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戰夏陽》：無關的有關

《戰夏陽》簡體版序

那是一次長途飛行，從台灣到南非境內的巴布那紮那——一個種族隔離政策之下似國非國、名之曰homeland的地方。航程甚遠，我隨身攜帶的書很快就看完了，隻好翻閱機上雜誌。不料卻頗有幾篇耐讀有味之文。其中一篇是一位名叫Michael（可惜忘了他的姓氏）的小說家的答客問，俗稱QA者也。裏麵有幾句話，令人低徊不已。這位Michael說：驅動（drive）我寫小說的，是尋找事物之間因果關係的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彼此沒有關係的事物。除了Michael，我隻記得relevance、irrelevant這兩個鮮明對立的概念。

彼此無關的事物是如何有關的？這個問題在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打動了我。日後將近三十年，我一直很後悔當時沒把那本機上雜誌順進隨身行囊之中，而我對自己的記憶力又信心太過，以至於到如今怎麽也想不起啟迪我寫小說或者說故事的那位同行究竟是誰？或者至少可以如何尋覓出一點蹤跡？

然而，無關的有關這一組辯證的語詞畢竟在我創作的認知裏紮下了根腳，那機上雜誌的反光紙頁與英文關鍵字的印刷字形偶爾會被喚起，閃爍著微小而鮮明的影響。比方說：有一次我在錄製電視節目《縱橫書海》的時候，和我的來賓蔡康永說起John Donne的No man is an island.

John Donne原作中有兩句極其知名：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沒有這兩句，海明威的《戰地鍾聲》大約不知如何命名，因為由此順勢而下，全詩的精神才抖擻出：

Terefore,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而我清楚地記得，在電視公司化妝間集合燈泡的照耀下，蔡康永嫵媚地看著鏡中的自己，說：“你不覺得明明無關的人、明明無關的事，其實就是一體的嗎？”

我和即將在節目中錄像對話的來賓究竟怎麽說起John Donne的？我也不記得了，但是他的話在一瞬間為我翻開了那本許久之前讀過的機上雜誌。而我確信：Michael某某所昭示於我的（甚至未必是他的本意），與觸動蔡康永的偉大襟懷可能完全不同，我的感動則來自於對小說手段的另一層體認：猶如“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境界；小說這種迷人的文類之所以迷人的原因，會不會是說故事的人在陽光底下發明了新鮮事——他創造了無關的有關。

製作和主持電視節目的日子前後四年，其間我隻出版了兩本小說——《我妹妹》（1993）和《沒人寫信給上校》（1994）。

《我妹妹》日後重印（2008）時，我曾經在新版序中敘述過這本書當年的寫作情由。其中比較特殊之處，是我依照隨手寫下的十一個篇目作為推進情節、展開敘述的依據。換言之：我還不知道要寫什麽，但是我捏造了十一個關鍵詞句：《我的禮物》、《嘔吐》、《新人類女士》、《初戀》、《她的禁忌》、《關於治療》、《我們剩下軀殼》等等。至於要用什麽故事去充填這些篇目？隻有寫作的當下才開始知道。在沒有電腦、沒有電郵，一切還是以紙筆對付記憶與想象的曆史時代，我花了二十六天，趕在赴墨西哥出外景當天、登機的前一刻，把稿子丟給郵局快遞窗口。讓原本的確無關的字句，為我打造了一個活生生的妹妹，她四月十四號誕生，牡羊座。

這一寫作實驗在《春燈公子》、《戰夏陽》、《一葉秋》和《島國之冬》係列作品原初構想之際也發揮了作用。那一天，我因行車違規、被迫在監理所的教室裏聽一種對人類智商和情懷極盡侮蔑之能事的課程。百無聊賴之下，隻好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將即目所見、傾耳所聞、隨念所轉的諸般片段拚湊成任何東西，並用監理所提供的紙筆塗鴉。有速寫圖畫，有敘述語句，有聽課筆錄，也有簡單甚或無稽的心得觀點，總之就是信手塗鴉。

在那堪稱被強製禁閉的幾個小時之中，我時而想象自己是古代被囚禁於地牢之中書寫筆記的士君子之徒。這種牢籠中人不會有什麽強大的意趣或興味寫小說；這種人隻想掌握自己說話的權力，或者隻想測試自己言談的自由。即使他有故事可講，也會由於形式上的禁錮而讓書寫成為自我意誌的延伸，他會放棄瑣屑的技藝，未必在乎結構的美學。他會拋開那些穿插藏閃、草蛇灰線的布局方法，他會直截了當、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稱一切。

當是時，《春燈公子》和《戰夏陽》所有的內容都已經完成，隻不過還沒有被分別歸屬於這兩個成書的標題之下。我之所以寫出這些東西，完全是為了每天下午廣播節目說書單元之所需。

以廣播說書，昔年並不罕見，到上世紀末我開始做節目的時候，以台北或台灣為範圍而言，卻可以說得上是獨樹一幟了。節目初開，我說《城邦暴力團》，終篇之後又持續說了十幾年，每周五講，每講一小時。前後近二十年間，《水滸》、《西遊》、《三國》、《聊齋》、《封神》等大名著固無遺珠，即使像《三言》、《二拍》、《七俠五義》、《小五義》、《東周列國誌》也不曾放過。

其間還有四年多的時間，則是每天黎明即起，寫一篇大約四千字上下的掌故軼聞，當天下午便在節目中說過，之後歸檔。我一向沒有把這些電腦文檔裏命名為“大書場”的稿子當作“小說”看待。直到在監理所聽某某講師講授交通安全與煞車係統的檢測原則那天，我看著桌麵上蕪雜淩亂的字句和圖畫，忽然意識到：那些不被我視為與小說有關的文本，為什麽與小說無關？比方說：我的廣播說書稿。

也許是當天晚上，也許是第二天一早，我慌張地在文檔中尋覓幾年來無數篇“一次性”、“日拋式”的稿子，仿佛稍晚一刻，它們即將消失。我重新讀著那些隨著無線電波消散在空氣中的故事，也回味著播音時特意打造的氣口聲腔。麵對著上百萬字從未整理收拾的散稿，我竟然有一種負疚之感。其中一篇廣播稿的某個段落，寫的是明、清易鼎之際，吳三桂所統領的一支部隊正處於進退維穀的窘境，猶疑於投靠李自成或是滿清的兩可兩不可之間。此文收錄於《戰夏陽》時更錄其題為《薄幸平生唯反複——從山海關之役看吳三桂》，有一段內容，我原本是這樣寫的：

吳三桂在西沙河驛遇上了個道士。那道士愁眉苦臉地跪坐在一間破廟門口，見大將軍儀仗到了也不回避。吳三桂心實異之，看那道士一張簟席，一隻泥壚，正在烤火取暖。道士一抬頭，忽然笑道：“將軍請坐。”吳三桂甲胄在身，不方便立刻坐下，遲疑間聽那道士又說：“將軍是挨著簀（賊）坐呢？還是挨著壚（虜）坐呢？”吳三桂一聽就明白了，上前一揖，問道：“確乎是兩難，雲駕以為如何呢？”道士接著說：“以簀撲壚，火勢越盛；以壚焚簀，頃刻間灰飛煙滅矣！”這道士的傳說似乎荒誕無稽，但是頗有深意——道士的話裏隱含的玄機是：無論投靠哪一邊，都不具備道德的正當性。而道德評價卻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奪的。吳三桂最後的考量顯然是選擇偎大邊而已——一個以軍事行動之成敗為唯一考量的決定。

這一段看起來頗有些明、清說部裏神秘僧道氣息的段子當然是我信手捏造的，可是緊接著——應該是為了加強這荒唐故事的可信性罷——我又板起臉來引經據典：

吳三桂知道自己可能要背上千古的罵名嗎？知道又如何？當年幫助趙匡胤打天下的大將曹彬就被耍過；趙匡胤原先允諾諸將，平定江南之後班師回朝，大將封相，結果這事“黃”了，賞賜了大筆金銀，趙匡胤還說：“如今平定了江南就封相，那將來再平定了河東之後，我拿什麽封你們？皇位嗎？”曹彬的感慨是：“做官不就是為了錢嗎？有了錢，幹嘛一定要封相呢？”吳三桂也許聽說過曹彬的感慨，隻不過曹彬願意被政治領袖玩很多把，吳三桂則選擇了自己玩。

這一段的文字不是現代小說家的文字，而是站在任何一個人群聚集之處、扯開喉嚨、旁若無人的“街談巷議”者的家常。特別是“結果這事‘黃’了”以及“隻不過曹彬願意被政治人物玩很多把”這兩句，置之於口語之中，略無尷尬，可是行之於文本間，反而容易讓人有不明就裏的疑惑。

然而我知道：這正是我在寫廣播稿的時候所浸潤的一種語感，那是說書人和他的聽眾之間相互應和的契約文字。與現代小說的情境設計無關，卻是我們久違了的一種小說書寫。我在那一刻，不由得想起費盡心力用男女肉體關係描述煞車係統之緊密無間的那位講師。他的譬喻很俗爛，但是我一聽就明白了碟式煞車和鼓式煞車的同異之處。

說得更仔細些，是那些費盡心機的交通安全專家講師給了我一個格外有趣的啟示：要讓根本不想聽課的交通違規人於受罰之外還真有些知見上的長進，得在喚起聽者之專注這件事上別有用心、另辟蹊徑。

那麽，寫小說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我有沒有寫給“不想看小說的人”的時候？還有，那些每天打開收音機聽我廣播說書的人，即使愛聽說書人講“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講得天花亂墜，卻未必隻能欣賞現代小說的慣性腔調。而“寫（讀）慣了”現代小說的人恐怕也會認為：在敘述故事之間插入些道德教訓或知識、議論，或者運用一些當下口頭的庶民常言，應該是破壞文本敘述嚴整性的敗筆罷？

換言之：早在我心頭暗暗潛伏著的、關於“現代小說應該如何如何”、“廣播說書應該如何如何”那般涇渭分明的成見，這樣的成見顯然已經硬化成寫作時毫不自覺的構思與選字習慣了。比方說，若是寫作現代小說，我就絕對不會在敘事中夾一段：“這一下連徐霞客都登場了，豈能不岔嘴閑說幾句徐霞客的事？”（《戰夏陽·劍仙》）。同樣地，若是寫廣播說書稿，我也絕對不會寫出這樣的句子：“我想：拉小提琴那幾年的熬練對我妹妹或許有些微妙的影響，她的意識底層因之而醞釀出一種對結構、秩序和準確性的要求；相對地，也因不耐於這種種要求的鞭笞而渴望自由。”（《我妹妹·關於治療》）

然則，我在這時追問自己：不愛讀現代小說的人（一如不愛上交通安全課的違規者）會不會一不小心因為書場的氣口聲腔而津津有味地聽起了、也記得了故事——我的確認為課堂上的人對老掉牙的葷笑話和踩一腳就完事的煞車係統都未必那麽有興趣，可是連結起這兩者的話術卻無比迷人。

於是我開始把那些廣播稿一一分門別類，它們最初的來曆或恐都是民間，而後經由文人書寫者重述，經由重述，有些還夾藏了特殊的社會觀或世界觀；有些則與書寫者自身的經曆或情感綰結成別具懷抱的寓言；還有的孤零不見首尾，必須和其他的情節相互比附拚湊，而呈顯出較為完整的意義；也有的會喚起我這樣一個多嘴的說書人添加些許枝葉，或為勾稽曆史背景，或為闡明人物源流，或為比對時空變貌差異，總之不免踵事增華。

由於收羅在《春燈公子》之中的篇章幾乎都有相當鮮明的民間色彩，而且大致上還維持著純粹呈現故事原貌的情味，是以到了《戰夏陽》，我便作了比較全麵的調整。首先，一如原作在台繁體字初版時封底編者所按之語：

（作者）將關注的視角從廣袤幽邃的江湖林野、眾聲喧嘩的市井書肆進一步聚焦到廟堂之上，說的笑的皆是古代官場與科場的怪狀、醜態，也呈現了近代中國知識和權力的複雜光譜，同時拋出一個問題：小說家與史家，究竟何者是對方的倒錯？

末了這個問題是不會有答案的——問題本身抹去“究竟何者”就是答案。《戰夏陽》以作者與夜訪書齋的司馬子長之對答（看來有如代序之文）開篇，另收十一篇文字，通書都是故事，然而沒有一篇不像雜談，也沒有一篇具備現代小說之故貌。不像小說的地方尚不止於此，在這十一篇文字之間，還有十篇短文，其作用不過是將前一篇與後一篇文字用種種光怪陸離之手段串連起來。我所假想的情況是，有那麽一位讀者，本意就是想讀完《戰夏陽》中的某一篇，未料他往下瞥了一眼那短文，竟然發現：此篇並未完遂，因為那短文就像是撓鉤一樣，往下一搭搭將過去，明明沒有一點關係的兩個故事居然有著緊密的聯係。老實說，這伎倆不是我的本事，我是從交通安全課堂上跟那些講師們學來的。

此外，細心的讀者也可能注意到：《戰夏陽》中每一篇的標題也不像是小說，姑且這麽說：篇目都用了一個較短的、象征性的句子作為“主題”，再用另一個較長的、說明性的句子作為“副題”；這個做法也與一般的小說大異其趣，明眼人反而會覺得它像是學報裏常見的論文題目。下這樣的標題是作者的secret pleasure，至於要問我：其樂何在？曰：盡量讓打開這一本書的讀者沒提防這是一部小說。就如同我們不會預期在交通安全的課堂上居然聽到那麽多有益於駕駛汽車、保養汽車、維修汽車的葷段子，沒有預期，正是因為沒有提防。這也是無關而有關；小說妙趣之處，往往在那裏。