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岩波先生新作《地下交通站》

由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的《地下交通站》，是著名作家岩波先生的第十三部長篇小說。

看著書名，第一次對岩波作家的小說未讀先疑——第一，小說離不開人物，人物離不開性格，從事地下工作的人物應該是多麵性格，或者是在他的行為表現中要帶有“演員角色”的成分。這樣複雜、多元的人物性格，你該怎樣表現呀？第二，建國以後，反映中國共產黨員戰鬥在敵人心髒忍辱負重出生入死的文學作品已經各領**，近幾年的“諜劇”也被影視明星們飾演的出神入化，你怎麽能再創新、突破？第三，華北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之一，抗日故事和英雄的原型，被前輩作家們挖掘、表現的差不多了，你還能有“米”做“炊”麽？

如果說，以上這些疑問是一團迷霧，那麽，拜讀的過程，就是迷霧逐漸消散的過程。

開卷，從“題記”領悟到作家的創作初衷。題記引用了恩格斯關於曆史唯物主義的“合力說”，“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誌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誌由於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一個總的結果，即曆史事實。”作家就向讀者表明了“尊重那段曆史事實”的創作初衷。

《地下交通站》描述的是天津及其華北民眾在國難當頭時抗擊日本侵略者、不當亡國奴的共同理念和行動，既有國、共兩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浴血奮戰及其地下工作者深入敵穴的裏應外合，也有普通百姓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抗戰，還有偽政、偽警人員的良心驅使，還有青紅幫、下九流之輩的血統使然。更值得點讚的是，直書國民黨正麵抗戰及其城市隱蔽戰線的曆史事實，是以往文學作品筆鋒不曾觸及的。所以《地下交通站》是當時整個中華民族合力抗戰的客觀真實寫照，作家擔當了“小說還原曆史”的大任。讀者仿佛傾聽一位親曆者娓娓道來，在傾聽的過程中了解了津門社會各界民眾凡是中國人的共同良心、抗戰到底的決心，尤其是當時大學生們，不管屬於哪個黨派，都發揮年輕、知識的雙重優勢，融入全民抗戰的洪流中，同仇敵愾，奉獻出聰明才智乃至生命。

讀到接近尾聲，迷霧散盡，感慨澎湃。此《地下交通站》非以往的地下交通站。以往的以抗戰為題材的反映我黨地下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戰鬥在敵人心髒的可歌可泣故事的小說，都是共產黨員在黨組織嚴密領導下進行工作的，敵我陣線分明，非紅即黑，即便是那些表麵上應付日、偽而實際上為抗日奔走的“紅心白蘿卜”，讀者也一目了然。岩波先生的《地下交通站》不然，當是第一部描寫、歌頌中國各界全民抗戰、各界都有抗戰故事的小說。這是岩波先生對自己創作生涯的突破，是同類題材小說的創新發展。作家通過《地下交通站》，對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從日寇入侵中國以及中國人民抗戰的“曆史事實”做出了還原、恢複。起初有包括黨派、團體、個人的“許多單個的意誌”，不同黨派根據自己的意誌做出對抗戰局勢的分析、前途的判斷、方針政策策略的選擇以及踐行，在抗戰的進程中大浪淘沙，“曆史結果”歸屬於創造曆史的人民群眾。

《地下交通站》即是岩波先生對自己創作生涯的突破，再一次脫穎，又是在本世紀初創作同類題材小說的標新，一個新亮點。

一、《地下交通站》突破和標新的表現，在於“新角度”的選取。從三個角度可以印證。

一個角度是沒有以往文學作品那樣把日寇的燒殺搶掠重筆濃墨，而是將日寇以“顧問”的身份對天津（實際是日本“以華製華”的總方針）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的全麵滲透、幹預乃至控製，目標就是實現他們的侵略目的，在“大東亞共榮”的幌子下征服亞洲。侵略者的這種手段，比三光政策亡我之國更危險。

另一個角度是挖掘了在日方以“顧問”名義下控製的官居天津各界人物在抗日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行為，他們在亂世求生存，有些行為可能有悖常理，但上升到人性層麵，他們尚有國人的良知，人之初的本善。《地下交通站》以文學形式印證了一個世界性的理論真理，即當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候，階級矛盾相應下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打敗日本侵略者。

再一個角度是普通民眾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態度。他們起初未曾有什麽“組織”領導，也沒接受過什麽理論性的教育，但在他們與生俱來的或者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家”、“國”理念，也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信仰，國難當頭辨忠奸，我以我血寫軒轅，表現出民族大義，展現了炎黃風骨。其中精英以後或加入國民黨堅持抗戰，或與代表中國革命進程主流方向的中國共產黨靠攏在一起，與全國人民一道迎接抗戰勝利，慶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也印證了一個曆史事實——一百多年來多少西方列強妄圖侵占中國都沒有成功，何來？那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獨立於世界之林的決心、能力和不畏列強、不怕犧牲的民族精神。

岩波先生雖然在“後記”中說，《地下交通站》“不是紀實文學”，但是筆者認為，他由於哲學碩士專業的優勢，豐富的閱曆，熟悉中華古今曆史，也由於他為人民群眾代言的作家高度的責任感，才容易被主人公原型感動下迸發出創作靈感和動力。為此，他又翻閱了全部天津地方誌史，把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輸入大腦加工產，進行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判斷推理，用“心”創作了這部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文學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