盤子裏的牛排,卻回轉臉來,將刀尖指著我問了那聽差道:“就是他撿著東西?”

我看他這種樣子,先有三分不順眼,就站在屏風角不作聲。

胡聽差道:“張先生,這是我們二爺。”

李君站在我的身後,也輕輕的叫了一聲二爺、二小姐,不知不覺的微鞠了一個躬。

賴二爺又向我望了一望,問道:“你拾著了什麽?”

我道:“二爺,對不起,我不能先說。”

左首坐的一個綠色西裝少年,雪白的長方麵孔,有些像某票友,挨了二小姐坐著。他點了頭道:“對的,二爺,我們得先說出來。”賴二爺將叉子叉了一塊牛排,塞到嘴裏去咀嚼著,然後把叉子指著我道:“我丟了一個白金鑽石戒指,戒指裏麵,刻了有KLK三個英文字母,你說對不對?”

我道:“不錯,拾著一個鑽石戒指。不過有沒有三個英文字母,我還不知道,等我拿出來看。”於是在衣袋裏把戒指掏出來,在燈光下照了一照,果然有那麽三個字母。

賴二爺不等我說什麽,在衣袋裏掏出一隻綠綢錦盒來,放在桌子上,笑道:“你看看是這盒子裝的?”

我拿起盒子來,掀開盒子蓋,裏麵藍絨裏子有個凹的印子,把戒指放下去,恰好相合。因道:“對了,賴先生,這戒指是你的,你拿去罷。你是體麵人,我信得過你,不用另找人來證明了。”我把盒子遞在他手上,轉身就要走。賴二爺站起身來,將刀子點了我道:“你說,你要多少報酬?實對你說,我這戒指隻值三千塊錢,不算什麽。不過,我是送這位高小姐的。”說著,向在座的一位紅衣女郎點頭笑了一笑。接著道:“尋回來了,完了我一個心願,我很高興,願意謝你一下。”

我道:“東西是賴先生的,交給賴先生就算完了,我不要報酬。”

賴二爺指著胡聽差道:“你把他拉著,我這就……”說時,放下刀叉,在衣袋裏取出支票簿和自來水筆,就站在桌角邊彎腰開了一張英文支票,撕下來交給胡聽差道:“你給他,這是一千塊錢的支票。今天的日期,明天銀行一開門,他就可以去拿。”

我道:“賴先生,你不用客氣。假使我要圖你一千塊錢,我拿這戒指去換了,不更會多得一些錢嗎?”

賴二爺伸手搔了幾搔頭發,向我周身看看,沉吟著道:“看你這樣子,光景也不會好。”

那個穿紅衣服的女郎微笑道:“他不要錢,你應當明白他的用意。”

賴二爺點點頭道:“是了是了。”

將一個食指點了我道:“你姓什麽?幹什麽的?進過學校沒有?”

我看他這樣子,自覺頭發縫裏有點出火。

二小姐大概是多喝了一點酒,臉紅紅的,斜靠了那個像票友的男子坐著,微斜了眼道:“二哥,你這點馬虎勁兒太像爸爸。剛才小胡不是說了,他姓張,也在部裏當個小辦事員嗎?”

賴二爺嗬了一聲。見胡聽差手上還拿了那張一千元的支票,因道:“那麽,那一千塊錢你去兌了罷。江蘇王鴻記裁縫和高小姐作的幾件衣服,都很好。七百塊錢,算衣料手工。另外三百塊錢賞給那個作衣服的夥計算酒錢。”

胡聽差答應了一聲是。

賴二爺道:“嗬!李秘書怎麽來了?”

李君向前一步,哈了一哈腰兒。

二小姐笑道:“二哥,你看,你什麽事這樣神魂顛倒的?你不是叫他來一路到高小姐家裏吊嗓子去嗎?”

賴二爺笑道:“我這樣說了嗎?現在我們要到北京飯店去跳舞,這事不談了。可是我沒有一定的主張。小胡,你那裏拿拾塊錢出來,帶他們去吃小館兒。”

我聽了這話,不用他多說,我先走了。

出大門不多遠,李君追了上來,一路叫著:“老張,老張!”我停住腳問時,他道:“你這人是怎麽了?你臨走也不向二爺告辭一聲?”

我笑道:“我退還了他三千塊錢的東西,他沒有說一聲請坐,不是拿刀子點著我,就是把叉子指著我。我並非他家的奴才,怎樣能受這種侮辱?”

我很興奮地說著,說了之後,又有一點後悔,這話透著有一點諷刺李君。他倒不在意,承他的好意,替我雇了一乘人力車,把車錢也付了,送我回家。

次日早上到部,坐不多久,忽然陶科長以下,一大批人擁到屋子裏來,我倒嚇了一跳,立刻站起身來。

陶科長滿臉欣慕的樣子,向我拱拱手笑道:“張先生,電話,總長夫人打來的。”

我愕然道:“什麽?總長夫人打電話給我?”

科長道:“你快去接電話罷,總長夫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我見他如此鄭重的報告,不能不信,便到外麵屋子來接電話。我剛才拿了電話機,放到耳朵邊,隻“喂”了一聲,那邊一個操南方官話的婦人聲音,就一連串地問了我的姓名、職業。接著道:“我是賴夫人,昨晚上我們二少爺、二小姐回來說,你撿了鑽石戒指歸還原主,你這人不錯。二爺說,要提拔你一下,給你一個好些的差事。我已經和總長說了,也派你在秘書上辦事,照薦任秘書支薪水。以後要好好的辦事,知道嗎?”

我真沒想到總長夫人會在半天雲裏撒下這一段好消息。我既高興,又因久聞賴老虎的威名,不覺喜懼交集,什麽答複不出。幹了幾個月官,這算也學到了小官對大官那種儀節,半彎了腰,對著電話機子,連說:“是是……是是……”

最後那邊又說道:“沒話了,你好好幹罷。”電話便掛上了。

我放下電話耳機,才知道環在我身後,站了一圈人。我平常自負三分傲骨,現在接著夫人的電話,我就這樣手腳無措,心裏一慚愧,不免臉上跟著紅暈了起來。可是這些人毫不覺得我這態度是不對的,一齊笑嘻嘻地望著我。

陶科長問道:“原來賴夫人認識張先生!”

我笑道:“實在不認識。夫人說,把我調到秘書上辦事,先通知我一聲。”

陶科長立刻向我拱了幾下手道:“恭喜恭喜!”

陶科長一說恭喜,全科人一齊圍著我恭喜。那範科員握住我的手道:“張兄,我早就說過,翻過年來,你氣色太好,今年一定要交好運,我的話如何?”

我心想,我並沒有聽到你這樣對我說過。但我在高興之時,口裏也就說著:“果然果然。”

範君笑道:“既然如此,要請客才對。”

我還不曾答應,那位胡科員叫道:“不,不,我們公宴。”

我笑道:“各位且慢替我高興,雖然賴夫人有了這樣一個電話,可是在總長的條子沒有下來以前,還得等一等。”

陶科長也道:“等什麽呢?賴夫人一句話,等於賴總長下過十張條子。”於是全科人都笑了。

不到一小時,賴總長也來了。陶科長上去回了公事,再回科來,老遠地就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條子已經下來了。我們這科,大概是交了運,不但是張先生發表了秘書上辦事,這裏的李先生也同時發表了。一日之間,我們這裏有兩個人破格任用,大可慶祝,我請客,我請客。尤其是張先生這個職務是夫人提拔的,非同等閑。不用說,一兩月後,就可以升任正式秘書了。”

我見全科人恭維我,窮小子走進了鏡子店,隻覺滿眼是窮小子,忘了我自己。

不一會李君來了,自然又是一陣亂。

下午散值以後,陶科長和同事們沒等我和李君回家,就把我們拖到東安市場的廣東館子吃邊爐。

八時以後,滿街燈火,坐著人力車回家。可是一進大雜院,我就有一個新感想,身為農商部秘書上辦事,每日和總次長接近,叫我回家來,同賣切糕的、王裁縫、李鞋匠一塊兒打夥兒,這透著不成話。同事知道了,豈不要訕笑我?趕快找房子搬家。

黑暗中王裁縫叫道:“張先生回來了,恭喜呀!”

我高聲道:“你們知道我當秘書了?我告訴你們,天下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我不能永久倒黴。許多人想走賴夫人這條路子,花錢受氣,總走不通,你瞧,我這裏可是肥豬拱廟門,她自來。喂!罪過,怎好把賴夫人比肥豬?”我得意忘形,見屋子裏點了燈,也忘了門鎖過沒有,一腳把門踢開,笑道:“秘書回來了,賴夫人身邊……”

我話未了,隻見死去的祖父拿了馬鞭,我父親拿了板子,還有教我念通了國文的蕭老先生拿了戒尺,一齊站在屋裏。

我祖父喝道:“我家屢世清白,人號義門,你今天作了裙帶官,辱沒先人,辜負師傅,不自愧死,還得意洋洋。你說,你該打多少?”

我慌了,我記起了兒時的舊禮教家庭,不覺雙膝跪下。

我父親喝道:“打死他罷。”那蕭先生就舉手在我頭頂一戒尺,我周身冷汗直淋,昏然躺下。……哈哈!當然沒有這回事,讀者先生,你別為我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